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短篇小说观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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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短篇小说观察

20xx年短篇小说观察

文学是人学。

人离不开社会，我看重小说中人和人，及人与所处时代、社会的关系；我看重小说对人的情感、古老人性，以及存在的描述和揭示——更看重其中那些超越时代，进入时间层面，指向永恒的作品。

感到欣喜的是在20xx年短篇小说中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好作品。

在此，我尽量以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优秀之作为例——它们不见得被反复转载或评论，但已然构成短篇小说年度新貌。

一、时间中的情爱

妻子因温九“捡回”一双恰好合脚的绣花鞋大发脾气，曾找妇女主任反映问题，并把三个怀疑对象告诉妇女主任。

温九承认了鞋子不是捡的，但与妻子相约：

七十岁时告诉她真相。

真相大白，温九曾和妇女主任有过一段出轨的爱欲故事。

情史的揭开并未给二十二年后的老人带来烦恼，时间医疗了伤痛，如酿酒一样，将陈芝麻烂谷子发酵成了一壶好酒。

前面是晓苏的短篇小说《回忆一双绣花鞋》中的故事。

这类事情真相大白后，会有别的结局吗？

有的。

薛忆沩的短篇《“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写的是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但女孩以她“不完美”拒绝接受男孩的求爱。

在男孩的攻势下，女孩道出自己年幼时曾遭父亲强暴。

男孩表示“不在乎”这些，他们结婚后，男孩无法“不在乎”，经常虐待妻子，最终离婚。

离婚后男人忏悔终生，生活在痛苦中，希望心灵重回阳光下。

如果薛忆沩的这篇小说还有其他情节安排的可能，那么，晓苏这篇小说则提供另一种结局：

女孩当初没有告诉男孩自己“不完美”，他们幸福地过到了七十岁。

我想提到的第三篇小说，是张惠雯的短篇《暴风雨》。

这篇作品写的是两个半生不熟的男女，开一辆私家车去另一个城市，可途中遇见罕见的暴风雨。

安全起见，他们停下车，避雨的二人竟发生了一段激情故事。

等到云散雨收，二人也回到生活常态，男主人公再去找女主人公，理智和常态下的女主人公对他采取的是：

和他保持距离。

他们的关系回到最初的半生不熟。

男主人公又寻去女主公家里，正好那里举行一场派对。

他发现女主人公有一个很诚挚的丈夫，而女主人公害怕男主人公和她丈夫说起什么。

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

男主人公从此不再见女主人公及她的家人，保持了对彼此的尊重。

暴风雨中的故事，成为他的回忆，甚至他自己无法证实那一切真的发生过。

如果把《回忆一双绣花鞋》中的妇女主任和温九当做主人公，大致发生的事情和这篇《暴风雨》中的男女故事类似。

这三篇小说都是让人物的情感在与他们的理性碰撞后，才让故事走向最终的结局。

作家所做的是尊重的人物理智而更尊重人物的情感。

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是审美的结果，真实的、复杂的人，延迟对与错等道德、法律的判断，先问合情合理否，先进行审美判断。

按照莫言的说法，这是“站在人的立场”写作——这是中国优秀作家自发完成的一次转变，纷纷摈弃非文学的判断。

我们说人性很复杂，这和人类情感的复杂不无关系。

情感生活中，老年的宽容和豁朗，中年的恍惚和忏悔，青年的独占和激情——三部作品放在一起似乎可“归纳”出时间中情爱的历程。

当然，这并非严密的归纳。

我们——尤其作家们，必须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温九和妇女主任中止了交往，这和《暴风雨》中“她”的处理是一致的。

两篇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温九和“她”，对婚外情的处理都是进行搁置。

不同的是《回忆一双绣花鞋》的笔墨主要是写二十二年后：

温九和妻子老了，他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而产生不快。

《暴风雨》则把笔墨集中在“事情”的发生以及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暴风雨》尚可证明女主人公选择的睿智，那么《“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则写女主人公“不睿智”导致的结局。

《“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写人性的中不可通融的矛盾，《回忆一双绣花鞋》则写时间作用下，情感所发生的改变。

为什么《“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后来忏悔？

在晓苏小说的处理中，我们看到了：

这一切竟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让人觉得颇具温情。

这三篇小说各有精妙之处，都是优秀作品，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发现：

哪怕写的是一件事，通过不同的处理、取舍，在不同的写法下，放在不同的维度，都能得到丰富、深刻的作品。

情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这几篇小说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晓苏写的是几个乡村人物，薛忆沩写的是偏保守的一对中国男女，张惠雯写的是一群较开放、身在美国的华人，但我们发现他们笔下人物的基本情感都差不多，不因文化程度、时代特征和地域的差别而改变。

这是不是三位作家的写作有问题？

是他们的写作缺乏时代感吗？

是他们塑造的人物缺乏个性吗？

答案为：

否。

他们的书写所抵达的，是人性的部分，是超越时代的部分。

因此，笔者用“时间”这个概念来描述他们笔下所写的“情爱”，这有第二层意思，即：

永恒的情爱。

20xx年，晓苏、薛忆沩、张惠雯等众多作家在书写情爱时，不再把它当作小情怀，或者说他们具备了把情爱当作永恒对象书写的能力。

有人会认为写情情爱爱是小情怀，这是写作者还没有笔力把它放在时间的维度来写，又或者说是没有写到人性的深刻、复杂层面。

二、人的永恒困境

小说中所传达的理智和情感，往往都是我们觉合情合理的。

当它们构成矛盾后，就不可调和，人即陷入困境之中。

优秀的作家捕捉到这种困境，把它作为人物命运和小说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常常写出精彩、深邃的作品。

这些理智和情感以及人无意识的本能，是人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为全人类所共有，我们把它称为“人性”。

二十三岁的女作家吴纯，在一篇题为《驯虎》（《创作与评论》20xx年第9期）的短篇小说中，把目光投向人的生存困境。

吴纯天才的表述、锐利的洞察能力，令人惊叹。

在小说中，哪怕是陆地上的“万兽之王”，为了吃上一块肉，老虎必须学会游泳。

既然如此，生活中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又怎么可以回避这残忍的现实？

于是，这个驯兽师必须与虎相伴，冒着危险驯虎游泳。

有什么比生存和生活还残忍？

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但人们不得不接受。

人就被动地处在一种施暴和受虐之中，这困境不会因更加残暴而解体，只会因此升级。

最终，驯兽师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老虎从后面扑上来。

小说中的驯兽师和老虎，相互融合而又对立。

这是无法消弭的困境的隐喻，化解不开。

这种隐喻的创造，体现了作家优异的形象塑造能力。

在生存困境之外，也有写身份困境、情感困境的

优秀作品。

所谓身份困境，上升至哲学高度则是“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

宋尾的短篇小说《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山花·B版》20xx年第11期），写的是一个葡萄牙血统的中国籍司机。

他的父亲年轻时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力量，解放后留下来加入中国籍，成为小地方的公务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而他不甘心当省城的长途汽车司机，在移民盛行的年代，这个有海外关系的司机想移民海外，但遭到来自父亲的坚决反对。

这个青年在父亲死后找关系甚至花钱才移民到尚未回归的澳门，而且依旧是做司机，然而澳门必然回归祖国怀抱。

这篇小说用“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作为标题，既传达旁观者的旁观姿态，也表达一个身份迷失者的困境——他生长在中国，血统是葡萄牙血统，但他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待，无法像父亲一样热爱这个国家也无法和身边的人打成一片，于是，他始终只是一个司机，而且大家连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是一个一生以移动和漂泊为业的人（司机），而且他费尽心机的移民地澳门最终也回归中国。

他成了葡萄牙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异乡人。

生活中不会有人作“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的形而上追问，但潜意识中这些问题是永远存在的。

小说中的这个司机，背叛自己的父亲，在身份问题上陷入困境，失去了人生坐标。

身份看起来不重要，但细细一想它是何其重要，失去身份的人，陷入身份困境的人，会处在无尽的纠结中。

看起来以上小说中人物的困境都是个体的困境，而实际上情爱困境、生存困境、身份困境等，是人类的永恒困境。

历来优秀作家对永恒的表现对象感兴趣，他们以精湛的技艺表现人的情感与理智，找到人的永恒困境，也使来一代代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同身受。

有人会说这些永恒的困境已经很旧了，那是他们没有看出，困境每次出现在具体的某人物内心都将簇新，认困境上升至永恒，常是由那些不倦地发掘人性奥秘的书写者来完成。

20xx年，可以在薛忆沩、吴纯、宋尾等众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以人为本，忠实人性，贴着情感，写出人类困境在不同境况下反复出现，永恒存在的作品。

三、社会的宇宙观

小说意味着关系与交流。

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社会是有关系和交流的，小说家就是要找出这种关系和交流，开发好，开掘好关系，表现其或亲或疏，或隐或显，或紧张或舒展。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个体和整体的交流，可能直接也可能是影响式交流。

宇宙观，是站在高处理解事物、人与世界，是普世价值，是为人类确定秩序的一些原则。

小说对社会的成功书写可以是极小的局部的书写，但牵一发动全身；小说对社会的书写可以是传达小情怀、小道理、小体验，但一定不能悖离宇宙观，悖离宇宙观的作品不会列入正典。

吴纯的《驯虎》中，驯兽师和他的妻子、女儿、未出场的情人，构成了种种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

他们的关系当然属于社会关系，但更准确的说是伦理关系。

如果要考察小说对社会的描摹，则不得不看小说中驯兽师和老虎，驯兽师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和交流。

驯兽师和老虎之间的融合与对立，建立在要生存下去的底线。

观众的趣味决定驯兽师必须由训练猴子转向训练老虎游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残忍的表演是深受观众喜爱的。

这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暗示。

观众喜爱这样的节目仅是猎奇心理作怪吗？

他们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人群，他们怎样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出了怎样的社会面貌。

驯兽师也是该社会一员，只不过不坐在观众席，而是在驯兽在表演在接受鲜花。

小说中驯兽师的女儿，能带给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小说中以正常、日常、合法姿态出现的驯虎、虎游泳表演变得值得质疑。

她是一个小女孩，还没有进入成人的社会和世界，所以，她对驯兽师说“残忍”，“老虎不会开心”。

这是儿童视角，是通神的，众生平等的普世观。

驯兽师以及所有人生活的无奈可以理解，能理解是合着种种道理，普世价值则是根本的大道理。

在现实的社会秩序外，显然还有另一个秩序，并且后者更好，那是一个小女孩凭直觉和自性就能说出的。

老虎扑向驯兽师，验证了违背宇宙观的秩序，会在某个环节被推倒，小说选择了驯兽师接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候。

曹军庆的《有房子的女人》，通过一个被压力异化了的男性，表现了一个价值体系发生紊乱，伦理道德亟待重建，缺乏真正的宽容的社会。

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愿意生活在谎言中，他们共同经营的谎言，则恰恰是一个健康的秩序。

女主人公征婚，主动说自己是一个二奶，摆出一副坦诚的姿态，实际却是为了掩饰不为人知的真相。

男主人公一直失业，以应聘的架势对待这桩婚姻，只为将来占有女主人公的房子。

他们相互心知肚明，却不拆穿对方。

他们是相互欺骗的关系，也是同谋的关系。

当越谈越投契时，警察的闯入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谎言的被拆穿。

遮羞布被挑开，虚假的宽容和坦诚让人无法接受——不是因为它们虚假，而是因为被挑明了。

他们自欺欺人，实际是为了让自己保留在健康的秩序中。

宽容和坦诚，这是这篇小说中隐含着的社会的宇宙观。

但（下转第123页）（上接第41页）根本没有真正的去宽容、坦诚，社会也没有给他们这个大环境。

罪后，面临的只有罚，不会有恕，不会得到宽容。

罚没有降临，人就只能在阴暗中生活和等待，见不得光。

不能道明自己房子来历，高房价、难就业的情况下，男女主人公的选择必然是违心的。

毫无疑问，这篇小说传达了对社会乱象的忧虑，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一篇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

杨遥的《都是送给他们的鱼》，将目光投向慈善，投向广阔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势者交流的不对等，投向了我们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

作品的大致写的是：

傻子命儿在村人的施舍下活命，有人送命儿鱼，结果鱼掉入下水道。

若干年后，命儿发现隐藏在桥洞下的许多大鱼，他怀着感恩之心，舀干污水准备抓鱼。

结果，村人们粗暴地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大鱼哄抢一空，没有给他留下哪怕一条。

这些在污水中长大的鱼，是否曾代表善意，是否就是村人曾送给他们（傻子们）的鱼？

现在的这些鱼，也是命儿本想用来回报他们（村人们）的。

假设将小说中的村人们，放在社会大家庭中，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势者。

强势者和弱势者一线之隔，全看参照谁而言。

命儿的境遇，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

变异的鱼，在小说中一方面具有象征意义，指向公众领域，表达对变了味的慈善的批判；另一方面，直指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它像一把利剑高悬在我们头顶，它才是最为强势的真正公敌，不加重视的人和傻子无异。

杨遥在这篇小说中写的村子，看以看做社会的缩影。

如果寻找他书写社会时的宇宙观坐标，那就是博爱，他想以此确立秩序。

通过吴纯、曹军庆、杨遥等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发现20xx年的短篇小说中存在大量为天地立心，为人立命，书写对社会秩序的探求，从小事入手但视野阔大的作品。

（作者单位：

《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