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我的大学十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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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锐我的大学十年
林锐：
我的大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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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7月31日14:
46 来源：
闫辉收藏
（本文摘自《高质量C++/C程序设计指南》，将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于2002年5月底出版。
）作者：
林锐
写此文使我很为难，一是担心读者误以为我轻浮得现在就开始写自传，二是担心朋友们误以为我得了绝症而早早留下遗作。
不论是落俗套还是不落俗套地评价，我在大学十年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
并且一直以来我对朋友们和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这十年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交织着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散、狂热与怯懦、成功与失败。
做对了的事可树立为榜样，做错的事可挂作为警钟。
我写下经历与感受，期望以此引导和勉励无数比我年轻的学生们。
我资历尚浅，既没有哲学家的深遂，也没有诗人的风华，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讲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节，属牛，是“牛头”。
父母为我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林锐”。
这暗示着上天对我别有用心，将降大任于我，可是这时候上帝去了一趟厕所。
天堂与人间的时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几分钟内，我混混沌沌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为凡人。
我小时候生长在浙江黄岩的偏僻山区。
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由于山区师资缺乏，父母经常要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教学。
我换读过的小学的数目比我的年龄还大，没有伙伴，也没有家的概念。
我就象活在货郎担里的小鸡，缩成一团，在高兴或恐惧时至多“啾”“啾”地叫几声。
我在读小学与初中的8年里，既不聪明活泼，也不调皮捣蛋，确切地说象块木头，简直是我名字的反义词。
在学习上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
唉，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都已无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华，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
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
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
我勤快得早晨4:
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
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
“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
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
《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报出答案来。
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
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
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
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
历史考试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
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
我不敢报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
选来选去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
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
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
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
也许他原先想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
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
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
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人管教的一群小鸡。
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
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
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
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
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
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
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
系主任喝问：
“你为什么迟到了？
”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那时候的学生充满了理由。
我在班里年龄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
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
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
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
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
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
课间休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
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
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
我相信大一的学生们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大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
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
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
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
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当英语教师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
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
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
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
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我父亲。
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桨，母亲掌舵。
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
“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
”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
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
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
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
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
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
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
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
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
“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
本科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
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式时，答案往往是零。
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报出答案。
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
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
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
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
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
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
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
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本身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
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
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
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
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
可是报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
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
周老师笑笑说：
“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
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２分作为鼓励。
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
你本来就是第一名。
”这时又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
周老师说：
“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
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分。
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
”
在我这一级（90级），周老师至少为技术物理系教出两名软件高手——我和马佩军。
我和马佩军读到硕士时已在软件方面雄霸西电，计算机系学生毫无翻身之望。
由于马佩军不好名利，风头让我一人独得。
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
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在上大学的前三个学期，学习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轻松。
自从第四学期学习了计算机课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拥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天天编程。
如果挨一个巴掌能换取一分钟上机时间的话，我愿意每天挨1440个巴掌。
如果非得加上一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
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贾新章教授“收留”了我。
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
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
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设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
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
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
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
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
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
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
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
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
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
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
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信念：
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
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就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
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腾。
在竞赛前两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
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彻底抛弃了它。
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满激情。
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郝跃老师。
他是数学博士，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
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
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花一年时间也得不到。
有一天，郝老师说：
“你做我的学生吧。
”我就毫不迟疑地从贾老师门下“跳槽”到郝老师门下。
郝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
“好，很好，非常好！
”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
但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水涨船高，水落船底”，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
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
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科研条件相当好。
导师十分开明，任我自由发展。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设计图形用户界面和开发数据可视化软件。
图形软件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无用处，你也可以自我欣赏。
总有人担心“花很多精力、物力让界面那么漂亮，图形那么逼真是否值得？
”这种问题不能强求别人与你一致。
我当时赞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图形软件相提并论。
我喜欢设计用户界面是因为自己有相当好的美感。
在读本科时我模仿过六七个流行软件的界面。
那时期大家编程都用TurboC2.0，我伪造了一个“TurboC2.6”。
有个北大的博士生来实验室参观，看“TurboC2.6”后对我导师说：
“郝老师，你们的工具比我们的先进多了”。
我常常向同学演示、卖弄自己开发的软件。
觉得还不过瘾，就写了一篇名为“用户界面设计美学”的短文。
凡是路过我实验室的同学都被我逮住，被迫听完我得意之极的朗读，茫然者与痛苦者居多。
不久我的朗读便所向披糜，闻声者逃之夭夭。
这篇文章我6年后照搬到博士学位论文中，可见当初写时的确有所“超前”。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电路的数值计算为主，数值计算产生的一堆数据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我发现用图形来表征、解释数据可以让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觉就象刚睡醒时冲凉水一样。
我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软件就是用图形来仿真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缺陷”对成品率的影响。
我并不是在看了学术论文后才开始研究可视化技术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发现那些好玩的技术叫做“可视化”。
由于我肚子里头的确有货，在硕士一年级，我没有使用“剪刀”与“浆糊”（这是很多人写书的法宝），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第一本著作《微机科学可视化系统设计》。
我在读硕士期间的工作强度与本科时的相当，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我有了明确的目标：
（1）开发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
（2）培养做领导的才能。
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团队工作，参加全国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而实现。
我在西电成立了“可视创意软件小组”，马佩军、戴玉宏、马晓宇是我的主要技术伙伴，帮手很多。
有几个漂亮的女生负责宣传（有一个长得像孟庭苇）。
办公室里贴满了标语，如“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春天消失”。
还有大幅的“作战图”，倒计时牌。
每个伙伴写了一张“军令状”放在机器上，我迄今还记录着那些纯真、活泼、充满激情的文字。
那是多么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厕所里睡着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们的软件作品分别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在西北地区，我们是“老大”。
我成了西电学生的榜样，仰慕我的学生有一大批，我刚到浙大读博士时，收到一个西电计算机系学生的信，他说：
“你走了，我呆在西电没有意思，我准备考浙大的硕士生，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
在硕士毕业前，我在鉴定表上这样写道：
“我热爱科技事业，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近5年的科研工作带给我最充实的生活，也寄托着我美好的向往。
可我同时也感到了痛苦，因为5年来我耳闻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虚作假。
我发誓做一名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以正身自勉。
”
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前17年白活了。
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争了名气，而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
写书得稿费7000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
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和与哥儿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秘密”：
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在困难时期他吃了太多的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
我哪敢跟他论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
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
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
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
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
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在西电最早的朋友。
刚入学时我们分到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
“喜欢干啥？
”
我怯生生地回答：
“打乒乓球。
”
他再问：
“什么风格。
”
我答：
“快球。
”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
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
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
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一声。
”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
“哼！
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
”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在都没拿到。
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
有时他吹得太离谱，常令我们6个舍友群起而攻之。
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夜里再挑起事端。
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
我们第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
“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
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
歹徒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
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们读本科和硕士时主要用DOS操作系统，那时期病毒泛滥。
马佩军杀病毒不用软件，用手杀。
看他杀病毒简直是一种享受：
噼里啪啦地敲一阵子汇编命令，然后机器就好了。
求救电话太多，他经常无怨无悔地带着那双铁手游荡于西电各个角落，却不知道编写个杀病毒软件来赚钱。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
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
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现在他还有了一只“小马驹”。
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
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
马佩军在西电已经呆了十年，禀承了西电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很土但结实耐用”。
我在西电时很土气，离开西电后变得“半土不洋”。
马佩军简直就是西电人自己的“兵马俑”，每次看到他或者想起他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根”还在西电。
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
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人受不了。
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多日沮丧。
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
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戈尔巴乔夫那小子。
最后他为我们点燃了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
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在读本科时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并且刚正不阿。
也许，我俩本来就有相似的秉性，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
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
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那样惊喜。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
有一天，他带来两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
就在我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
我惊诧至极而又羡慕至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
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
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
“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
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
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
“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
”
“笨笨”答：
“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
”
我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名列倒数前茅。
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
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
“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
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9.3……
一开始他觉得我很好玩，后来他就离不开我了。
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是那时侯我天真并且充满活力。
在三四年级我忙于科研时，他照顾我的生活，叫我“少爷”，既做管家又做兄长。
我们不仅共用饭菜票，并且共用仅有的一个碗，总是他买饭菜和洗碗。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
“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
他说：
“如果考虑年龄因素，你已经比他更能吃苦。
你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业，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
在我们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灯塔，只要灯不灭，希望就在。
现在他为了娶一个日本姑娘，披荆斩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几年来，我就为一个男人哭过，那时他本科毕业离校。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受我的影响，本系三四年级的学生蜂涌至微电子所参加科研。
夜里看十二层高的科技大楼，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那一层就是微电子所。
那时，我在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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