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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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苏东坡有诗：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

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

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

“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

”杨绛回答得很干脆：

“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

“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

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

她的保姆吴女士说：

“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

”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

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

“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

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

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

“活那么久太苦。

”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

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

“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

“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

”朱虹说：

“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

”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

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

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

“《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

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

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

朋友笑说：

‘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

’我很嫌恶。

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

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

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

”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

“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

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

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

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

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

”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

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

她与钱锺书都晕船。

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

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

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

他说：

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写喜剧：

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

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

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

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

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

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

杨绛大怒，喝道：

“岂有此理!

”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

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

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

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

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

“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

”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

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

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

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

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

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

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

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

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

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

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

“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

”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

“叫杨绛吧!

”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

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

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做翻译：

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

“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

”郑土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

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

“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

”杨绛后来回忆道：

“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

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

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

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

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

“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

”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

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

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

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

“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

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

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3个“年轻人”：

朱虹、徐育新、杨耀民。

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

“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

”朱虹记得：

“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

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

”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

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

“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

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

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

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

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

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

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

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

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董衡巽（音同迅）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

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

‘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

’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

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