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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论文

李鸿章论文

　　《李鸿章全集》漏收李鸿章序文一则关键词：

日本；国史纪事本末；李鸿章序日本《��史�o事本末》一书，青山延光编，该书共有两篇序，一篇是编者自序，另一篇是李鸿章为之作序，而桐城吴汝纶先生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及顾廷龙和戴逸新编的《李鸿章全集》两本书里均没收这篇序，本文拟将李鸿章写这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研究《��史�o事本末》中的李鸿章写的序。

　　一、《国史纪事本末・序》原文国史纪事本末・序史之作也，编年以知世，纪传以知人。

　　所为欲知世与人者，将以治事也。

　　一事而分诸数年或数十百年，一事而分纪与传，又分数传，观之弗能备也，其于古今是非、得失、成败之故不能以审，则亦奚以鉴诫而决然于所行？

予尝论以为：

史之有编年、纪传出于《春秋》，史之有书、志出于《尚书》，若《河渠书》、《地理志》之本《禹贡》，《五行志》之本《洪范》，《百官志》之本《立政》、《周官》，皆《尚书》中之一体，其全书类乎《尚书》。

　　括史志之要，合纪传而会而通之者，则莫如纪事本末。

　　纪事者以事为主，不专系乎人，不论时之远近，举凡事之散见纪传与他书者，类聚而备书之，综括而条贯之，创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宋元迄明递相纂述，学者便焉。

　　日本青山博士尝总裁校勘国史，复纂《纪事本末》一书，可谓勤而知要者矣。

　　顾袁氏之书虽依《通鉴》，而事则分代为纪，其书较易。

　　日本之纪，百王一姓，年代攸邈，其书较难。

　　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纪传，自其国神武开基，迄于近代，二千余年，神功之武，显宗之仁，天智之中兴，大宝、元明、元正之治，以及大津、押胜、道境之变乱，出羽、虾夷之叛服，平、源臣族之专横，莫不考其治乱之迹，推其致治致乱之由。

　　而且纪游幸则陈荒嬉之戒，纪好佛则识僧徒之乱，纪刑法则著宽弛之讥，纪外戚则述废立之祸，至于吏治、兵政盛衰，文学兴废，民政源流，纲举目张，劝戒并列。

　　予昔观《日本史》纪传，疑其志体未备。

　　今读是书，诚足以得纪传之贯穿，而补史志之缺略矣。

　　海表诸邦莫不有史，求其体裁完备而文笔粹美者，则莫如日本。

　　盖与中华同处一洲，自通使隋、唐，崇尚儒术、推尊孔子，庠序之间经史灿列，渐摩既久，人才奋兴，故其国史记虽经苏我、虾夷之焚劫，而访之耆儒，稽之故籍，犹得藉以纂成全史，撮其精华，备纪本末，使后之治事者，如断狱之有律、令、格、式焉。

　　观书中纪其国历朝崇文之盛，尤不禁为之神往也。

　　博士子勇剞劂既竣，奉其书，介公使森君贻予，因诺其请，为之序。

　　大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十月既望，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合肥李鸿章撰。

　　二、序文写作背景1875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舰队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

　　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

　　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

　　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博士青山延光托当时的日本公使森有礼邀请李鸿章为他的《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作序。

　　作序的时间为：

大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十月既望，即光绪朝1877年（牛年）10月写这篇序，时李鸿章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在华驻日公使是森有礼，博士子勇剞劂既竣，奉其书，介公使森君贻予，因诺其请，为之序。

　　序后署名李鸿章：

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合肥李鸿章撰。

　　三、李鸿章《国史纪事本末序》文献价值从序的内容看，李鸿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为《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作序，李鸿章的史学见解由此可见一二：

1.对于史书编纂体例李鸿章序言中首先指出编年、纪传体各有长处，编年体史书以时间经，以史事为纬，易于了解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但亦各有不足，编年体史书缺点是一事而分诸数年或数十百年，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纪传体史书也有弊端：

一事而分纪与传，又分数传，观之弗能备也，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

　　并追溯各种史志书体裁的渊源：

史之有编年、纪传出于《春秋》，史之有书、志出于《尚书》，若《河渠书》、《地理志》之本《禹贡》，《五行志》之本《洪范》，《百官志》之本《立政》、《周官》，皆《尚书》中之一体，其全书类乎《尚书》。

　　同时指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势可以弥补以上两种史书体裁的不足：

括史志之要，合纪传而会而通之者，则莫如纪事本末。

　　纪事者以事为主，不专系乎人，不论时之远近，举凡事之散见纪传与他书者，类聚而备书之，综括而条贯之，指出纪事本末体自创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宋元迄明递相纂述，给后来的学者著书提供便利。

　　2.关于日本《国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编纂特点李鸿章在序中对日本青山博士为总裁校勘国史著述《国史纪事本末》而访之耆儒，稽之故籍，‘勤而知要’的严谨治史态度大加赞赏，并把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之相较，指出袁书‘事则分代为纪，其书较易’。

　　青山延光撰的《国史纪事本末》因‘日本之纪，百王一姓，年代攸邈’，则其书较难。

　　同时介绍了编者的编撰经过：

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纪传，自其国神武开基，迄于近代，二千余年，莫不考其治乱之迹，推其致治致乱之由。

　　李鸿章赞是书诚足以得纪传之贯穿，而补史志之缺略矣。

　　评价该书中所纪内容各有用处：

纪游幸则陈荒嬉之戒，纪好佛则识僧徒之乱，纪刑法则著宽弛之讥，纪外戚则述废立之祸，至于吏治、兵政盛衰，文学兴废，民政源流，纲举目张，劝戒并列。

　　指出日本史书较海外诸邦体裁完备，文笔粹美的原因是其源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盖与中华同处一洲，自通使隋、唐，崇尚儒术、推尊孔子，庠序之间经史灿列，渐摩既久，人才奋兴。

　　日本使用汉字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故其国史记虽经苏我、虾夷之焚劫，犹得藉以纂成全史，撮其精华，备纪本末，使后之治事者，如断狱之有律、令、格、式焉。

　　序中盛赞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典叠呈，在当时虽不乏夜郎自大之嫌，但今天读来亦令国人为之自豪也。

　　综上所述，从这篇序文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取日本国历史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李鸿章对于史学著作的见解，所以，无论是研究日本国史，还是研究李鸿章，这篇序文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单位：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滁州239000）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

　　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

　　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章代表中国。

　　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

　　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

　　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签署马关条约时，前者在后者面前只配说是。

　　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

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

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

　　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

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

　　势必被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所淹没。

　　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

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

　　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

　　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

　　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

　　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

　　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

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

　　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

　　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

　　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

　　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

　　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

　　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鸿章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圈中狼是必然结局。

　　（摘自《逆淘汰：

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优秀作文]走进李鸿章1894年冬。

　　天津，一位老人注视着宫殿的金色飞檐，看着那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红色大门，两行老泪不禁从眼眶流下，在皱纹密布的脸颊上凝结成了冰。

　　他赶紧拭干了眼泪，向那湛蓝的大海走去。

　　在大清帝国这伦东方的太阳快要落下时，李鸿章站在海边的岩石上，双手交叉在身后，爎望者大海，看着北洋水师沉落的大海，看着那一网打下去，可以捞起半个中国屈辱历史的大海，他心如刀割，这样一个央央大国啊！

就这样沉伦了。

　　他就向大清的泥瓦匠，拆了东墙补西墙。

　　进士出身的他有者满腹经纶，他初在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屡败。

　　后投曾国藩为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调上海，攻太平军，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进入的黑暗内政让他背上了千古的骂名，当所有人还在对那把金灿灿的椅子上座着的废物皇帝喊万岁万万岁：

时，只有李鸿章放亮了眼睛他开始了洋物运动，他提倡自强、求富，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津榆铁路、开平煤。

　　建立北洋舰队。

　　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强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却渐渐的被列强的枪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当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看着自己半生心血所营造的梦想被如同泡漠般静静的破裂,也许这份惆怅会成为这位老人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日本人的炮火狰狞着将北洋水师的旗舰送入大海:

当腐朽的清王朝指派他去于弹丸倭寇签定耻辱的和约,也许这位老人的心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在低声的抽泣,然而历史却依然无情的给这位老人开了他命运中最大的玩笑,当他用颤抖的手在上缓缓的签下自己的名字,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穿过历史厚厚的云层我也许能看到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横流着几滴沧桑的浊泪,我真的希望,可以握住他那骨瘦嶙峋的手,悄悄的告诉他,这一切也许不是您的过错,然而我不能.时间的线性令每一个瞬间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他那破碎的灵魂已然被历史浩浩的长河所淹没. 我只能静静的拾起被命运击碎而散落人间的只言片语,默默的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无可奈何.也许当邓世昌的旗舰沉没在黄海的怒淘之中,当无数男儿的热血染红了烟波浩渺的沧海.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如同看着自己的儿孙被人肆意欺凌一般无助而绝望,我真想穿越历史厚厚的阻隔,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也许当日本人虚伪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大和民族勃发的野心时,近乎以被逼迫的形式签定下那令国人为之愤慨的条约时,他的心里一定明白自己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从此在后人的唾弃中身败名裂,我真想跨越时间的长河,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合上厚厚的书本,一位凄楚的老人,在命运的捉弄下奋力的挣扎,然而命运的旋涡却依旧无情的将他推向历史的深渊,他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当我再一次站在窗前,雨停了.我只想为这位孤独而失意的老人飘荡在风中的灵魂默默的祈祷……他实在搞不懂，如果他都是卖国贼了，那这个国家谁是爱国者呢？

哪怕一个也好？

在回头，已是暮色茫茫。

　　l论文---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

　　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宗旨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

　　其父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其本人也在二十四岁时中进士。

　　这样，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而待其从事外交活动后，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尽管有一部分人简单地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但客观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目的和宗旨是希望能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喘息和自强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

　　否则，清廷也不会在他死后赐其谥号文忠。

　　至于李鸿章受到当时及后世人的抨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晚清的大部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鸿章始终都不是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始终处在清廷的控制和授意之下，就其本人而言，回旋余地着实不大。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方面为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

　　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必须满足清略者的无理要求。

　　在李鸿章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

　　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

　　只要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之所以主张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主观方面来讲，首先是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

　　他认为：

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

　　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

　　殊不知当时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贪婪无比，欲壑难填，一味地求和顶多只能延缓战争，绝对避免不了战争。

　　其次，李鸿章是典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从而在面对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侵略军的时候，总是缺乏战而胜质的信心和决心。

　　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发出倭并全用西洋新式枪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诚然侵略军拥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境外作战的一些困难和弱点，清军若奋力抗战，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

　　另外，就客观方面来讲，晚清政府政治极其腐败，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帝后两党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一切使的国力孱弱不堪，清军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

　　大清国的这种状况也不能不使李鸿章感到无奈和心虚。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惯用的民族分化政策。

　　这种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策略，被李鸿章看作是孱弱的清政府唯一可行的外交之策。

　　他认为，清政府自身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列强的挑战，要想维持生存，必须取得国际力量的支持。

　　同时，他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列强是会给与清政府支持的，因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列强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另外，李鸿章特别相信国际法，认为只要自己不违反国际法，那么在请求国际调停时就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这一点大概源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最突出的实践就是对日、对俄外交。

　　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

　　1870年8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使来华议约时，李鸿章提出了联日的主张，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1871年，清日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

　　此时的李鸿章认为，只要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即可抵御西方的侵扰。

　　但很快，1874年日军进攻台湾及后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约》使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产生了动摇。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使李鸿章极为震惊，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由联日转变为防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标志了李鸿章联日外交的彻底失败。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寻找新的援手。

　　而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使李鸿章在俄国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又提出了联俄拒日的思想。

　　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

　　这在李鸿章看来，是实现了与俄国在防日基础上的联盟；而对俄国来讲，是打开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门户。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

　　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

李鸿章联俄据日的思想再次宣告破产！

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往往是把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相结合运用的。

　　即当面临对外纷争时，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局，避免衅自我开，同时请求国际社会调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实践失败原因探析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是晚清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结果却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几乎让他身败名裂。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最终在他去世十年后彻底崩溃。

　　不可辩驳的历史证明了李鸿章外交思想实践的失败。

　　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也有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因素。

　　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缺乏必需的和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没有可以利用的砝码。

　　其次，由于本身对当时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李鸿章所提出的避战求和、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再次，清政府始终没有系统的外交思想和策略，这也是李鸿章外交思想无法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存在的局限性由于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一些人武断地给他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

　　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何为卖国贼？

卖国贼是指那些背叛了国家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而在李鸿章生活的年代里，清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清帝国即是当时的中国。

　　虽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没有起到维护清政府利益的作用，但他的动机却是为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这在当时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他本人也没有背叛清政府的行为。

　　因此，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并没有卖国的行为，认为他是卖国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晚清政府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封建生产关系依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捁，淘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

　　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李鸿章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仍然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和生存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他外交思想的局限所在，同时这也是其外交思想必然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这些局限性也有其必然存在的原因：

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生活在封闭落后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认识世界的机会。

　　但不管怎么说，客观事实是他努力的方向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背，他只是在为一个必将灭亡的帝国苦苦挣扎，而这一切都是枉然。

　　也许没有他帮助清政府苟延残喘，清朝早就崩溃了，而中国的面貌也会早一点改观。

　　因此，虽然不曾卖国，但误国的责任李鸿章是无论如何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