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转折志愿军战俘之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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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折志愿军战俘之痛

命运的转折：

志愿军战俘之痛

命运的转折：

志愿军战俘之痛

　　文/紫丁

　　朝鲜战争中，美军战俘与志愿军战俘的人数分别为3000余人和2.2万人。

当个体遭遇战争，自身的命运已然无法把握，只有随波逐流。

在被投往对方战俘营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另外一条轨道。

　　天差地别的战俘待遇

　　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被俘原因可大致归为如下几类：

　　因受伤被俘3000多人；因生病被俘约4000人；因冻饿、弹尽粮绝而失去战斗力被俘1.2万多人；因其他原因被俘1000多人。

当然，也有人主动投降，但仅有数百人。

于是，他们的身份在一瞬间发生改变：

从战士到战俘。

　　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并不知道莎士比亚，但在被俘后，许多人心里都有着与哈姆雷特一样的追问：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

　　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回忆，一名志愿军的营职干部就曾来和他商量如何去死，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能在死后得剑一张“抗美援朝军人牺牲证明书”。

　　事实上，不用他们一心求死，在美军战俘营，死亡也一直如影随形。

他们住在帐篷里，每个帐篷住50多人，帐篷中间挖一条40厘米深的沟，两边潮湿的土地就算是床铺。

每个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

每两人一张草席，每人一床旧军毯，夜夜与潮湿和寒冷为伴。

　　住的恶劣，吃的也很差。

每个战俘每天领到的只是小半碗饭，开水每5天才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

与饥饿相连的就是挨冻，不知是管理不善或者故意为之，直到大批战俘被冻伤，才给每人发一件夹衣，10个人发7件旧大衣。

　　美军战俘也很关注生死，只是他们的落脚点在于：

害怕自己死去。

　　关于美军战俘的情况，记者专门采访了当年在志愿军中从事俘虏管理工作的黄继阳和程绍昆。

据两位介绍：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就做出了宽待俘虏的4项规定：

保证战俘生命安全、保护个人财物、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等。

这些规定被做成传单，在前线广为散发。

只是一开始，美军并不相信志愿军会如此友善。

　　那些美国兵都是“少爷兵”，吃惯了牛奶、面包、巧克力，有的美国俘虏竟然发牢骚说：

你们志愿军养不起我们就不要抓我们来！

　　当时为了搞好战俘伙食，军委总政治部专门发出指示。

由战俘们自己选举产生了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

为了照顾战俘的生活习惯，中方还特地从国内运来了面包烤箱。

没有奶酪，就用土豆泥代替，让他们抹面包吃。

　　俘虏的伙食一般相当于我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要高出很多。

　　随着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美军俘虏多了起来，在战场打白旗或者举手投降的也多了。

有些被俘的美军人员公开表示，庆幸自己没有在战场上因顽抗被打死，而是当了志愿军的俘虏，这样回家也就有了指望。

　　一条鲜血铺就的回国路

　　当时志愿军战俘中情况有些复杂，有一些人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士兵，有一部分思想不够坚定。

志愿军人员被俘后，被美军首先押往“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集中，然后押往水原战俘转运站，再集中运往釜山战俘收容所进行登记编号，最后大部分被送往巨济岛战俘营关押。

巨济岛上关押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战俘营主要是第72战俘营和第86战俘营。

72战俘营关押7000余人，86战俘营关押8000余人。

　　起初，美军对于中国战俘的政策只是“加强监管、防止暴动”，但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针对双方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战俘遣返问题，美方抛出了所谓的“战俘自由遣返”的方案，这严重违反了日内瓦战俘公约中“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的规定。

　　美军对中国战俘的政策，也随之改为“以俘制俘”，即“强化监控、支持反共战俘对亲共战俘的策反攻势”。

　　美方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当时中美双方战俘数量悬殊，美军抓走的我方官兵数量多，他们不愿意全部遣返。

而且，他们还想用志愿军战俘补充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配合“自愿遣返”的策略，美军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接受训练，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

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

很快，这些人便在战俘营搞起三大政治运动：

一是检举中国共产党党员、团员和“动员”中国共产党党团员们宣布不愿上进的行为、退团；二是签名写血书，誓死要求去台湾；三是在手臂上、身上刺字，内容有“反共抗俄”“杀朱拔毛”，还有国民党党徽、中华民国国旗等。

　　在美国人的百般阻挠下，最后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冲了出来，踏上这条由鲜血铺就的回国路。

另外1.4万名未能表达回国意愿的志愿军战俘，则被美军移往济州岛第一、第三、第六战俘营，直至停战后，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为止。

　　回家了，考验仍在继续

　　从1953年8月5日开始，中美双方进行了大规模遣返和交换战俘，直到9月6日为止，历时33天。

遣返在即，竟有20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提出拒绝遣返，而要到中国居住。

　　有美国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们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

但大部分人选择到中国去的真正原因，却是当时美国国内浓厚的麦卡锡主义。

　　几年过去，由于思念家乡，有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回到美国。

但回国后，他们不再是普通人，而被贴上了“告密者”“叛徒”“通敌分子”的标签，被逮捕、被判刑，或者遭到政府官员的监视和审问，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对于一路披荆斩棘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归国人员来讲，生活的考验还在继续。

志愿军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的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

奉命接管他们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

归来者在归管处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组织上便开始对被俘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并根据政治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

　　当时组织上要求他们在交代美军战俘营的经历时，要多说错误，少说功绩；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此外，还进行了气节教育，放映了《钢铁战士》、《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和《八女投江》等影片。

　　开始交代问题后，如果问题交代得不够深刻，就不过关。

要是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可以过关。

于是，归国人员开始搜肠刮肚地找寻自己的“错误”，甚至还有人懊悔自己在美军集中营犯的“错误”不够多。

　　大部分同志都曾交代说自己“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故意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

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机密”，失去抵抗能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

许多归国人员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很远。

　　交代问题过后，对于他们的结论也随之而至，但仿佛是一夜之间，对他们的处理都加了码：

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

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这一结果是志愿军归国人员们所无法接受的。

但归管处的人说：

“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

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却怎么活着回来了！

要比的话，要同烈士比。

”

　　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回忆，在美军战俘营，当时想死都没机会。

三天三夜没吃没喝，早晕过去了。

　　就这样，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等材料，回到了家乡。

分别时，吴成德对送别自己的老部下哽咽地说：

“我太对不起同志们了，把你们带去抗美援朝，可结果都带着这样的处分回家！

”

　　回到家乡的他们经历了“家门难进”“相亲难见”的无奈，也在婚姻、求学、工作中遇到不少带有偏见之举。

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许多归来者都辛酸地说：

“我们都已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平常被看成同‘地、富、反、坏’是‘一丘之貉’，只要政治运动一来，我们就躲也躲不开，跑也跑不掉，所以被戏谑地叫做‘老运动员’。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达了文件，为这些“老运动员”们落实了政策。

　　“反共义士”被加入国军

　　还有1.4万名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

对他们来说，1954年1月20日这一天是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从仁川到基隆，美军开始了运送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行动，这1.4万人也即将变身为台湾当局所宣传的“反共义士”。

　　半途中，有志愿军战俘跳了海，死前他说：

“我到台湾也是死，干脆死到海里算了。

”这位死去的志愿军战俘并不知道，台湾当局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等着他们这些“反共义士”。

　　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曾奉命全权负责接运这1.4万名“反共义士”“归国”。

他在事后对整个过程有一篇十分详尽的报告。

报告中说：

“待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进入基隆港时，我也匆匆地赶到基隆码头……国内各界，尤其是台湾北部的许多单位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基隆市民更是倾巢而出，码头两边，真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感人的盛大场面，只有抗战胜利大游行差堪比拟……”

　　迎来了这些“反共义士”，下一步就该考虑如何安置他们了。

当时台湾社会经济还在复苏之初，没有能力接纳这么多人就业，而且这些战俘中很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潜伏，让一万多战俘进入社会也不利于监控，因此，国民党政府力求让战俘们尽早“融入”国军部队。

1954年4月，台湾当局宣布：

“全体反共义士宣誓加入国军部队！

”

　　从加入国军到退役，这些赴台的志愿军战俘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较为艰辛。

他们除了文化程度较低、谋生本事较差之外，他们在战俘营里身心所受的创伤，特别是那些刻在身上的洗不净也抹不掉的刺青，已经变成他们心中难以愈合的疤痕！

　　而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的需要，延长了当兵年龄，并且对军人的结婚条件很是苛刻，这些赴台志愿军老兵们多数终身未婚。

　　除了孤独终老外，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也一直折磨着他们。

1988年初，台湾当局针对赴台志愿军战俘的探亲愿望，出台了允准他们还乡的规定，但很多都已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一位辽宁锦州籍战俘在参军时给妻子留下了“遗腹子”。

几十年后他回乡探亲，父母妻子都已去世，未曾谋面的儿子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孙子、孙女在火车站等他，见面后，一家人站在月台上抱头痛哭。

后来，老人把身上带的钱除留下回程费用外，全部给了儿子，让儿子给家里添置电视机和冰箱。

　　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

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

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

“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

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

”

　　这位战俘第二年真的没有回去，尽管他的儿子再三来信道歉。

他跟别的难友说：

“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爷爷，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这也是他心中最为无奈和伤痛的地方。

　　如今，还有一些志愿军战俘生活在台湾。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他们的一生，已然如此。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xx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