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机制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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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安全机制问题

关于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有关材料汇总

安全困境一直是困扰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安全困境能够起到缓解、乃至消除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以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构建东亚的安全环境，推动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背景和内容

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产生的背景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为东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合作机遇。

从历史的视角看，二战后，东亚虽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但很快卷入冷战的两极对峙之中，无法开展正常安全合作。

直到冷战结束，东亚国家才第一次迎来了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相互交往，第一次可以独立地抉择国家安全利益和地区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东亚作为大国最为密集的地区，尽管存在复杂的安全矛盾，但也有合作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各国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因此各国安全政策都着眼于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防止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这构成了东亚各国最基木的共同地区安全利益；第二，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也不断加深，这对传统的安全关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对话以减少敌意的重要性；第三，东亚各国在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打击海盗及维护海上安全、控制疾病和防止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存在广泛而越来越重要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东亚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可概括为：

确保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减少敌意，加强非传统安全的合作。

因此，东亚国家就这些共同的安全利益采取一定模式的安全合作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不过，东亚各国在如何解决诸多传统安全争端上并没有一致的利益，甚至存在较大的分歧。

所以，这种安全合作模式无法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但能够起到维持各国之间的沟通、维护地区稳定以

及保障各国的非传统安全利益的作用。

目前，活跃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可以分为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两类（见表1）。

表1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方和参与方

运作方式与议题

亚太圆桌会

（ARP）

1987年

1月

由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主办,参加者为亚太国家及欧洲的官员、学者等。

每年6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年会，主旨是增加信任减少冲突。

管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简称南海问题研讨会）

印尼外交部发展署主办，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参与者是中、越、菲律、马、文莱、中国台湾、印尼、泰、新加坡、老挝的官员和学者。

每年举办一届，2001年后，加拿大停止资助，自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研讨会基本停止工作。

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

1993年

10月

美国加州大学的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组织；中、日、美、俄、韩参加。

每个国家派遣一名外交部官员、一名国防部官员和两名学者参加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

1993年

12月

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发起；成员国包括拉美除外的亚太国家和欧盟。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涉及海事安全、防扩散、东北亚安全框架、维和、反恐等。

东盟地区论坛（ARF）*

1994年

7月

东盟发起；成员国包扌舌拉美除外的亚太国家及欧盟。

每年举行外长会议；增加互信、探讨预防性外交、非传统安全合作。

东盟峰会（ASEANS）

1976年

东盟发起：

成员国由东盟十国组成。

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就东盟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做出决策。

东亚峰会

（EAS）

2005年

12月

东盟发起：

成员国由东盟十国加中、日、、澳、卬、新西兰组成，2011年美、俄作为正式成员国。

每年一次由泛东亚地区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地区政治、经济、非传统安全等重大事务。

“10+1”机制

*

1999年

中国和东盟

每年举行会议，部分涉及政治社会领域。

“10+3”机制

*

1999年

中、日、韩三国和东盟

香格里拉对话（SLD）

2002年

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举行；对参与国国籍没有限制。

每年举行，由各国国防部部长或高官主持；议题广泛，主要涉及防务合作。

注：

加*号为“一轨”机制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冷战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迅速发展，但这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实质特征是什么，并不是人们都清楚的。

首先要明白一点，目前的东亚安全秩序还是联盟安全、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的混合体。

其中，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体系以及中美俄之间的大国协调是东亚安全的基石。

在多数东亚国家认为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双边联盟对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显然不能过高期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另外，实事求是地讲，作为地区各国逐渐摸索出的安全合作模式，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延续还是有着一定的内在合理性。

虽然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尚未具备预防性外交和解决冲突争端的功能，但其建立信任措施对东亚安全稳定发挥着重要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着巨大的合作前景。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是世界上少数因冷战遗留问题而存在潜在冲突的地区。

虽然近几十年地区安全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有的地区安全模式和结构依然无法有效缓解地区局势紧张，安全合作机制而临诸多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国家提出并尝试了多种安全合作机制，但无一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成功。

按照组织者的领导力、成员的数量、代表性、议题的针对性三个指标，这些机制大致可归为领导无力型、议题不专型和代表性不强型三大类。

（一）领导无力型

所谓“领导无力型”，指该机制由小国主导，大国作为参与者但不承担领导作用o这一类型又可分为两个亚类型：

一是“无力落实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二是“议而不决型”的六方会谈。

1.无力落实型。

“无力落实”是指该机制在讨论安全问题时能达成多项共识，但是领导者无力去落实这些共识。

东盟地区论坛是冷战后由东盟发起、组织和主导的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机制完全按照“东盟方式”来运作，美、中、俄、日等大国是论坛的参与者而非领导者。

“东盟方式”强调成员国通过对话协商、耐心渐进、实用主义和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开展合作，不使用武力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和地区争端、不干涉成员国的内政、协商一致地处理内部和地区问题等原则。

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确定了论坛的“三步走”发展方向：

第一阶段是建立信任措施，第二阶段是开展预防性外交，第三阶段是冲突管理。

16年来，东盟地区论坛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共开发并实施了51项建立信任措施项目。

然而，东盟地区论坛长期停留在建立信任措施阶段，无法过渡到预防性外交阶段。

按照论坛的共识决策原则要求，只有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实现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而论坛的成员国无法就预防性外交问题达到一致意见。

1996年以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极力推动论坛向预防性外交方向发展。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呼吁论坛绕过关于预防性外交的定义、范围、对象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立即着手建立地区冲突预防机制。

但中国、缅甸、越南、印度等国家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论坛的重点仍应放在深化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同时积极对涉及预防性外交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使论坛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

因此，论坛在向预防性外交过渡方而陷入了两难境地：

如果继续采取无约束力的“东盟方式”运作，的确能使一些国家感到“舒适”，但势必会影响论坛的进程，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如果加快论坛在预防性外交方面的步伐，将一些具体的政治安全问题引入论坛,必然会引起另一些国家的反对，甚至以退出论坛相要挟，也必将影响论坛的正常运行。

另外，论坛也无力应对成员国之间的安全问题。

东盟地区论坛对任何地区安全问题都只是进行讨论，而不采取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在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和共识决策的组织原则下，论坛甚至不能对某些国家有损地区或国际安全的做法进行谴责。

比如，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后，中国在当年的论坛会议上对美国的安全政策和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和认同，但论坛并未在此事件上采取任何外交行动。

另外，尽管朝鲜和韩国都是论坛的成员国，但论坛从未对朝鲜核问题以及半岛安全形势进行过充分讨论并表明立场，所有的信任建立措施似乎都与朝鲜半岛无关。

2010年10月12H,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

实际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不过是东盟地区论坛的翻版,一个有助于上述国家国防部长交流意见、增信释疑的论坛，而且仅限于此。

很可能的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沦为东亚地区的又一个关于多边安全合作的“清谈馆”。

2.无力持续型。

“无力持续”指由于没有大国承担领导责任,决议因而无法落实以致合作机制破裂。

这类机制比“无力落实型”机制的作用还小，连形式上的存在都维持不下去o2003年8月以来，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一共进行了六轮谈判，但会谈既未能令朝鲜弃核，也未能使朝美关系正常化。

朝鲜反而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进行核试验，正式跨过了核门槛，并于2009年4月退出“六方会谈”。

2010年，半岛局势继续恶化：

3月出现了“天安舰事件”，11月又爆发了“延坪岛炮击事件”，致使半岛南北双方剑拔弩张，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朝鲜退出“六方会谈”是因为其未能实现当初参加“六方会谈”的目标。

2002年朝鲜宣布要发展核武器，希望和美国进行双方会谈。

美国拒绝双边会谈，提出会谈应该包含所有相关国家。

两国最后同意采取“六方会谈”的方式，同时也同意在“六方会谈”机制内举行朝美直接会谈。

显然，朝鲜参加“六方会谈”是为了以“弃核”为诱饵，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

因此，在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达成的四点共识中，“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有必要解决朝鲜对安全的忧虑”是其中的两点。

朝鲜认为，平衡推进这两点是朝鲜继续参加六方会谈的前提。

在2005年9月19日第四轮会谈的第二阶段达成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2005年9月20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朝鲜将在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之后才能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监督。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履行安全保障措施协定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开展民用核合作。

美方的这一表态实际上使朝鲜认为美国是想先让朝鲜弃核，然后视情况（但并不保证）与朝鲜进行合作。

为了获得稳固的核能力，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从而有了在“六方会谈”中进退自如的资本。

总之，朝鲜参加“六方会谈”就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

核武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六方会谈”则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渠道。

当朝鲜发现“六方会谈”只谈“弃核”，不谈安全保障时，就认为再谈下去己没有实际意义了。

（二）议题不专型

“议题不专”指在一个机制内讨论政治、经济、安全（包括非传统安全）等多种议题（但不排除以某一议题为主）。

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属于这一类型。

这一类型的机制最容易达成原则性共识。

由于议题领域不受限，因而总可以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达到一些无需落实的原则共识。

东亚峰会是东盟倡议召开、涵盖“10+3”之外国家的首脑会议。

从2005年至今，东亚峰会一共召开了六次，所讨论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应对禽流感、救灾、可持续发展、经济、能源、文化、教育合作、气候变化、朝核问题，等等。

地区安全问题只是东亚峰会的诸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