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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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新

第八章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

这种转型的动力既来自文学学科内部知识更新的需要，更源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源于文学研究的原有范式和知识体系与它所处的历史语境的脱节和错位。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服务产业、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知识经济等等的兴起），随着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文学活动的性质、文学在整个文化活动中的位置、功能也已今非昔比。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已经导致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乃至消失。

此外，从全球眼光看，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凸显出来。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深刻的反思性语境。

毋庸讳言，与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相比，当前文艺学的知识更新却显得步履维艰，不仅有大量的文艺学研究人员仍然在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即便是一些新观念的提出、新范式的尝试也常常招致激烈的批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全球范围）的迅速兴起。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一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

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批评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许多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文化研究视野的引入是重要原因之一。

90年代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认同与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关于性别认同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广义的文化批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学科的重大转型势在必行。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大体而言，文化批评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而主要在文学研究/批评领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批评话语，它更关注文学事像，也更多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介入和分析，并主要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那里盛行。

在文学研究/批评的谱系中，我们甚至可以把文化批评看作是80年代以来继社会政治批评和审美批评之后的第三次转型。

文化研究则主要是借助于外来资源而形成，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思考，并流行于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话语。

它虽然与文化批评的对象不无重叠之处，但因其具有更强大的学理支撑，更广泛的研究范围，便逐渐对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覆盖。

如今，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已基本趋同，或者说,文化研究已完成了对文化批评的同化和整合。

不可否认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但文化研究本身不是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这些特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同时，也不可否认文化研究所形成的文化理论对文化批评的巨大作用，文化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一不是形形色色文化批评的理论武器。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

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

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二、文化批评在中国出现的语境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其中既涉及文艺学与美学学科知识更新问题，更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有中国本土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

谁都不能否定，中国的文化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与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理论旅行）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与其他因素相比，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定位的变化，却无疑是导致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出场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

（一）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和中国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颇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在西方的各种理论资源中，最早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产生“催生性”影响的，当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与霍克海姆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主要是其中论述“文化工业”的部分）。

此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译介开始成规模地大量涌现，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晚期至今，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译著，越来越受到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与研究生的青睐。

与此同时，大陆本土的文化研究也在199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成为引入注目的学术亮点。

除了散见于各个刊物的文章以外，还有专门性的学术集刊出版。

此外还出现了两个文化研究网站，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主持的“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网站，另外一个是上海大学王晓明主持的“当代文化研究”网站。

前者更接近文艺学与美学；后者则涉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是关注当代社会热点问题。

在此基础上，已经有人把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作为新世纪重建中国本土批评范式的主要话语资源，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去，并思考其给中国本土批评理论建设所带来的启示和可能性，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究大众文化的专著。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兴起有社会历史的深刻原因，对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大多零星而不系统，有继续深化认识的必要。

从国内方面看，首先值得指出的是：

19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一种变化了的方式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加深、加剧。

这一世俗化潮流同样也反映在文化艺术界：

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等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倾向。

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

这一语境启示我们：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性话题的出场，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纯自律的结果，毋宁说它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

对此大陆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的全国性蔓延，这种种新的文化景观对人文学者提出了亟需回答的问题，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并突出跨学科性刚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自己的优势。

（二）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使得相当数量的从事文艺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人员转向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大众文化特别是影像娱乐产业刚兴起，文化的视觉化、图像化趋势，使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化意则的生产与消费的中心，影视、广告、互联网、大众畅销读物等新的媒体文化引经取代文学成为新的主导性的意义生产媒介，这个情形与上个世纪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80年代的情形是文学一头独大，其他的媒体文化或者刚耐起步，或者根本没有出现，文学承担了反映现实问题、参与政治、启蒙大众、娱乐大众等繁复功能）。

现实世界日益复杂化，新的社会形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层出不穷，对此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产生了“阐释的焦虑”，他们迫切需要能够解释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新位置的思想武器与知识资源，而“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显然已经不能胜任这项任务。

面对这样的情形，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干脆离开文学领域进入广义的“文化”（大约相当于威廉斯说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研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试图把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式引入文学研究，产生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方法。

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赖态：

一种是已经完全离开文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转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啡建构（广场、酒吧、咖啡馆、民俗村、购物中心）、广告、时装、电视现场直播、校庆，等等；还有一种是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与批评中，我把它称为狭义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并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而加以讨沦

（三）文化研究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或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从现象层面看，这个“审美化过程”集中表现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特别是城市）日益加剧的符号化趋势、“身体产业”、“美丽产业”的兴起，城市环境（如广场与购物中心）的美化，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而从社会结构层面看，它还是一个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经过大众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一文化变迁。

审美化的结果导致了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缩小乃至消失，文艺／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诸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空间与场所。

如果说当代的审美活动、文学艺术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外扩”趋势，那么，我们那套建立在1980年代“自律论”基础上的文艺学话语则恰恰是“内敛”的。

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新批评与形式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清算与告别“庸俗社会学”的急切心理与此类“内在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它们共同塑造了文学研究的所谓“向内转”趋势。

一时间，文学研究执著地转入对于文学的文体、叙事、隐喻、象征、原型、节奏等的研究，强调对于文本的细致分析与对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和把握。

但是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观念与方法面对1990年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事实却显出了自己阐释的无力。

我已经指出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认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一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

I

（四）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重新凸显。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由于国内政治气候与国外文论思潮影响等多重原因，一度出现了对于文学形式的迷恋与关注，作家们热衷于编织“叙述的迷宫”，批评界则大谈所谓“文本的快乐”、“能指的狂欢”，文学创作与批评一度疏离了社会现实（所谓先锋实验小说与批评是其代表），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淡化【《马桥词典》，是中国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人的115个词条，这些词汇部分也是作者所虚构】。

经过1990年、1991年的短暂冷寂，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新一轮经济大潮，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边缘化而开始重新认真思考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特别是自己在新的社会现实中的身份认同，自身的角色意识开始得到强化，强调社会批判职能。

这种思考一开始集中于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于文人“下海”的讨论是其标志），后来延伸到对于“市场化”“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对于贪污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现实问题的关注。

在这样的语境下，以强烈的政治性、参与性、实践性以及跨学科性为特征的文化批评，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视角与方法。

（五）我们还必须考虑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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