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论文民族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博弈对运动员归化现象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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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论文民族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博弈对运动员归化现象的研究

122957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博弈:

对运动员归化现象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G80-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4590（20xx年来在乒乓球、体操等领域积累了诸多人才和较高的训练水平，具有较强的优势。

相反，在某些项目中存在劣势的国家急需优秀人才，便通过较为丰厚的条件吸引和归化一些优秀选手代表自己的国家比赛，这样不仅可以迅速提高这个项目的竞技水平，而且还可以短期内在国际重大赛事上实现诸多项目的突破。

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在某一项目具有较多的后备人才，一些运动员在自己的国家的生活条件较差，因此选择了归化到其他国家来参加竞技比赛。

巴西、德国以及荷兰等国家具有较为浓郁的足球文化氛围，这些国家的许多球员被其他国家归化，比如日本队就曾归化了拉莫斯、桑托斯等球员，葡萄牙队也先后归化了列德松、德科等诸多来自巴西等地的球员。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也纷纷归化了我国的乒乓球和篮球等项目的运动员，比如李佳薇、何智丽等。

1.3优势项目竞技人才的饱和现象在体育被赋予了政治化和商品化符号以后，一些国家依靠管理体制和制度在竞技体育的训练与运动员培养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在本地区或国家的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优秀选手的地区垄断现象，这实际上扼杀了年轻选手实现自身价值的希望。

因此在某些项目出现了竞技人才不良竞争下的饱和现象。

比如我国的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优势项目，这些项目的人才众多，但是能够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性比赛的名额相对有限，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国内运动员可能无缘获得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这种情况下归化成为了体现价值的途径之一。

如乒乓球运动员冯天薇当年被国家队淘汰之后，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选择归化到新加坡，此后在多次世界性的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乒乓球选手何智丽也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选择归化到了日本，归化后也曾在多次世界性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5]，举重运动员赵长玲归化到哈萨克斯坦后在20xx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表1）。

　　表1我国部分运动员的归化状况一览

　　Table1DomesticationofsomeathletesinChina

　　归化运动员名单与归化时间项目归化国家何智丽（1994）、韦晴光（1997）、满丽（2004）、宋海伟（2004）、朝阳（2006）乒乓球日本李佳薇（1996）、高宁（2006）、孙蓓蓓（2006）、冯天薇（2007）、王越古（2007）、陈丰（20xx年广岛亚运会中战胜邓亚萍的时候，就激起了国人的“唾弃”并由此引发“众怒”，一时间遭到了国内诸多媒体的猛烈批评。

在这样的前提下运动员归化实际上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超越，首先是自身的种族与族群意识的超越，其次是舆论影响的外界超越。

除此之外，运动员归化现象与民族主义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就是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国家，因此从未接受过国外运动员的归化。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国人有一种本能的排外意识，在这种心理意识的作用下形成了对归化运动员的政策限制（我国不接受双重国籍）。

2.2运动员归化是对体育公平竞争精神的挑战竞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竞争无处不在。

当人类生存需要的广泛性与所需资源的有限性发生冲突时竞争就开始存在并延续[9]。

从仪式和游戏发展起来的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竞赛，遵照公平竞争的本质要求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竞争模式。

竞技体育中的公平竞争是在竞技体育中所有参与者都以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条件参与竞争。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竞技体育的根本要求。

竞技体育中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有很多种，比如兴奋剂的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过分应用以及裁判员的主观判罚等等。

而归化运动员则属于另类的“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并没有在参赛过程中直接触犯竞技体育的规则要求，而是通过国籍的更改实现了运动员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家参赛。

比如在亚洲的竞技格局中，西亚石油富国依靠丰厚的待遇规划了诸多选手，涵盖田径、篮球、乒乓球、排球等项目，尤其是从非洲规划的选手更是在田径项目的赛场上刮起了“黑色旋风”，这实际上对其他参赛国家造成了相对的不公平。

国际上对运动员归化现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对不合理的运动员归化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另一种是对合法获得国籍符合参赛要求的归化运动员给予参赛的资格。

国际上也有相关的条款对归化运动员进行控制和界定，比如《奥林匹克宪章》的第42条和46条，《国际篮联关于球员的国家地位规则》以及《国际足联章程实施细则》第42和第46条等都对归化运动员的身份和参赛资格进行了界定[10]。

比如国际足联就作出明确规定：

“如果一个球员要代表其他国家参加比赛，前提是没有代表原协会参加过比赛并且要在新代表的国家连续生活5年以上。

”即使在上述规则的限制下一些国家为了获取运动成绩，仍纷纷归化优秀运动员入籍。

一些运动员是通过“婚姻”或者间接“血缘”关系实现归化的，比如说在1996年归化瑞典的我国体操运动员李东华，是通过结识一个瑞典姑娘进而“远嫁”而实现归化；在2008年奥运会上美国球星卡曼因为其祖母是德国国籍而选择归化进而代表德国队出战。

上述运动员是典型的通过“婚姻”或者间接“血缘”关系实现归化的，这种行为合情合法。

但是一些国家为了获得竞技成绩单纯依靠“金元经济”进行运动员“嫁接”，这有有悖体育精神的归化现象实际上是对体育公平竞争精神的挑战。

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赛事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来限制归化运动员，但是归化运动员的群体仍然很庞大，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平衡的地区竞技体育结构，让竞技体育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不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归化运动员的出现不仅给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带来了挑战，还会淡化对青少年的培养，使体育更趋于功利化倾向。

3归化运动员的收益与我国归化运动员的困境3.1归化运动员带来的收益归化运动员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归化运动员可以有效实现运动员的个人价值；其次，归化运动员可以促进一些国家落后项目的发展。

实现运动员个人价值是因为这是运动员在激烈竞争环境下获取参加国际大赛机会的途径之一。

2007年欧洲篮球锦标赛上，俄罗斯队依靠从美国归化的球员霍尔登夺得了冠军，众所周知美国是篮球项目十分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像霍尔登这样的球员比比皆是，如果霍尔登在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披上“梦之队”的战袍，更不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世界性的比赛。

但是霍尔登归化到俄罗斯后不仅担任主力获得了欧锦赛的冠军，而且还出征了奥运会。

此外，归化运动员打破了一些国家落后项目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落后项目的发展。

比如在亚洲的篮球竞技结构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东亚国家的天下，特别是中韩两国的天下。

而近年来西亚国家通过归化运动员使篮球整体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打破了原有的格局。

归化运动员促进了不同国家竞技训练方法的进一步融合，促使本土运动员与归化运动员相互学习，进而从总体上提高了竞技水平。

从总体上来看，体育全球化语境下运动员的归化促进了体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一些优秀运动员通过归化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流动，这实际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了市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现代人类已经走向了大同的发展时代，在全球化影响下各种文化不断交融汇聚，一些人类固有的观念得以改变。

应该说全球化背景下运动员的归化顺应了体育人才流动的趋势，也是体育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3.2我国归化运动员的困境与策略3.2.1我国运动员归化的困境对于我国而言归化运动员几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种族意识和法律限制是制约我国归化他国运动员的主要因素。

其中文化差异与种族意识是制约我国归化运动员的根本障碍。

我国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文化形式，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较少迁徙、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

人们对于祖先、文化以及族群的认知根深蒂固，特别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一度促使中华民族的主权和民族意识趋于明确。

民族与国家危机的意识也致使中华民族的族群意识更加清晰，这种历史的伤痛导致了国人排外情绪进一步增强。

虽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中国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相对“保守型”的民族文化。

这种文化差异会直接导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国人产生了民族认同高于国籍认同的思维定势，认为归化外籍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只是一种形式和符号，从本质上来看并不代表中华儿女和中华民族。

而体育中蕴含的强大政治符号又使人们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体育竞赛的辉煌联系在一起，这就注定了国民从心理上是不接受归化外国选手代表我国参加体育竞赛的。

这样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进而影响了我国相应法律制度的建立，法律规定我国不接受双重国籍，由此法律限制也成了制约我国归化他国运动员的直接障碍。

近期国内曾经展开了归化篮球运动员马布里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比赛的讨论，马布里本人也在不同场合流露出了愿意归化中国的想法，但是由于受到国籍问题的约束最终宣告流产。

“尽管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是接受和默许承认双重国籍的”[11]，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少数几个大国之一。

从表面上来看承认双重国籍似乎是单纯法律约定的事情，但是这背后却是政治体制和制度的约束。

要想加入我国国籍就得放弃原有国家的国籍，这对一些运动员来讲付出的成本相对较高，由此消除了他们的归化意愿。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归化运动员代表我国参加比赛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

3.2.2我国运动员归化的策略在竞技体育之中国别竞争的本质是民族集合体的竞争，也就是民族强国之间的竞争。

清晰的民族和种族意识促使我国形成了保守型、相对独立的体育民族主义特征，这种民族主义特征的直接表征就是排外心理。

归化运动员入籍的行为将会破坏本民族的独立性，同时也会降低在国际大赛中取得金牌的“含金量”，这实际上会削弱体育的政治符号意义，民族崛起和大国符号的象征也将被淡化。

因此从国家的层面上归化运动员的入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但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归化运动员有助于提高潜优势项目的竞技水平，促进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与选择，将是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国情的限制与体育发展的需要构成了运动员归化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我国归化外籍运动员注定要经历一段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

我国存在着运动员被归化和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双重需要，一直以来我国优势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始终是他国归化引进的目标，而我国也急需引进他国优秀运动员来拉动和提升弱势项目。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应对运动员的归化现象。

第一，要逐渐剥离和淡化赋予体育的附加价值，增强对体育本质的认识，逐步顺应体育全球化背景下运动员归化的趋势。

历史上我国对待运动员被归化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运动员被归化几乎等同于“叛国”行为。

当年我国乒乓球选手何智丽归化日本就被国人视为没有民族感的“叛国”行为，遭到了国内媒体和舆论的强烈谴责。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才逐渐淡化和改变了这种看法。

运动员归化现象是体育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理性看待这种现象。

今天我国已经成为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作为大国首先要具备一种包容心态，理性看待运动员归化与被归化的现象。

第二，要通过完善制度规范、促进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增强凝聚力等措施应对运动员被归化现象。

既然运动员被归化现象已经不可避免，我们除了要理性看待以外还要逐步完善和健全法律制度，用法律的手段保障运动员合法归化，实现与国际接轨。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运动员的训练生活环境，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不仅要能够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还要提供机会用科学手段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为优秀人才提供展示平台。

第三，通过广泛提供交流平台，遵照先华裔后外籍的策略逐步实现弱势项目的运动员归化。

扩大国内赛事的影响力，适当放宽外籍运动员参与国内赛事的限制，为外籍运动员提供来华交流的机会，通过交流学习来提升我国本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同时可以遵照先华裔后外籍的策略通过在部分竞技项目进行试点逐步实现弱势项目的运动员归化。

4结语现代人类已经走向了大同的发展时代，在全球化影响下各种文化不断交融汇聚，一些人类固有的观念得以改变。

对运动员的归化现象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更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应该说全球化背景下运动员的归化顺应了体育人才流动的趋势，也是体育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运动员归化现象进行研究，认为：

运动员归化的负面效应在于归化运动员的出现不仅给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带来了挑战，还会淡化对青少年的培养，使体育更趋于功利化倾向；正面效应在于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与合理选择，对实现运动员的个人价值和落后项目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我国而言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种族意识和法律限制是制约我国归化他国运动员的主要因素；竞技人才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利益的驱使等是我国运动员被归化的主要因素；要采取理性认识、完善制度规范、促进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增强凝聚力等措施应对运动员被归化现象；通过广泛提供交流平台，遵照先华裔后外籍的策略逐步实现弱势项目的外籍运动员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