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docx

1、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

2、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

3、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

4、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 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

5、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

6、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

7、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

8、，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

9、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

10、，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

11、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

12、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 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

13、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

14、意研究文学”。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3个“年轻人”：朱虹、徐育新、杨耀民。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朱虹记得：“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

15、，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

16、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董衡巽(音同迅)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