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联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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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协调功能。

激励和动员群众，提出对策，抵御有碍于社会安定的各种威胁；防止因报道某些事件和敏感问题造成的过度刺激；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去，形成论文中心。

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助于对信息的摄取和利用，也防止受传者因信息过多而无所适从。

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地位，防止外来文化“入侵”。

大众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联系--

在社会科学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社会学与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两大独立的学科。

但是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传播学作为新型的学科，从它产生起就显示了与社会学的密切联系，无论是传播模式的形态还是传播学理论的框架，都依赖社会学的完善和发展，而社会学的核心集中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问题上，即符号问题上。

这样，社会学就给传播学提供了文化上的前提。

而"大众"的概念本身就是传播学和社会学交叉的概念，这是伴随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一个特定概念，而且随着两个学科的不断融合又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

传播社会学。

为了更好的消化和理解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有必要将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社会学、哲学等等）比较来对待。

而本文主要从大众传播学的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等角度分析大众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联系。

一、大众传传播学的缘起和奠基人。

大众传播学从诞生伊始就与社会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最早从事大众传播研究的米德（GoergeHerbertMead）、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杜威

（JohnDewey）和帕克（RobertEaraPark）其实是四位社会学家。

他们发现大众媒介的功能极其重要，于是开创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传播研究。

杜威深为关注"大众"社会的现象，特别大众对媒介的一窝蜂反应。

杜威希望媒介能"重组大众社会中的群体"。

如果工业革命已经引起个人社会关系的转变——将他们由比较亲近的村庄关系推向工业化大都市里契约式的关系——那么，媒介也许可以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弥补这样的缺损。

库利在密歇根大学时，曾在杜威的指导下研究社会问题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

为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帕克是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与文化机构来研究的。

在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中，他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

米德深受杜威的影响，他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对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有许多贡献。

当然，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并非完全独创的，其部分传统与欧洲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

美国从事媒介研究的许多学者曾在欧洲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并

且深受塔尔德（GabrielTarde）与齐美尔（GeorgSimmel）等欧洲思想家的影响。

塔尔德是法国人，也是一位法官，他的许多社会学理论是通过观察法庭行为形成的。

1903年他提出了"模仿理论"，现在看来这一理论对美国的社会学习论、创新扩散论以及意见领袖理论有重大影响。

齐美尔是德国人，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其著作对大众媒介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他于1922年著的《群体关系网》（TheWebofGroupAffiliation）将有关"个人之间以模式化的信息流动相互联系"的传播网络

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大众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人"都非经济学中"原子化的个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大众传播学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受众"也是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

在对大众传播受众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受众与其整体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受众在信息传播发生之前和之中都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首先，受众因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和居住地区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集合体"。

着与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有类似。

那些特征、地位相类似的集合体，便具有相似的人格，持有比较一致的社会观、价值观和看法。

因此，他们大体上会选择相同的传播工具，接触相同的传播内容，对于媒介的信息也会产生相似的反应。

其次，在受众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人的研究成果"社会关系论"也体现了社会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互动。

他们认为，个人差异论和社会分类论都忽视了受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对于受众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受众的社会关系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受众的媒介接触中，社会关系经常既能加强也能削弱媒介的影响。

事实上，媒介的效果经常为受众的社会关系所削减。

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际网络、群体规范和意见领袖等，具体到受众的社会关系则主要有他们所处的工作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群体等。

社会关系论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提供了一个结合点，而结合的桥梁就是社会关系。

另外，一种与社会关系论相关的群体压力理论认为，群体压力能够影响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

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加入与己意见一致的团体，团体对这些意见的认同会加强个人关于此意见的信心。

媒介的信息一旦不合团体的利益和规范时，便会受到团体的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团体成员往往会对这一媒介产生怀疑，固守并加强对原有信念的坚持。

这时，媒介的力量被削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果媒体内容与团体规范的冲突并不是特别严重，团体则会对媒介意见另作解释，由于与其原有意见较为接近，所以团体成员也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

这时，媒介的作用也会被减弱。

因此，传播媒介要想改变人们固有的意见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它与这些人所处群体的意见一致。

社会学中网络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网络是无处不在的，人们之间通过网络而形成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行动、乃至行动的结果。

所以以上与社会学中的"网络研究"在渊源上是很有一致的。

三、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大众传播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是相通的。

两大学科的研究性质都可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也都同时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从具体方法上来说，大众传播学研究中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控制实验法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最主要方法。

著名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的先驱者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早在1932年就运用实地调查法从事广播的研究。

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与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共事多年。

他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后发展为"多级传播"学说），为传播效果、传播机制研究开辟了道路。

他还提出了"既有政治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等很有影响的概念。

拉扎斯菲尔德对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他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

其代表作有《传播研究》和《个人的影响力：

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等。

而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主要运用控制实验方法对传播学进行研究。

他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勒温属格式塔心理学派，是心理学上"群体动力论"和"场论"的最先提出者。

他是群体动力学的创始人，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

他对群体传播很有研究，在群体归属以及群体规范对个人的影响方面颇有建树。

他曾设计了关于群体传播的经典实验，并提出了著名的"把关人"概念。

"把关"理论对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控制机制的研究有很大作用。

他对群体怎样影响个人、群体相互间影响的效果、新闻媒介怎样影响群体的研究，推动了传播学的建立。

四、经典案例——从符号研究看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联系

在符号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和传播学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形成了天然的交叉和结合，以下是对二者结合点的一些分析。

符号问题是近代诸多学科集中关心的问题。

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建立"符号学"以来，米德及布罗默将符号运用到社会学中，并创立了社会学符号；卡西尔及苏珊·郎格将符号运用到美学中，创立了"符号学美学"；列维·斯特劳斯将符号学运用到文化人类学中，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

尤其是符号学与结构学的结合趋势，使符号的意义显示了巨大的潜能。

正因为如此，考察符号的社会性质对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罗默在社会学中进一步发展了符号理论并创立了符号互动主义，其理论认为社会是人与人的互动结构，人与人的群体构成人类思想、

意识及行为的根本，社会交往中的媒介就是符号，创造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

在符号系统中，人类表达自身并通过符号为他人所接受，社会结构就建立在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关系中，毫无疑问，社会符号学为传播学提供了社会学的方法论，正如黑格尔所论：

"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

方法和内容的区别，只在于概念的各环节，即使就它们本身，就它们的规定性来说，也表现为概念的全体。

" 这意味着社会学的基本规定与传播学的内容不是相对立，而是社会学在不断将自己特殊化，在结果中仍清晰地保持自身的共性。

反之，传播学作为更具体的学科，它也将社会的普遍性包含自身。

当然，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等同于社会学，但传播学本身体现的符号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

无论什么样的传播模式，无论什么样的传播理论构架，从结构上来区分都可分为传播者、受众和信息，其中，前两者又可以抽象为具有意识的主体，后者则为固定意义的载体--符号（包括非语言符号）。

这样一来，传播学的理论则可以概括为共同文化根基下的人通过符号交流的理论，所以，传播学的理论构架就有人文科学的一般的规定性，即传播学的结构受该结构的"前结构

"的制约，从更大的范围看，社会学构成了系统的"能指"，而传播学构成了"所指"，前者具有内容及意义的层次，后者则构成了形式及表达的层面。

传播学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在传播前共同的文化背景--语言、心理、社会、逻辑等因素使传播者和受众达到"共识"，即潜伏在人类心灵底层的功能力量，这种功能力量普遍地植根于各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尽管不同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共同的社会心理集中体现在符号的创造上，它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符号，而是各种功能把握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不同方式。

不难想象，如果人类在社会中根本就没有心理上共同的默契，那么，任何科学的成立都不可能的。

正因为符号活动植根于人类的天性，符号再现也就是对心灵的共认和复现，只有在此意义上，才有意义的产生，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才能获得更为深远的意义，在此意义上才能找到传播学得以产生、发展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美]赛弗林、坦卡德着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2.周军《传播学的"前结构"——符号活动的社会根源和基础》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学科学版〉

3.《大众传播学》崔保国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4.《传播学原理》张国良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