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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琴自由职业者论文全文
自由职业者的从业选择与生存困境分析
——以单位组织变迁为视角
崔月琴刘秀秀
【摘要】自由职业者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并处于游移状态和社会边缘的知识群体。
在单位组织变迁、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群体应运而生。
由于科层组织的种种束缚和弊端等因素，自由职业者选择了组织外的从业方式，并且，在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逻辑中，形成了自主经营和承接短期工作的运营方式。
新职业群体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多重生存困境，第三部门的发展及社会新兴组织的建构能够带来有效的解决方式。
因此，个人—组织—社会这一链条有望得到和谐共存的发展。
【关键词】自由职业者；单位组织；科层组织；第三部门
【作者简介】崔月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审；刘秀秀，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各种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壮大。
各种各样的组织为从业人员提供了施展才技，获得资源的空间，对于现代社会的多数人来说，往往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特点的组织，通过组织的平台和阶梯来发展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但在当今中国社会，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特长的年轻知识分子却选择了组织外的从业方式。
他们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组织，工作和生活基本处于自由状态，不受任何组织或机构的限制，通过市场提供的资源与机会来谋生，同时为社会提供服务，人们将这一人群称之为“自由职业者”。
新兴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是从知识分子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焦点所在。
一．有关自由职业者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1.关于自由职业者的界定
由于人们研究的视角不同，对其有不同的界定，有的界定很宽泛。
笔者认为，自由职业者特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不与任何组织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并获得资源、谋取生存的人。
他们往往不受任何组织机构的束缚，具有较高的工作自由度和灵活的生存发展空间，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职业状态。
2.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自由职业者的研究刚刚起步，多数研究者主要从现象描述和对策建议两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一方面，一些学者是就自由职业者的基本状态、自由职业者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描述，有的学者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这三个群体的交错特征中间接地展现自由职业者的特征；自由职业者的从业体验是研究者们热衷的话题，他们常常列举一些个案来描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动而鲜活。
另一方面，自由职业者面临的困境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社会保障和理财方面的困境涉及较多。
由于学术研究的相对缺位，从现象描述引出的政策建议就格外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他们试图对这一新阶层进行引导和控制，督促他们形成有秩序的从业规范，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可行的措施和手段。
如规范自由职业者的税收制度，加强社区建设以统战的思想容纳自由职业者作为新阶层的存在，等等。
这些研究以新的社会现象的视角向人们介绍了自由职业者的存在，比较系统全面的展现了这一新群体的生活，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和基础。
但是以往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以往研究的学科特征不突出。
关于现象的描述止于个案素描，提出的政策建议又偏向一般性的措施和对策，学科和学术的视角欠缺。
第二，以往的研究缺乏理论依据和理论参照视角。
学术研究应以理论为基础，若没有理论的依托会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即使少数研究的学术性较强，但对于自由职业者的直接研究尚觉不足。
如：
周晓虹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汪和建对于自我经营方式的研究，都在某一个侧面涉及到了自由职业者的学术性问题，但自由职业者只是他们所论述群体的一个子群体，还缺少专门的、系统的理论研究。
因此，有关自由职业者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而且自由职业群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又不断地涌现新的素材，学术研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本文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内，以组织理论和自由理论为基础，以个人与组织关系的视角为参照，对现阶段自由职业群体的选择行为、从业方式及生存困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以其通过这项研究进一步认识自由的社会学意义，了解并探索在社会变迁中人与组织新型关系的建构方式及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需求与组织建构模式。
3.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定性研究为主，结合访谈法、问卷法进行分析。
访谈材料来自天涯社区的自由职业者版面和一个电脑游戏自由开发者的QQ群；问卷来自中华英才网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受访者来自全国，是平均分布于IT、金融、制造业等20个行业的2200余名企事业职员，笔者对部分调查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作为定量材料。
二、自由职业者的选择动因及从业状况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崇尚和追求自由，但社会学意义的自由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
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
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人无可逃避地会去选择了解，选择去爱周围的人，这是生而为人的天性。
萨特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自由的社会学意义。
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成发展的。
鲍曼对此有生动的论述：
“你有自由随意地离开这个国家，可你却没有钱买车票；你有自由学习自己所钟爱领域的相关技能，可你却发现在这一领域中并没有你的一席之地；你可以希望从事你所感兴趣的工作，可你却发现这样的职位并没有空缺；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你却发现没有办法找到人听你倾诉。
”无论萨特还是鲍曼都揭示了一个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即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与其他社会现实相关联的，无不处在关系之中，人的行为总是与社会的结构及环境相适应，人们的自由选择行为总要受到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因而，自由职业的出现与选择是中国社会体制转轨与单位组织变迁的结果，是相对于组织内固定职工相比较的一种自由。
1．单位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
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在民国时期就已见诸于报刊和官方文件中。
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阶层，但这一阶层在20世纪50年中期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被改造掉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单位制组织为主体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成为国家进行统治的手段。
单位组织控制着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资源，人的一生无论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单位，人与单位的关系是一种资源依附的关系。
单位通过垄断资源来控制其成员，使得他们服从单位组织的安排，无人游离于组织之外。
“只要人们摆脱不了对单位垄断性资源的依赖，那么他们就必然会放弃自身行为的自主性，以服从作为交换资源的代价”。
所以，在单位制社会中的人们没有个人身份上的自由，自由职业者无法生存。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自由”从业的社会契机出现了。
契机之一：
个人从单位组织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身份上的自由，使得自由职业的出现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了单位社会的变化，表现为“单位组织的多样化”和“全能型单位的式微”。
前者是说，中国的所有制形式由单一的公有制发展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形式，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纷纷涌现，组织形式不再单一，组织风格也趋于多元化。
后者是说，单位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组织，人们与组织的关系由资源依附转换为利益依赖。
政治功能从经济组织中逐步分离出去，经济功能的日益凸显使企业组织逐渐走向市场化，权责分明。
同时，在市场经济实行的过程之中，劳动力市场得以逐渐形成并成熟起来。
有人总结了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四个阶段：
1979—1983年是“体制外放开”，1984—1991年是“体制内改革”，1992—1998年是“以开放为主”,1999年至今是“劳动力市场建设全面展开”。
由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得单位人能够离开组织；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渐成熟，劳动力也能够参与市场的分配与交易。
个人自主择业，使自由职业在众多选择中成为另类的一个。
因此，“解放”意味着自由。
鲍曼分析古代“自由”的社会学意义时，认为自由是一种解放，是奴隶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中脱离出来，成为自由民，这种解放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赦免，是奴隶主特权的体现；分析西方中世纪时，认为政治制度从经济功能中分离出来，是“自由城镇”的胜利，是他们从当权者那里取得了权利；分析现代时，认为多元主义的盛行，取代了唯一的权威机构，个人因此获得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自由。
鲍曼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很生动：
“现在，社会需求要由多种声音来表达——这多种声音的齐放，与其说是异口同声的合唱，倒不如说难以调和的噪音。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听者从中分辨出一种连贯的曲调”。
从鲍曼的历史线性分析中，笔者总结认为，剥除鲍曼论述的西方背景不谈，自由便是人身的解放，是经济领域的独立，是多元文化的碰撞。
而这三方面的论述均能够在单位变迁过程中找到论据，这一过程中处处透视着自由的契机。
契机之二：
现代组织对于流动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成为现实。
单位制度的变迁，是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的。
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求组织在资源分配、用工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
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说来，则是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共同发展，和谐共存。
从经济形势上来讲，即市场经济的实行，具体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新的经济图景，以竞争性和流动性为显著特征。
市场化意味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这样，竞争对手来自全世界，竞争范围大大地扩大了。
“今天的企业处在一个剧烈动荡、飞快变化着的世界中，经济的全球一体化、高度的不确定性、全球战略的实施，正使企业经历着空前严峻、激烈的竞争。
此一时的竞争优势转眼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企业自身的生存变得如履薄冰。
”同时，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带来了强流动性的市场环境。
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产品更新的周期变短，产品报废的周期变短，要求企业不断地发展以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否则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为了应对变化的经济形势，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组织必将要迎头赶上，制定新的策略以在竞争中获胜。
因此，原有单一的“铁饭碗”的雇佣关系被打破，新型灵活的雇佣关系出现了，其中，雇佣自由职业者便是手段之一。
SharonF.Matusik和CharlesW.L.Hill分析了组织雇佣自由职业者的原因和条件：
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增强组织灵活度。
从降低成本的角度来说，与组织内部人员相比，组织雇佣自由职业者不必为其进行培训，省去人力资源等培训费用；组织雇佣自由职业者不必为其缴纳各种保险，省去了员工福利方面的开支；并且，在应对季节性的工作问题时，短期雇佣员工或者采用外包的方式进行工作，可以省去平日里聘用一名长期员工以应对不时之需的费用，等等。
由于不必向自由职业者提供长期承诺，组织就可以灵活运用劳动力，不在人力资源上耗费过多。
从增强组织灵活度的角度来说，当技术革新时，如果组织内部并没有一名固定员工熟悉该项技术，就可以雇佣一名自由职业者，在技术革新的关口上采取应急措施，度过难关。
同时，组织可能会汲取到自由职业者的技术，从而更新组织内部的知识结构，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灵活的组织比较容易降低成本，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因此，组织需要雇佣自由职业者，以增强组织的竞争力。
2．‘逆组织化“选择的主要因素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在一个官员、职员和工人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以及纪律和训练有素都不可或缺的社会里，没有官僚体制的机构，除了那些自己还占有供应物资的人（农民）外，对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的生存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
”韦伯认为，只有自己占有“供应物资”，才能脱离组织的控制，否则，个人就不能摆脱官僚体制的现代组织。
他没有预见到有一批人能够脱离组织，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而不是某种物资，来换取价值，这种状况在信息社会得以可能，他们以一股“逆组织化”的力量影响着组织奋进的步伐。
他们的“逆组织化”行为能够透视出现代科层制组织的利弊，同时也昭示了现代组织发展的新的特点与趋向。
从自由职业者与固定职业者的比较中能够揭示出自由选择背后的奥秘。
笔者经过调查和分析，认为以下三点是个人面对职业自由与组织内固定职业的抉择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第一，与固定职业者相比，自由职业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技能采取多种方式赚钱，收入相当可观，这是吸引人们选择自由职业的主要经济因素。
GideonKunda等人认为，尽管人们对于自由职业有种种渴望的情绪，尽管不满于组织生活的种种弊端，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主流的组织生活方式，选择自由职业的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因，薪资问题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无论什么职业，能够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个人的生存尚且存在问题，如何谈得上精神上的自由。
而如果通过做自由职业，能够得到比在组织中工作更多的薪酬，就会更加有吸引力。
第二，选择自由职业可以逃避正规组织的科层制度。
现代组织的科层制规则往往呆板而没有人情味，如韦伯所说，是一个“铁牢笼”。
“我们所熟悉的组织系统图是规则的视觉化形像，通过这种图，等级水平能够得以排序并且各部门得以协调。
进入组织要经过在雇佣合同中详细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规则的审查，内部流动受到在奖惩政策中体现的标准的调节，上下班的时间安排，以及工作活动也受到规则的管理。
规则定义了组织的身份以及边界，并且使之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得以稳定。
会计做一个合格的会计所做的事物，管理人员做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所做的业务。
每个人都遵循着为他或她承担的角色所设定的适当行为的规则。
”这种规则确保了组织按照一定的程序运行，而对个人来讲，这些规则可能恰恰是一种束缚。
除非规则已经内化为人的行为习惯，人们总会感到规则的束缚，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多方面才能。
因此，逃离“铁牢笼”成为人们被动选择自由职业的原因。
第三，选择自由职业也可以逃避正规组织中的非正规性。
组织理论的自然视角分析过很多非正式结构对组织的影响，而关于非正式结构的表现形式却涉及不多，尤其是负面的方面。
GideonKunda等人指出了三点非正规性的表现形式：
1）如果一个专业工作者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成全上司的某些要求，并为上司的晋升提供条件，就会造成专业工作人员的抵制情绪；2）当专业人员的能力高于他的上司的时候，甚至于上司完全没有项目领导能力，带来组织效能低下，员工往往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或者感到不公平；3）如果工作强度大，却得不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鼓励，或者说公司要求职员对公司忠诚，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安全感，被解雇的恐惧情绪笼罩着他们的全职工作生涯，员工们会感到沮丧和缺乏安全感。
这是更加现实的情况，在正规组织中也经常会有非正规现象存在，一旦组织中有一些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个人就可能逃离组织，选择自由职业。
这些原因常常都是综合起作用的，大多数情况下，单纯的自由幻想并不足以使他们放弃主流的组织生活，往往会有一个实际的因素成为最后的导火索，促使他们选择自由职业。
GideonKunda等人认为，简单来说，个人选择自由职业的决策是经济因素、现实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工作理念的混合产物，而且最后的契机往往来自公司裁员、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引导等等。
“在社会分配关系中，自由常常被视为关系的一端，而位于另一端的是他律的不自主。
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自由得以产生，同时自由也是保证这种关系得以永续的首要条件。
自由既是特权又是权力。
”经济来源，组织的科层制度和非正规性都是“他律的不自主”，人们在这样的现实关系中，寻找现实条件基础上的自由。
3．从业方式
自由职业者虽然不固定供职于任何正式组织，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任何组织没有关联，自由职业者与组织的交易是他们的主要从业方式之一。
笔者经过调查，认为：
自主经营和承接短期工作是自由职业者从业的两种主要形式。
自主经营的方式是指自由职业者运用技能独立经营的工作方式。
汪和建运用自我行动的理论对这一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
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
但是，选择自主经营方式的不一定是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具备组织形式的除外，自由职业者是脑力劳动者用非组织形式运作的。
如一名80后的大学生，放弃了高薪的招聘职位，选择自主创业，创立了“陈幸福工作室”，做玩具设计。
他的创业过程是这样的：
2004年，大连轻工业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张啸吟从某著名服装公司企划部辞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1200块钱来到北京，开始了自找的“北漂”生活。
他做过地下通道的流浪歌手，在后海酒吧刷过杯子，还曾经去某服装公司跑了三个月的市场。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打转。
这年冬天，他的第一只布偶猫在酒吧诞生。
现在看来，这只玩偶的设计并不完美，做工也很粗糙。
那时候谁都无法预料，这只布艺玩偶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带来怎样的故事。
一次，张啸吟把自己设计的布偶照片发到某设计论坛“显摆”，结果很多网友回帖询问在哪里能买到。
意识到有人喜欢这种古怪、非主流的“东东”，张啸吟开始批量地手工制作自己设计的玩具，然后通过邮购方式贩卖。
在摸索中“幸福玩具车间”开始系统经营和管理，团队人员从最开始的一个人逐渐增加。
2005年8月，张啸吟顶着40度高温挤上一辆没有空调的公共汽车，下车后被突降的暴雨淋得透湿。
然而回到家他哼着音乐搓洗被汗水和雨水弄脏的衬衣，心情无比舒畅。
他在博客中写道：
“现在就是有棒子砸我头上我都很爽！
因为这一天，‘陈幸福’正式入户北京了。
”
他个人搞设计，个人找厂家做产品，个人开店销售，喊出了“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口号。
成为自主经营的典型，现已初具规模。
承接短期工作。
即短期从组织中承接任务，以计件或者计时的方式取得报酬。
这也是目前自由职业者大多采用的经营方式。
比如，中国有三个比较完善的任务网站，网站中列出雇主给出的工作任务，自由职业者们承接任务，任务完成后提供计件报酬。
举个例子，一项招标任务要求做一个奥运精灵鼠笔筒的设计，任务金额是三百元，时间为半个月。
也就是说，做设计的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半个月内自由地完成这项任务，如果成果得到了采纳，就可以得到300元的报酬。
任务网站的招标方式是:
招标任务在网站首页中滚动显示出来，承担任务者在网站上承接任务，获得相应报酬。
笔者截取一页，如表所示：
表1任务网站的招标任务
招标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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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格为笔者方便阅读所做，“发布人”一列为网络使用名。
又如电脑游戏开发行业，有很多自由职业者通过网络或者熟人介绍的方式承接工作，做完之后获得相应报酬。
比如，笔者在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群里看到的一则广告：
有大量房屋模型，承包价钱是5-10块钱一个，都是很简单模型（提供贴图跟航空影象图作为参照）。
价格层次是：
差一点的5块，好一点的是7块钱，再好一点的10块钱。
（注：
都是很简单的模型跟贴图）有意者跟我联系，电话：
132××××8670，QQ：
×××××××。
”
也有人通过自由职业者的群体推销自己，希望得到一份短期的自由工作。
下面就是一位网友发布的求职信息：
奎尔萨拉斯：
中国美术学院大四学生诚接各种插图、插画以及CG设计外包兼职，有意者MM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10年绘画基础，功底扎实。
从多种多样机灵活跃的招标与求职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职业者们在竞争激烈，市场活跃的社会背景下，找到了他们的运营方式。
因此，如果个人具备足够的技能，并且能够符合市场的需要，能够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那么，自由职业者宽裕而舒适的生活就不会太遥远了。
自由职业者有了切实可行的生存途径，打开了自由职业的长足发展之门。
三、组织外生存的难题与第三部门的有效运行
1、生存困境
尽管自由职业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发展越来越成熟，但与固定职业者相比，他们还是面临很多生存困境。
第一，经济生活上，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很不稳定，并且花销很大，属于高消费群体。
自由职业者尽管对个人技能有一定的自信，但没有组织作为依靠，自由职业者往往没有稳定的制度性保障，惶恐感也总是不断地袭来。
我们就中华英才网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问题：
“自由职业最让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一项做了数据分析，如图1所示：
图1自由职业者最担心的问题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收入不稳定”是最大的问题。
同时，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自由职业者还是高消费的群体。
由于没有组织为他们缴纳各种费用，他们的高消费主要用于个人的各项保险金、个人的医疗卫生费用和个人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等，比固定职业者的花费要多出很多。
关于自由职业者在经济上的困境，一位自由职业者的自述能够带给我们比较深刻的体验，题为《那段自由职业者的慌乱岁月》：
那个时候我身上并没有钱了，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
于是,我把剩下的一百块拿出来，去买了一条烟和一些饼干，还有很多面条……在很多天之后,我几乎死在那个房间里,电话响了，是广勇打来的,说有东西要我做，报酬2000。
开始为一个网络文化公司做LOGO及简单的应用，当时对我来说,那是困难的,之前并没有做过,但还是努力的去做，有些拼命，想也许会是一个转机.做了很久,客户总是否定，信心受了打击，到最后，我被耍而告终。
报酬是：
我自己幻想的那些时光。
后来，又会有生意来，我每次都很认真的完成。
但不是每次都会被耍，偶尔会有报酬。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不记的那是多少天之后,我终于走出了那个房间。
我身上揣着挣来的钱走在大街上，我去了海边，我把怀里的钱拿出来，又数了一下，4500 ，没错 。
我一直害怕这是梦，我看着大海，想，自由职业者，这个我梦想的职业，对我来说竟然是这样的艰难。
我去他妈的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已经结束了那慌乱的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但仍对那段时光怀念。
那到底是炼狱，还是死亡……？
第二，在权利保障的问题上，自由职业者是弱势群体。
在由“组织化的社会”向“社会化的组织”转换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缺位，社会组织的欠发达，自由职业者的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按照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人们几乎都被纳入到各种各样的组织中去，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都是通过组织来实施。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社会体制的沿续，“许多城市未把自由职业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城市中的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福利制度均不考虑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利益,自由职业者成为所在城市的无归属的群体和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打击,使之成为城市不稳定的矛盾源,将会给社会管理产生巨大的阻力和压力。
”一位网友对此深有感触：
被边缘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福利啊,经济增长等等我们都不能从中受益了,比如之前的给公务员涨工资（嚷的不凶,涨的凶）,现在研究的给各行业员工涨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有人减就有人增,个税的低起征点）,各种社会、医疗保障，这些还都是最直接的，间接的还有，被歧视，生活圈子狭小，而且人类社会就是靠组织化程度生存的，自由职业者长期没有组织会慢慢积累各种困难，而且没有任何解决途径，单位，身份，组织，在西方世界也许无足轻重，在中国，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就跟香港电影里的混混一样朝不保夕；单位和身份没有办法，组织应该有一个，非官方，非政治性的，说不定可以解决点医疗、法律纠纷、养老的问题，或者一起创业，最不济，大家可以同城活动一下，过过集体生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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