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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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

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

田国强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世界热门话题，其走过的历程、当前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向无不牵动着世界眼光。

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和十字路口。

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全方位崛起和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如能把握住这一机遇，必定会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格局。

在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政治强国崛起，必须赢得国家间关于资源、人才、制度和话语权的竞争，尤其要在根本的制度竞争中占据主动。

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自身内部诸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亟待解决，如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性减缓；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导致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国富民穷、国进民退，内需不足；机会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社会流动性缺乏和裂痕加深；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体系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遭到严重扭曲；生态环境破坏使得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等等。

由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不同观念在尖锐交锋，有的认为这是改革的失误造成的而否定改革，有的根据现有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否定进一步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有的则根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这样一种机遇挑战并存、思想交锋激烈、内外环境调整的新形势下，如何选择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转型和发展，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紧迫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然而，中国到底为什么要转型、转的是什么：

制度？

体制？

发展方式?

经济模式？

或是思想理念？

中国到底怎么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什么？

实质是什么？

转型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其特点和难点是什么？

政治、社会现实与转型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口在什么地方？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仍有很多误区和混淆不清的地方，需要在学理上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难点与未来之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弄清中国转型发展的内在演化过程及其路径，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认识到，中国改革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命题，而是一个需要联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的全面改革的综合治理命题。

当然，全面改革并不代表改革应该是休克式的，一步到位的，依然要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一个可行的路径是，从这样一个改革系统工程中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并通过这个突破口将扩展、深化全面改革的“涟漪效应”生发开来，真正激发和释放改革的红利。

十八大报告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归结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来，并强调“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个提法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笔者早在2008年就曾论及，“当前改革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也是处理好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

”明确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寻到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不过，单单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还不全面。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挖掘下去，可以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力量博弈中还应加入社会的一方，需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社会规范（SocialNorms）等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可以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改革发展的动力，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导致社会矛盾重重，成为巨大的阻力。

尽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合理地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的角色出现了过位、缺位或错位。

这样，在中国下一步改革中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

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难度之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

为此，我们不妨先从梳理中国改革历史和现状入手，理清改革的路径及其内在逻辑，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辨明改革的未来路向。

一、在历史回溯中正确把握中国改革的内涵特征

为了更好地关照当下和谋划未来，有必要先回头看看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走过的路。

任何改革都脱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

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革的进程方式。

以此来分别检视过去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改革的独特性及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共通性。

其一，从改革的初始条件看，1978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背景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扭曲所导致的低效率已经暴露无遗，而以往依靠行政性分权方式来纠正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

同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经过了1977年和1978年的恢复性增长，但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改观，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美元左右，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内外巨大落差使得人心思变，几乎倒逼到了一个死角，不改革无法生存，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此成为上下共识。

其二，从改革的目标模式看，由于受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及计划经济思想所限，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了解，再加上没有先例可循，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图，所采取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是一种“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

随着改革一步步的深入，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才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进而再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

这是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同，后者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

其三，从改革的演进过程方式看，1978年中国改革路径有两大基本特点：

一是经济中心主义和单一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就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这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政府治理理念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二是渐进性。

它不是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大爆炸式的、休克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依赖于一系列逐步的、渐进的转变。

这两个基本特点都与前面提到的初始经济发展条件太差有很大关系，在改革之初有它们的合理性和内在逻辑性，归结于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避免经济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否则，以中国当时只有300美元左右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如果再大幅下降会让老百姓无法承受，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需要说明的是，在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不同路径的比较中，我们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

在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初始条件下，也许都是相对最佳选择。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单一经济改革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动荡。

但是，如同温水煮青蛙，这也将很多问题和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累积起来，很多人身在其间却浑然不觉。

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虽然没有取得如中国这样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短期内也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下滑，但是却通过综合全面整体改革，短短20年就奠定了长远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各方面的发展势头十分显著，已经开始多方位崛起。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全面考察，中国改革发展最初的现实考虑是由于初始经济禀赋和财富水平过低，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不可能进行一步到位的全方位系统改革，并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政府和大众对所谓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确认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经济改革优先推进，并通过试错、试验、试点进行干中学的正确转型发展路径。

事实上，笔者早在1994年曾经提出的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

其要义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今天来看，中国依然是沿着这条路径在走，尽管有所波折。

这样的转型特点及其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与中国的国情和阶段相适应的，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正好分别对应着任何一个新型国家成为发达国家需要经过的三个发展阶段：

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阶段。

如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进而向创新驱动转型是当前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

所采取的具体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是中国独特的吗？

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其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在一个逐步向国际社会开放兼容的环境下让个体充分发挥作用，满足了任何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

承认个体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入各类激励（包括市场）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逐步得到确认和推广，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信息和激励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发达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具有共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多大的特殊性。

当然，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还包括实行地方政府分权鼓励区域竞争及采用渐进改革体制平稳转型，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不断获利（满足和不断松释了参与性约束条件）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根据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同时期各个不同转型经济体的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对改革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的实质内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经济转型不仅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所热衷讨论的经济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模式、经济运行状态的转换，这些都是改革和转型的结果，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内涵。

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根本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改革进程的演进，其改革的关键和最终目标就是要合理地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这是由于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和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这个政府必须是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

而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兼容的。

一个“强政府、弱市场”和“大政府、小社会”的组合会衍生出许多问题，包括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因此，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

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基本都是由于没有弄清和遵循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内在逻辑关系，下节论及的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难点，无不与此有关。

只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向好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才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外需驱动，向效率、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型，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科学发展，奠定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制度基础。

二、非均衡改革路径下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与难点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容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如果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分类，其实不外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距离和谐社会的这六大基本特征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经济发展压过一切，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其他领域的改革缓步推进甚至不进的非均衡改革路径有关，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所应具备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很好地建立健全。

如前所述，好的现代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与和谐社会的这六大基本特征吻合，二者是激励相容的。

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演化路径在转型的早期阶段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取得了前述的巨大社会经济发展绩效，需要充分肯定。

然而，随着制度环境的调整、约束条件的改变，这种非均衡改革路径所带来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个最严重和关键的副作用就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还没有得到清晰而合理的理顺和界定。

特别是政治—经济失衡使得政府权力过多，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导致政府角色的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

一是经济干预过多、贪污腐败盛行、民营企业挤出的问题。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政府不断从本不应该管的地方退出，使得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但是，由于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不少人便将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导向当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精髓，使得政府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抓着不放，该管的许多事却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出现了大量政府角色过位的现象：

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要素市场、基础资源市场基本上被国企所垄断，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

由此也导致了国企有很大的能力和意愿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形成对民企的挤出效应，国进民退的现象趋于严重，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束缚，其创新的动力引擎作用被严重削弱。

特别是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民营企业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倒闭，出现企业家跑路潮、移民潮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突破这种体制桎梏缺乏信心的表现。

不仅如此，政治—经济失衡的体制转型往往会使得政府主导经济这种体制下的公共权力及其衍生带来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在越位进入市场的具体运行过程中，逐渐衍化为一种设租、寻租的能力，与市场中资本的不当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这种关系在体制转型中不断自我强化，使得权力-资本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和壮大，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产生，进而有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这是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曾面对过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似乎更严重，其导致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峻。

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经济失衡的体制转型使得既得利益格局中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即所谓“权力-资本利益集团”或“特权利益集团”有很大的意愿和能力来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将某些有利于其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定型化，将既有的发展路径锁定，使之出现改革的共识减弱，改革的勇气缺乏，改革的动力下降，改革的难度增加等问题。

二是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经济环境和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传统优势（特别是外需对接优势和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199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等关键的改革时间节点相比，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几次重大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也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影响。

从外部看，外需红利已经不复如从前。

当前，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连环负面冲击下，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出于政治考虑，促使投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中国长期受益其中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正面临政治因素的掣肘。

此其一。

其二，尽管从长期看，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逆转，但是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调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完成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转变。

中国制造业产能已经开始向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区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国家的转移，这是经济、资本、市场的逻辑使然，也为经济史上的实践所一再昭示，不是哪国政府可以左右的。

从内部看，要素红利面临趋势性衰减。

长期以来支持中国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资源的相对富余，正在逐步收缩成为紧约束。

特别是中国长期以来享有巨大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报告，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并且，与日本历史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人口绝对数双双下降不同的是，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出现向下变化时，还伴随着人口绝对数和社会需供养人口规模的双双扩大，中国的人口负担比率正在进入一个快速上行的区间，社会养老负担趋于严峻。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从要素驱动向效率、创新驱动转换的紧迫性越来越强，但是这种转换也面临着政府角色错位、过位、越位的阻碍。

特别是由于政府与民争利，使得内需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与民争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的税收增长居高不下。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基本维持在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的2倍左右，近些年两者之间的增幅差距又有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

其二是政府的发展型属性过强。

政府依然在许多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市场利益主体，挤压了居民的市场激励收益机会。

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转手以商业化手段拍卖，形成极为普遍和巨额的地方土地财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靠垄断利润过得很滋润，而一旦发生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人为压低，使得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及决定收入分配三个基本作用被严重扭曲，等等。

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倾斜，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

一是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相对比重的此消彼长。

居民消费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8.6%下降至2000年的74.5%，继而又下降到2011年的72.4%。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已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34.9%，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约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62%，中等收入国家则平均约为57.5%。

二是使得与制度性利益冲突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官民矛盾，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中国早期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

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和民众福祉就更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国富民也富的根本出路在于，在降低税赋、还富于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

如果不将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国民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难以有效弥合，将损及一个有效制度安排所应满足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条件与激励相容条件，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产权的视角切入，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

三是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公平正义不足的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的倾向，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重发展轻服务的政府”模式：

一方面是政府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收益。

这些本来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政府在这些方面缺位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起到的作用。

尽管几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获利，生活大大改善，才能“端起碗来吃肉”，但为什么对当今社会有这么多怨气，很多人“放下碗来骂娘”呢？

其根本原因就是，一旦进入到小康社会，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老百姓更在意政府提供社会公共品的情况，更在意公平正义的问题。

尽管目前政府管理的范围非常大，但在其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上严重缺位，居民的“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公共需要难以得到很好的、均衡的满足，就业难、养老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现象不是孤例，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支撑，短期的临时性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

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使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降至当前的43%左右，国家财政收入在1994年至2011年之间增加了近20倍，而同期GDP仅增长了近10倍，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

其次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由1982年的0.249提高到一个危险的高水平，使得社会阶层有分化、刚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在改革之初，社会流动性非常大，各阶层基本平等，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社会阶层落差，无论是干部子女，还是农民子女，在就学、经商、就业等方面，大家基本上处于一个起跑线上，机会相对公平，收入差别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形成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让社会充满活力。

但时至今日，由于过度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而没有与时俱进地逐步进行综合治理，造成当前收入差别过大、权钱勾结，形成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的特殊阶层，在就业、养老、看病、住房、上学等方面缺乏基本平等的竞争起点，造成起点不公、机会不均、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结构和阶层日益刚化，社会流动性不足；

其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11年的3.44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由此也衍生出老弱农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结果公正定理（outcomefairnesstheorem）告诉我们：

只要个体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即起点公平、均等），即使他们都追求自身利益，通过自由竞争市场的运作，就可以导致既公平又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也就是导致又好又快的结果。

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一个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停滞的社会也不可能充满活力。

四是伦理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关系瓦解的问题。

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文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而不是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考察文化体制改革。

其实，文化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都是相互关联的，政府的强制性治理和市场的诱导性激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规则意识和价值观。

如果能够将这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导向正面，将会大大降低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

当前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有色馒头”、“佛山小悦悦事件”等所表征出来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人情冷漠，都已经到了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