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他的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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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他的时代
苏轼和他的时代
苏轼和他的时代
谢青桐2017-02-07
一、
故乡的岷江渐去渐远，青衣江、大渡河清洌澄澈，合流的三江水奔腾浩荡，轻舟从乐山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进入了空阔坦荡的一马平川。
西蜀的山水间走来了这位风骨绝代的青年，从此划亮了大宋的天空。
这就是苏轼。
这是宋仁宗嘉佑四年。
这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传播天下。
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已中举。
苏家兄弟的才华令宋仁宗叫绝，连声惊呼“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
苏轼的文才更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惊叹不已，断言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日后“必独步天下”。
因母亡故，苏轼、苏辙返回四川眉山奔母丧后，又随父亲苏洵再赴京都。
三人取岷江水路，出蜀出峡，直下江陵。
二十四岁的苏轼，尽览山川形胜，趁舟中无事，写下《出峡》：
“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
吾心淡无累，过境既安畅。
”
故乡渐远，水天渺茫，可被他青春的心灵捕捉入诗的意境却是一片清旷宁寂。
南行途中的苏轼只有二十四岁，正是对前途充满了幻想与憧憬的年龄，他的内心应该是欢快明亮的，可他的诗作并不能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出蜀经过三峡，青年离乡远游的苏轼却是少年老成。
在父亲苏洵中庸、内敛、严整的家风熏陶下，通过科举、追求功名成为苏轼兄弟年少时的目标。
为了他所向往的功名事业,苏轼在文章中盛赞孔孟。
知子莫如父，从所起的名字上，苏洵已经看出苏轼兄弟二人性格的差异了。
“轼”是车前的横木，锋芒毕露,，而“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深沉不露。
苏轼年轻时怀抱着兼济的理想与热诚，在赴京途中写的《荆州十首》中，毫不掩饰对于仕宦前景的旺盛企图，苏轼心怀无比的济世热情，吐露了有志之士理当“为所当为”，绝不轻退的远大志向。
这使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苏轼早年的思想是“奋励有当世志”的儒家进取精神，他们认定，苏轼的遁世思想是日后在其仕途受挫以后。
然而，他晚年的两封书信《与王庠书》、《与刘宜翁书》中，清晰地表明，早在年少时，已在思想深处埋下逃世的种子。
八岁在乡塾读书，并且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先诵读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随后又研读《庄子》，产生心性的强烈共鸣。
同时，苏轼从所读的史书中，了解到历史治乱的无常，盛衰之迹的混乱，从理论上对官场的倾轧、忠奸的斗争、帝王的寡恩与专制满怀悲观，从本心上不愿踏入仕途，更想遁隐林泉。
像从古至今无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他胸怀攫取天子之爵禄的自信，难以抗拒“富贵在我前，安能守贫贱”的诱惑，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犹豫和踯蹰。
苏轼喜欢穷究天理，对人生意义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探讨，一旦触及到了人生虚无的本质后，自然而然地会消解谋取功名的动力。
因此，南行途中苏轼的身影是彷徨的，他的人生体味多了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悲凉。
两年后，也就是嘉佑六年的秋天，苏轼、苏辙以进士身份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寓居汴京城的怀远驿。
夜半风雨大作，二人诵读韦应物诗句后感慨甚深，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
在他们以后长达四十年的分离岁月中，“夜雨对床”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苏轼、苏辙兄弟的心底，成为他们在聚散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生之约。
二、
这年二十五岁，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
赶往凤翔上任前，与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分手，写出：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初次出仕，本该踌躇满志，却写下如此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
这四句用的比喻与《五灯会元》中宋初著名云门宗传人天衣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的话极为相似，苏轼性灵所发的小小诗作显然受到禅宗般若空观的影响。
苏轼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靠近渭水，因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
首次做官的苏轼在这里签署文字，审判讼案，工作之余也到处察看。
他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求雨。
他要亲自撰写祈文，爬上高高的太白山顶去祈祷，和百姓一起焦急地等待，还要和太守沐浴后迎接“龙水”。
降雨之后，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喜雨亭记》。
父亲苏洵去世，服丧一年多。
之后苏轼回到京城，原以为可以重新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民的政治理想，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新旧党派的争斗当中。
他遇到了与他同样满腔热忱的王安石。
苏轼觉得王安石太激情，药太猛，药太猛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死人。
自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开始，苏轼就一直关注着变法在民间的影响，他看到变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向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反而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对于变法派的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苏轼坚决上书反对，忠言谠论，直而不随。
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而不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
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但都未被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这样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四年，三十六岁的苏轼带着满腹遗憾出任杭州通判。
一到杭州，就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
久负盛名的西子湖令苏轼左顾右盼，远观近瞻。
西湖在苏轼的眼里，美得有气派，美得有气势。
那乍雨乍晴的时令，更是别有一番情致，西湖把他给迷住了，西湖的美摄魂牵魄，令苏轼倾心相与：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交成好朋友，两人饮酒吟诗之余，常常开玩笑。
这天苏轼与佛印跑到灵隐寺玩，经到飞来峰附近，苏东坡故意问佛印：
“法师，知道这是什么山吗？
”佛印说：
“飞来峰啊。
”苏轼又问：
“既然飞来，何不飞去？
”佛印说：
“一动不如一静。
”苏轼再问：
“为何要静？
”佛印说：
“既来之，则安之。
”苏轼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像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中人一样，苏轼经常面临得失、荣辱、进退的纠结，但他却能从理性上排解，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万物的差异，从而寻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苏轼的这种理性思辨得益于佛教的无常、苦空观与禅宗的心无所住、心不着一物的顿悟禅。
佛家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说是苏轼此时的安心之法。
苏轼首次停留杭州期间的诗作中，已经处处充盈着这种禅意：
“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
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
处江湖之远的苏轼没有忘记兼济天下之志。
他这人，不像一般的死读书讲空话的文人，他上可读书做文，下可耕田为政。
他一心为民服务，真正做到情为民谋、权为民用、情为民系，把这三个城市搞得风风光光，成为当时的魅力城市，他自然也就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苏轼到密州任职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
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
王安石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天灾人祸交加，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局面。
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助措施。
上书朝廷，为民请命。
面对蝗灾，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治虫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果断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
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
他下令州府的官员都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苏轼终于可以抽公务之暇登山临水，遍览密州境内的名胜古迹。
他多次到位于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一带会猎习射，留下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又写道：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看上去是表达词人忠心报国、愿亲赴西北边疆抗击敌寇的壮志豪情，实际上是自己被压抑的家国情怀的委婉表述，也是他对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一种愤懑的抒发。
到密州的唯一安慰是与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了，可是苏轼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写道：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
也是在密州，他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他伤怀感喟，“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
三、
调任徐州，熙宁十年的秋天，徐州发大水，苏轼处变不惊，出色地组织率领了抗洪，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后，苏轼又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
第二年，朝廷下拨钱粮用于城防设施建设。
徐州城外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
苏轼到徐州后，便不失时机地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品质优良、储量丰富的煤田。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接到调任浙江湖州的诏命。
当徐州父老闻知苏太守要调离徐州，纷纷攀挽马头，甚至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
父老献酒献花，倾诉抗洪救灾中凝结的情谊。
种种感激的语言，引得苏轼也不禁热泪潸然。
他在诗中告慰父老说：
“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
”没想到此别竟再也不曾重回彭城，而徐州人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清官廉吏。
辗转为官的年月，转眼间，前妻王弗去世十年了。
苏轼写下悼亡诗，“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十八岁那年，苏轼娶了十五岁的王弗为妻，王弗性格“敏而静”。
苏轼读书时，她终日陪在旁边，若有遗忘的地方，她会及时提醒。
古代女子识字的一直很少，经过试探，方知自己的妻子知书，苏轼又惊又喜，刮目相看。
她的贤淑、精明，正好与苏轼的旷达、坦直互补，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余，还能谈一点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大宋的夜晚，和无数个清凉的夜晚一样的浪漫，苏轼挑灯读妻，他希望她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然而他错了，王弗固执地要他读书，一夜一夜地陪他熬下去，她理性得很，她要所嫁的男人出人头地，所以陪读的王弗比苏轼还要专心致志。
苏轼无由地感动，埋首书本，换得了进士的功名。
王弗笑了，大宋那无数个耿耿良夜的美好期盼随岁月湮没。
这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和一个率性的男人之间的无法言说的春宵或者良辰。
苏轼从来就没花花肠子，固守着“世间无恶人”的信条。
王弗时时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在苏轼与访客交往谈话时，王弗常立于屏风后倾听，而她对人之性情和其为人的总结看法，无不言中，可谓是绝佳的贤内助。
情深不长，王弗与苏轼恩爱生活十一年后病逝。
当年，苏轼从京城一路护送妻子的灵柩回到老家。
苏轼在安葬爱妻的山坡上，种下三万棵青松。
三万棵青松，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苏轼又是什么心情呢？
四、
乌台诗案来了，急风暴雨，从天而降。
北宋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而乌台就是御史台的代称。
“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王安石变法均以富国为目的，一切行动都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高效快速，不可避免地扩大和加深了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盘剥，加重农民负担。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写出了农民同时遭受雨灾和暴政的苦难，表现了对新法扰民的不满。
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早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偷偷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四十四岁，被任命到湖州为官。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略微发了几句牢骚，使得一大批“新法”人士对苏轼强烈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捉拿下狱。
政局形势黑云压城，迫使神宗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
七月，御史台台吏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往御史台。
台吏声色俱厉，把苏轼像提鸩鸭一样押走。
历经“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如捕蔻贼”般极具羞辱意味的逮捕过程，生命有顷刻之忧的苏轼在渡江赴台狱时写下了“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
押解途中，苏轼途经太湖和扬州江面时，两次想跳水自杀。
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可再一想，真跳水自杀，又会给弟弟招致更大的麻烦。
路经扬州平山堂下时，身为囚徒的苏轼眼见故友杜介故居“纸窗竹屋依然”，不禁感叹。
杜介家只是一山间小屋。
昔日苏轼身处显贵时，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吸引人之处，然而，此时苏轼命如悬丝，回头看这寻常至极的纸窗竹屋，自然会因境况的反差顿悟出黄冠草履的乡野生活的可贵，产生悔仕之心。
乌台的囚室外，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街上的人却不少，人们都要亲眼看一看他，这个曾经一举高中榜眼，曾经被皇帝大加赏识，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
开封城里宽阔而平坦的大路上，一辆囚车在穿行，载着国家栋梁的苏子瞻，雨在他眼前下着，雨水在他心中流淌着。
苏轼被押送到京并直接下狱，紧接而来的，是严酷的狱中审问。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连隔壁囚房的犯官都被刑求的哀嚎声所惊动，可见苏轼受到的刑讯逼供极为残酷。
一度以为自己绝对撑不下去甚至再度计划自杀的苏轼在危急中写了两首绝命诗，请狱卒代交给弟弟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在绝命诗中，苏轼自言近况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身在患难，无异鸡鸭之入庖厨的凶险，写出了惊恐、惶惑、忧惧的心境。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三十多天，苏轼的政敌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
许多诗句被他们夸大、曲解、罗织，构成苏轼犯罪的重要证据。
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诗治罪的“文字狱”先例。
被逼无奈，苏轼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四万多字的检讨与认罪书。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
直到十月，“乌台诗案”终于审查完毕，在苏轼的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六十多处。
另外，还牵连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二十九人。
“新法”人士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当年大宋开国时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由于皇族及神宗本人的看法与宰执大臣及御史台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经王安礼、章惇、王安石等人的劝说，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作了折中的从轻处理。
在决定处分之前，神宗秘派人去察看苏轼的动静，察看者看到苏轼还能安心熟睡，禀报给皇上。
皇上说：
“他睡得这样踏实，朕就知道苏轼心里没有鬼。
”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
这年十二月，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五、
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在北宋时期，仍属开发不完全的荒僻野地，也是文教极不发达的地方。
初出台狱之时，苏轼对即将前往的黄州并无印象，全副身心还沉浸在大难不死的余悸中，加上贫病交加，身边又无太多亲人，内心忐忑难以言喻。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涉，在风雪中行走一千二百余里，苏轼带着一颗渐渐清醒的心抵达黄州。
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二人寓居在城东南的山间旧寺定惠院内。
他们就在寺内搭伙，随寺僧吃斋，倒也方便。
更让苏氏父子心热的是，他俩在定惠院还没收拾妥当，黄州太守陈君式就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殷勤致意，根本就不在意苏轼“重罪在身”。
从这天开始，他与苏轼一见如故，天天来访，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
初到谪地，苏轼除了到村寺或者溪谷去沐浴、捉鱼、采药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
身处井底般的黄州贬所，弥漫于心的是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惊魂未定，分外谨慎。
他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
他只是出入佛寺道观，将整日光阴花在抄读不具危险的佛经内典或学术研究上，藉以达到“远祸”的效果，有时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咀嚼政治生涯的苦果。
即使孤寂愤懑，也只是偶填小令，稍加排遣。
苏轼曾以“忧悬”二字自喻初抵黄州的心境，可知在苏轼达观的外表之下，仍有深重的畏祸心态。
这对于生命情调自在疏放的苏轼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意欲突围，进一步寻求生命的定位和意义。
安顿下来，家小也纷纷被接到黄州。
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太守陈君式把苏轼一家安置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
“我生天地闻，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
迁居临皋亭，苏轼以蚂蚁自喻，而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旋转的磨子，蚂蚁与磨子的方向总是相左的。
为了生计，苏轼不得不垦荒种地。
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为他求得城东过去的营房废地数十亩。
苏轼真正务农了，他拣石头、种树、盖屋，脸吹晒黑了。
躬耕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
黄州的躬耕经验对苏轼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相对于抵黄初期，务农之后的苏轼不管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在经济来源方面，皆有所得，初步完成了身的安顿。
渐渐地，他对这个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便是著名的东坡。
这是苏轼永志不忘的地方，成了他一生的名号。
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墙是由苏轼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这里宴请宾客。
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
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
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父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
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瓜果。
苏轼从这里看到了“四海皆弟昆”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他与当地僧人的来往也逐渐密切，黄州那时寺庙很多。
苏轼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
他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自我省察。
在闭门思过中，苏轼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都未达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中道”，便决定彻底“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通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和罪愆。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百余日的炼狱使他的主导思想产生了质变。
从这次濒死经验中，他领悟到生命脆弱渺小、行动不由自主的悲剧。
既然如此，要怎样生存自处，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获得安宁呢？
苏轼向佛道哲学寻找援助。
谪居黄州的岁月里，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苏轼以“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两句诗点化《金刚经》义理。
《维摩经》是他“治性养心”最好的佛经之一，《维摩经》的主要思想是以“不二”法门为中心，讨论诸法实相之真理。
苏轼悟性极高，深得这部经书的精髓，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空色彩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愈发显得浓厚。
随着韶光的流逝，宦海的升沉，他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随缘自娱，随缘委命。
“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
自性清净与无住思想，构成苏轼超越逆境，达成“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人格支柱。
苏轼重生了。
他消去抑郁，日趋旷达和洒脱。
他要把乌台冤狱中那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从梦魇中永远驱逐出去，从写“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起，心光忽而转为明亮，心境也转向淡泊和快适。
六、
他进一步巩固了熙宁年间在杭州任通判时“心安是药方”的想法，将目前所贬谪的黄州“异乡”落实为宦途上的精神寄托之所，成为迈入心乡的过渡。
对苏轼来说，故乡、异乡也许不可得，然而“心乡”的获得不假外求，在不自由的仕宦征途上，才是真正可以自我安排的归宿之所。
因此，在《临皋闲题》里他写道：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距离到黄州不过两个月之久，苏轼已把心态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迅速调整到可以说出“何必归乡哉”的状态。
他开始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这首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
苏东坡对竹笋情有独钟，称其为“玉版和尚”、“素中仙”，常以竹笋和猪肉制成菜肴。
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中他信笔写道：
“无竹令人肥，无肉使人瘦，不肥又不瘦，竹笋焖猪肉”。
既会写好诗又会炖好猪肉的人并不多，不炖则已，一炖就炖出了著名的东坡肉。
春雪中摘来的春菜，含着晓露的芦菔根，净白的莼菜和蒌蒿，这些食品是那么新鲜与素净，来自大自然浇灌的各种菜色，使他感到心灵清亮，沁人肺腑。
苏东坡在这里过着琐碎平常的日子，可他也在精心地构建着自己精神文化的殿堂。
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幽居在黄州的苏轼成了闲人，也成了自己的主人。
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锋芒毕露的聪明劲削去了，变清澈了，但也没什么颓丧气。
这首作于元丰五年春的《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此时的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回首相看萧瑟处”里，是多少人生的苦难、人世的严峻和人间的崎岖啊。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
尽管他在词里写着“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
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作于元丰六年的另一首《定风波》：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通过歌颂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时处顺的不俗品格，抒发了苏轼本人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风浪的洗礼之后，苏轼这种静心无想、无所他求、超然物外、达观超旷的精神境界，如晶莹溪水清澈透明，一览无余。
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隐忍。
这一个秋夜，他和一帮农夫客人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从东坡雪堂踉跄走出。
一路上摇摇晃晃、窸窸窣窣地回到他的临皋住所，已是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的下半夜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糓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
不知不觉已是黄州之贬的第三个年头，这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于深秋的长江边，倾听着阵阵涛声，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的深沉喟叹。
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他饱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的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
患难临头，不是任感情冲动地大作怨愤之声或放声悲吟，而是心灵中细细咀嚼，用禅宗及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化解它。
精神生命酣畅淋漓地舒展，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与“死生一如”的胸襟，物我两忘的本心清静，玄妙的心灵顿悟和直觉观照，庄禅哲学生命观、宇宙观几经渗透、参照，融进了苏轼个体存在意识之中，于是，紧张的价值冲动松弛了，急促的功业理想舒缓了，沉重的现实痛苦消退了。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一种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的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终极悲叹，一方面痛苦地冲击着诗人柔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从虚无空寂中滋生出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彻悟，正是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苏轼获得了旷达和解脱。
苏轼对佛理的体悟糅合了老庄之说，以目见身历之遭遇，知荣华富贵忧患坎坷，都属人生必有之内容，谈不上得失也不必因之而喜戚，死生有命。
有此透彻之悟，则身心神气虚静平和无动于衷，心斋坐忘枯木死灰无悲无喜了。
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著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
禅宗重视心的觉悟，它提倡在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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