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流外永生30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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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流外永生3000字

在激流外永生_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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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

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

张中行先生走了。

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

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

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

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

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

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

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

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

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

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

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

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

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

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

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

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

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

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

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

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

……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

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

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

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

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

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

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

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

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

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

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

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

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

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

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

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

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

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

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

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

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

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

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

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

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

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

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

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

《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

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

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

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

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

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

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

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

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

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

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

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

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

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

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

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

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

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侵权官司化解了！

有谁知道，那么多年他生活在余永泽的阴影里，落后、阴私、丑陋，笼罩着他的行迹，加大了坎坷，加深了沟坡，使他的人生更为艰难，更为曲折，然而，九死一生，挣脱磨难的他却淡然一笑，一笑了之，这是何等难得的宽怀！

如今，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大化到另一个天地去了。

杨沫也早就先他而去，离开了尘世。

一场笔墨恩怨已成为红尘往事，提起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了。

我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起了这么一段话，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写给蒲松龄的，却在蒲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见地：

一个作家在世时，他的地位决定作品的地位；一个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决定他的地位。

我无意抵毁杨沫，却更敬重张中行先生，虽然他一生没有进入时局的激流，也没有进入文学的激流，但我认为，正由于如此，他才会获得永生。

我以此追念张中行先生。

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