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住宅策划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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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住宅策划案
低碳住宅策划案
前言：
随着前一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召开，“低碳”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词汇，“低碳住宅”逐渐变成房地产的新宠儿，“低碳生活”也更为人们所向往。
摘要：
前不久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正在努力减少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碳排放的我们，是时候看看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再看看这些碳排放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吧。
我国国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赤字日渐膨胀，自然灾害加剧，特别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洪涝、干旱、沙尘暴和急剧扩大的荒漠化。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地球表面的温度就随之上升，导致地球变暖。
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快速升高到380ppm，而且越来越高。
地球变热，对环境的破坏已经明显的体现在了世界各地，直接导致干旱，炎热，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度恶劣的天气，不可抗的自然灾害等。
概念：
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低碳住宅指低碳建筑中住宅这一子类，即人居建筑。
与绿色住宅、节能住宅等等相比，低碳住宅更偏重于强调能耗带来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问题。
事实上，低碳住宅的概念涵盖的X围应该包括住宅从早期的土地规划、建筑材料、建设施工、交付使用等全过程，社区的物业管理也应纳入此X畴，不仅新建住宅可以追求低碳目标，老社区也可以通过改造，实现绿色节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低碳住宅也是节能楼盘
当“低碳住宅”在地产行业越来越受欢迎时，很多人对于这个新名词依旧十分陌生。
那么何谓低碳住宅呢?
在建筑领域，对低碳建筑早就有比较清晰的定义：
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最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引自XX建设网）“低碳住宅”即是“节能楼盘”，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住宅，是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住宅，与“绿色住宅”的内涵基本一致。
“低碳住宅”从建筑材料、设备到施工建造再到住宅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采用生态建筑、节能技术、生态材料等，通过合理的开发强度，降低物耗，提高能效，实现住宅低碳化。
房地产行业属于能耗“大户”，如果能够实现“低碳”排放，那么对环境将大有裨益。
“环保节能生活”一直是人么所向往的，也是国家的发展目标之一，低碳住宅正是这一发展道路上一颗重要的棋子。
当下低碳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温度上升
一项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委托完成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地球温度将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升高2摄氏度，而这一变化将出现在2026年到2060年这段时间内。
这意味着，北极夏季的海冰将完全消失。
1980年-2007年北极冰层面积变化，根据航太总署卫星资料，现在的冰层比50年代低了五成。
随着地球温度的上升，带来的会是一系列毁灭性的灾难。
海平面上升
全球有超过七成人口生活于沿海地区，而全球首十五大城市之中，有11个是沿海或位于河口。
而在我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及黄河三角洲的城市群将是最脆弱的地区。
从1990年到2090，全球海平面预计将平均上升22到34cm。
而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mm，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包括：
洪水泛滥、侵蚀海岸线、海水倒灌（咸潮）、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
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
按照中国的地理情况，要损失约50-70万平方公里土地，、XX、XX大部分、XX、XX、XX一部分，影响人口超过1.5亿人。
虽然各国代表在全球气候大会上各执己见、不肯妥协，但每个国家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全球气候问题能否解决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事关地球的安全和存亡，也关乎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新布局和洗牌。
事实上，绿色革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悄然展开，中国能否在这次革命中占得先机，获得超越西方国家的发展机会？
气候变化、绿色革命对中国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企业能否借助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之战改变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命运？
绿色突围：
双重困境下的中国低碳路
面对内外经济结构失衡，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而又紧迫，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
在发达国家率先迈步的情况下，中国绿色突围之路惟有多头并进，奋起直追
喧嚣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曲终人散，给国际社会留下无比的遗憾。
一场马拉松式谈判，历时两年，达成的只是一个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气候变化博弈的实质是排放权与发展权的争夺，谈判的结果会对世界各国在维护气候安全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进行制约或重新定义。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各国已达成共识，低碳经济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渠道。
中国自主宣布碳减排目标，不能说没有国际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源自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内外困境下，低碳经济为中国实现绿色突围，走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
内外困境：
中国发展遭遇瓶颈
自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道路上已艰难跋涉了20个年头。
此间，中国已从一个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平头百姓”变成了“大户人家”。
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国由于突出的排放地位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自主的减排行动，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
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
然而中国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未能换来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也没有结束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污蔑。
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有一种观点正在欧美国家扩散，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
无论如何，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见证了中国的崛起，终于在一个特定的全球性议题上与美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
回首与总结，正如媒体所言，“从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必须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即它可以决定做一个领导者，还是坏人。
因为，当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时，根本就没有做好人这样的事情。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前提，也需要一个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国深谙此道，即便做不了好人，也要做“最好的自己”。
实际上，中国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
一是人口增长。
尽管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的15年，中国人口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
就业压力、消费方式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二是生活水平。
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XX、XX等城市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
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的。
三是工业化水平。
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很大的影响。
四是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进程加快意味着现有城市的扩X和新城镇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飞速发展，而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很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的。
五是国际贸易分工。
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较低端，大部分的进口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出口主要是能源密集的制造业产品。
“中国制造”产品在满足各地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
六是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大，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付出更高的代价。
正文：
针对本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需要浊重分析以下几点对地毯住宅有影响的因素。
一.低碳经济：
国家发改委此前确定的12个研究试点地区，目前仅仅批准了5个，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低碳经济试点的研究做铺垫。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对各地扎堆上报“示X区”表示担忧。
那么低碳经济示X区到底应该怎么确定？
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制订标准，通过思考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1、从国家战略高度对低碳经济发展进行总体部署
抓住“十二五”规划的契机，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从前瞻、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明确低碳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确低碳经济的概念、目标、重点与措施，划定一批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低碳经济示X区、行业低碳发展标准、低碳经济示X项目等，同时建立并完善低碳经济的统计与评估体系。
在不断的探索中总结经验，为中国经济整体向低能耗与高科技转型做出最积极的探索。
2、法制保障系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须
在现有环境与能源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完善，增加相应有利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在时机成熟后应出台“低碳经济法”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最有力支撑与保护。
同时出台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发展鼓励政策，支持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快速建立低碳人才培育与储备机制
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相关专科人才，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才储备，我们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势必崎岖而坎坷。
快速在大专院校中建立与低碳经济紧密结合的学科，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为人才走向社会铺好路。
在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技术工人的数量充足的前提下，低碳的“引擎”才能开足马力。
短期内低碳人才与技术的争夺势必异常激烈，一个企业、一个项目、一个课题、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区域低碳经济的核心力量。
4、金融是低碳经济的翅膀
如何利用金融杠杆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如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环保项目发行债券，建立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等产业投资基金，开发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
通过协同银行、保险机构以及机构投资者等，共同努力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以上我们只是就低碳经济的发展环境，简单阐述了我们的思考，而低碳经济的发展背后，还有着更多层面与更深程度的东西需要社会各界不断的探索、挖掘与研究。
东方运盛也将持续不断的对低碳经济实验区进行关注与相关的基础研究。
二．低碳交易市场
随着低碳生活深入人心，“低碳革命”被广泛认为是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后改变全球经济的第三次革命浪潮。
1997年12月，碳市场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
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发展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等手段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碳交易来实现碳排放的抵消或者补偿，由此，国际碳市场交易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国开始初步探索符合国内市场的碳交易模式。
“京津沪”领跑国内碳交易市场
作为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三家环境交易所，、XX、XX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国内碳市场的探索活动，推动碳市场机制设计的明朗政策。
外界形容为“跑马圈地”的运动进入高潮，并呈现出各取所需、差异化竞争的特点。
环境交易所占据先天的政策优势，以行政主导作为碳融资的手段，水到渠成；XX排放权交易所引入了成熟的碳交易机制；XX环境能源交易所坐拥完善的产权交易经验。
在他们自练内功的同时，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环境交易所已经由一线城市逐渐扩展到国内二三线城市，XX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XX、XX、XX、XX省环境能源交易所等相继成立。
业内专家分析，国内自身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将是一个绝对趋势，而当务之急是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让市场充分活跃。
虽然国内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以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场外交易为主，包括任何有益于产生温室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回收或吸收的技术。
而在国内，一个CDM项目的平均申请周期长达18个月，审批的过程漫长，技术、资金到位的情况也不理想，在客观上造成国内碳交易市场压缩，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
三：
碳关税
另一方面，中国碳市场的探索之路一直没有间断，无论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激励，对于手中掌握着巨大的减排潜力的国内市场而言，作为碳融资关键手段的碳市场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规X的治理结构，市场化的交易产品，国际化的合作渠道”，坐拥这些优势，环境交易所成为三者之中较为活跃的分子。
据该所负责人介绍，农林VER项目成为该所核心竞争力，客户集中在欧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XX交易所指向了低碳世博会，首笔世博VER项目碳交易为1万吨，尽管数量不多，但建立起一个整体模式；而XX选择了企业自愿减排联盟，30家企业的加入，横跨水泥、钢铁、电力、通信等诸多产业，力图探索出本土化企业减排规则。
但经过调查不难发现，三大交易所参与的项目无一例外都是CDM项目。
由于“游戏规则”限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碳限额”交易的资格。
其中，制度不完善、技术体系落后、检测体系缺失成为中国碳市场的硬伤。
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作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这样一来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副总裁黄杰夫表示，中国目前的碳市场是零，共同合作，避免国内碳市场走弯路，才是首要问题。
四：
碳税
“阿伦纽斯假说”与“京都会议”早在19世纪2O年代，法国科学家Jean.Fouxier就发现自然温室效应，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效应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认为自然温室效应是地球能量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19世纪未，天才的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Arrhenius），又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性，认为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所排放的CO2（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中的CO2浓度提高，会带来气候变暖问题，即每当大气中CO2浓度增加1倍时，气温会上升4—6℃（DST－SUU，1996）。
在尚无复杂的大气环流模型的情况下，阿氏的这一断言或许只能称之为“假税”。
但在其后的近百年间，虽然曾有反复，如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气溶胶会致使气候变冷，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为人所关注。
直至7O年代未，气候变暖问题才重又引起重视。
而至1985年，在一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O）祖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引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观点得到基本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称，温室气体，如CO2、CH4（甲烷）和N2O（氧化亚氮），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的工业化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
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主要是矿物燃料的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农业造成的。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变暖。
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3—O.6℃；在过去的10O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应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
倘若不采取相应举措。
让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按目前的速度增加，再过50—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3℃，海平面将上升30—100厘米，从而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形势显然更为严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首倡制订气候公约。
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
自1991年2月始，历经15个月共五轮谈判，于1992年5月9日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并于当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朕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缔约方已达165个，我国政府早已于1992年的巴西会议上签署了该公约。
1995年这一公约生效．并于当年如开了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经过激烈地争论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再次明确了公约附件1①国（本文是科技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
）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率先减排的规定，并强调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承诺。
至1997年12月，又在曰本京都召开了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l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将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中国，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不久，就公开发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宣布中国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其中。
围绕“控制二氧化碳，减轻大气污染”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政策和措施。
但是，“京都会议“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却是不容乐观的。
在“京都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主X。
而且美国国会还明确宣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
应“有意义的参与”否则国会将不予批准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
所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而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实质上就是要求形成一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未来排放的限制（koppctal，1998）。
从根本上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因温室效应而带来的气候变化灾难，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从现实看。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将限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受相应的利益损失，将影响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正鉴于此，才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因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而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为兼具环境——经济——政治三重性质的国际问题。
由是，在防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一方面过度排放温室气体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危害。
最终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忽视中国的现实，不切实际地向中国施压，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制定政策，运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率，这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经济手段的考虑。
就中国目前的现实面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排入大气中85%的C02来自燃煤。
尤为不能忽视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
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消耗势必会加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也会有较快的增长，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属于“生存性排放”。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温室效应毕竟有可能在根本上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力也是动力，在防止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斗争中。
中国应该能够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回到阿瑟·庇古去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空气属于自由财货：
工厂可以自由排放各种污染物而不必支付任何成本。
由是，对于排污的工厂来说，它的“交易净产值”将是最大化的，而对于“社会净产值”而言，将无以达到最大化。
这不啻意味，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受污染影响者与企业损失的总和）之间存在差异。
也就是说，所谓差异实际上是私人经济活动成本的外部化。
即差异并未反映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但是工厂的烟雾产出品却成为众多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个有害投入品。
此类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相似，不过这类公共产品是有害的而非有益的，所以应称之为“公害”。
庇古（Pigou）应该说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他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ofwelfare）（1920。
Pigou）一书中：
洋尽地分析了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的原因，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悉源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
在庇古看来，差异或成本难以在市场上自行消除，这是由于这一差额或成本与形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并不致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达成。
显然，污染的存在使厂商获利，但却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由此而形成“边际社会成本”。
庇古认为，正是因为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现象的存在，使得国家干预有了必要性与合理性。
他建议，政府应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
这种税被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Taxes）。
今人惋惜的是，从1920年庇古首开污染经济分析的先河以来，近半个世纪里几成绝响，直至60年代未，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环境污染的经济分析的，“庇古税”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经济学家Baumol和Oates（1971），分别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梁税以及庇古税与统一排污标准成本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佳途径。
应该说，庇古的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使之企业内部化的设想，构成环境污染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
其基本特点是，对排污者而不是受害者征税。
所以被称为“排污收费（PearceandTurner。
1990）。
从经济学的意义分析。
“庇古税”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从中性立场出友，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买现怕累托准则（Paretocriterion）。
也就是说，建立碳税制度并以此来控制CO2的排放量，可以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来选择控制量。
相比较而言，“庇古税”较之其他控制手段，如排污标准、罚款，在同样的排污控制量的情况下，成本相对要低。
对此，BaumolandOates（1971）、PearceandTumer（1990），均有十分精彩的量化分析。
所以人们认为，征收碳税可以获得“双倍红利”（doubledividends），即用中性的碳税来替代如收入调节税等现有税收，在总税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可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与调整现有税收制度对经济绩效扭曲程度的双重效果。
为了寻求控制污染的最优途径。
BaumolandOates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1981），以帕累托准则作为优化配置的出发点，使最优庇古税，成为在最优污染水平等于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污染损害）时的排污收费（X帆，1998）：
MNPB=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MEC=边际外部成本。
（1）企业为达到利益最大的目的，其产量应扩大到Qm；
（2）为实现社会最优，当MEC＞MNPB应停止继续扩大生产，其产量为Q5；（3）为达到社会最优的目的，应征收税t*这样即可使污染从Wm降至W5。
也就是说：
当产量超过Q5后，通过征收“庇古阁”就会给企业带来边际私人净效益的损失，因此而成为不合算的事。
它会自觉地将产量限制在Q5的水平上，从而使污染排放水平限制在W5水平上，最终达到减排的目的。
因此，我们不难得到以下结论：
I.通过征收庇古税。
以实现一般均衡体系的最优状态；Ⅱ.统一税率。
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损失，与企业排污边际收益和边际控制无关；Ⅲ.污染税应对排污量征收，与企业产品产量无关（陈迎，1999）。
应用税收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有不同选择，如按含碳量或含热量征税。
向生产者或消费者征税，以及随时间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税率等。
但从环境经济学理论看，因C02的排放量与燃料的含碳量直接相关，因此按含碳量征税较之按含热量征税更为合理，由是人们将这一税种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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