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语文课程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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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语文课程演变

第一章语文课程演变

“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

此概念使用时间不长，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包含语文要素的课程一并纳入“语文课程”这一概念。

这样，可以把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大略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

在这里，语文课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第一节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语文课程。

但许多内容都具有语文课程的性质。

原始社会，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学习内容大多已不可考。

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

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独尊一家，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学习的内容，与今天的语文课程大致对应：

幼学启蒙-----集中识字；《四书》《五经》-----阅读教学；八股文习练----写作练习。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一）“三百千千”。

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历时最久、最具代表性的蒙学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主要作用是用韵语化的方式集中识字。

1、《千字文》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

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

2、《百家姓》相传为北宋人所编。

全书集姓氏400余个，后来不断增补至500多姓。

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隔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3、《三字经》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

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押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

该书在海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4、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最初是作为蒙学诗歌读本，流传很广。

在此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有王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后来把这两种《千家诗》合二为一，共选出200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既作为蒙学诗歌读本，又作为蒙学识字课本。

把识字教学和审美体验结合起来，进行韵语化识字教学，效果更佳，所以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为“三百千千”。

（二）“五经”“四书”。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教育，汉唐以“五经”为主要课程，宋代以后以“四书”为主要课程。

1、“五经”。

“五经”即经过孔子整理的《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

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五经”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在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2、“四书”。

“四书”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著作的合称。

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的阅读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末，它们可以称得上语文课程的经典内容，对语文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专制和文化上的独尊一家，导致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表现为：

禁锢了人的思想，僵化了人的思维，以至于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文选读本。

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

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等。

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是《古文观止》，选文200余篇，时间跨度2000余年，平均十年一篇好文章，确是文章典范。

编选体系基本上是整体按时代分，同一时代按作家分，成为以后文章选编的基本体例。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经验、三大问题

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三大经验：

“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并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也存在三大问题：

“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

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

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

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摹仿。

”并由此产生了四大弊端：

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忽视知识教育。

（一）四大经验

1、识字教学经验：

（1）生字编入具体的语境，集中认读，低耗高效。

“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可达到初级阅读所需要的基本识字量。

教学内容主要是字形和字音，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

字义教学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在掌握字形字音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并逐步加深。

一般私塾，在八岁之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合辙押韵，便于朗读和记诵。

“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使用整齐的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

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

（3）文道结合密切。

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

《三字经》把伦理教育与识字教学结合得非常成功，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世界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百家姓》只是无意义的单字组合，却能够得到广泛的、久远的流传，是识字教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书。

通行的本子中，共收集507姓，其中单姓446，复姓61。

有学者考证，宋初出现的《百家姓》曾经配有曲谱，旋律优美，适合儿童吟诵，是世界上第一部可以唱颂的识字课本。

全书共用15个韵，71个韵脚。

通篇语调和谐，读来顺口，听来悦耳。

如：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

它与政治有一定联系，但可以不依赖政治而独立存在。

因其以“赵”字开头，所以后人据此推断是宋代人的作品，“天子第一号”是当朝皇帝的姓。

这种皇朝正统思想，在后代的改编本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明朝以“朱”字打头：

“朱奉天运，富有万方。

圣神文武，道合陶唐。

学弘周孔，统绍禹汤。

”清朝统治者则把孔老夫子拖出来，以“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

所以开头几句是：

“孔师阙党，孟席齐梁。

高山詹仰，邹鲁荣昌。

”。

《百家姓》满足了社会生活中认识常见姓氏的需要，并且符合儿童学习的规律，所以能够广泛久远地流传。

（4）联系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

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

“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这也是“三百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

（5）激发儿童兴趣。

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

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

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

反观我们今天的识字教学，巧妙百出，却高耗低效。

小学毕业，识字2500。

因为而且分散，相互之间无意义联系，很容易遗忘。

过去的“三百千千”，生字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学过以后，一生不忘。

2、阅读教学经验：

（1）熟读，精思，博览。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以诵读和背诵为主。

这是语文学习最有效的经验，是语文学习的“葵花宝典”，是千古不传之秘。

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古人云：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通过诵读、熟读、背诵，不仅能够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和理解，能够积累知识，提高认识，培养情操。

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

“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

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

”即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

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

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

“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

”古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即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2）评点法。

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

“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对自己有特殊感受的字句画上符号，“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理解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

这种方法对提高学生自读能力，培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都非常有益。

这种读书方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因为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3、写作教学经验：

（1）注重基本功训练。

“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一篇写去。

”蒙学写作教学，注重进行分解练习。

写议论文，要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大量练习写段落，直至写整篇文章。

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成功经验。

其中“属对”训练效果最为显著。

唐朝已经开始，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

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

“属对”训练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是作诗写赋的基本功，也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功。

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维十七岁时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都得益于早期接受的这些基础训练。

后来发展成为对仗句和格律诗的基本要求：

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同，平仄相反，意义相关。

蔡元培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

（2）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把“读”视为“写”的前提条件，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

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

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

“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其益相去远也。

”

我国古代的写作教学一贯有精于改文的传统。

要点有：

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避免挫伤学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小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使学生练就独立修改的能力。

改文有许多方法，主要是删繁就简，使文意显豁，古人称作“斧正”。

（3）从模仿入手。

朱熹曾说：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

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

”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

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