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语文课程演变.docx

1、1第一章 语文课程演变第一章 语文课程演变 “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概念使用时间不长，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包含语文要素的课程一并纳入“语文课程”这一概念。这样，可以把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大略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在这里，语文课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第一节 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语文课程。但许多内容都具有语文课程的性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学习内容大多已不可考。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

2、教学内容。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独尊一家，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学习的内容，与今天的语文课程大致对应：幼学启蒙-集中识字；四书五经-阅读教学；八股文习练-写作练习。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一）“三百千千”。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历时最久、最具代表性的蒙学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主要作用是用韵语化的方式集中识字。1、千字文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

3、0句，恰为千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2、百家姓相传为北宋人所编。全书集姓氏400余个，后来不断增补至500多姓。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隔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3、三字经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押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该书在海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4、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最初是作为蒙学诗歌读本，流传很广。在此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有王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后来把这两种千家诗

4、合二为一，共选出200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既作为蒙学诗歌读本，又作为蒙学识字课本。把识字教学和审美体验结合起来，进行韵语化识字教学，效果更佳，所以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为“三百千千”。（二）“五经”“四书”。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教育，汉唐以“五经”为主要课程，宋代以后以“四书”为主要课程。1、“五经”。“五经”即经过孔子整理的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五经”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在封建社

5、会产生了巨大影响。2、“四书”。“四书”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著作的合称。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的阅读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末，它们可以称得上语文课程的经典内容，对语文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专制和文化上的独尊一家，导致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表现为：禁锢了人的思想，僵化了人的思维，以至于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三）文选读本。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文章正宗

6、，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等。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是古文观止，选文200余篇，时间跨度2000余年，平均十年一篇好文章，确是文章典范。编选体系基本上是整体按时代分，同一时代按作家分，成为以后文章选编的基本体例。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经验、三大问题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

7、语文教学法体系。” 并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也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摹仿。”并由此产生了四大弊端：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忽视知识教育。（一）四大经验 1、识字教学经验：（1）生字编入具体的语境，集中认读，低耗高效。 “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可达到初级阅读所需要的基本识字量。教学内容主要是字形和字音，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义教学根据儿

8、童的理解能力，在掌握字形字音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并逐步加深。一般私塾，在八岁之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2）合辙押韵，便于朗读和记诵。 “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使用整齐的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3）文道结合密切。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字经把伦理教育与识字教学结合得非常

9、成功，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世界儿童道德丛书之一。百家姓只是无意义的单字组合，却能够得到广泛的、久远的流传，是识字教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书。通行的本子中，共收集507姓，其中单姓446，复姓61。有学者考证，宋初出现的百家姓曾经配有曲谱，旋律优美，适合儿童吟诵，是世界上第一部可以唱颂的识字课本。全书共用15个韵，71个韵脚。通篇语调和谐，读来顺口，听来悦耳。如：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仄平平仄 平平仄平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平仄平平它与政治有一定联系，但可以不依赖政治而独立存在。因其以“赵”字开头，所以后人据此推断是宋代人的作品，“天

10、子第一号”是当朝皇帝的姓。这种皇朝正统思想，在后代的改编本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明朝以“朱”字打头：“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学弘周孔，统绍禹汤。”清朝统治者则把孔老夫子拖出来，以“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所以开头几句是：“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百家姓满足了社会生活中认识常见姓氏的需要，并且符合儿童学习的规律，所以能够广泛久远地流传。（4）联系日常生活。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习见闻”、“便日用”、“有义

11、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这也是“三百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5）激发儿童兴趣。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反观我们今天的识字教学，巧妙百出，却高耗低效。小学毕业，识字2500。因为而且分散，相互之间无意义联系，很容易遗忘。过去的“三百千千”，生字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学过以

12、后，一生不忘。2、阅读教学经验：（1）熟读，精思，博览。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以诵读和背诵为主。这是语文学习最有效的经验，是语文学习的“葵花宝典”，是千古不传之秘。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通过诵读、熟读、背诵，不仅能够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和理解，能够积累知识，提高认识，培养情操。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

13、，始有益。” 即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古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即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2）评点法。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对自己有特殊感受的字句画上符号，“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理解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这种方法对提高学生自读能力，培

14、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都非常有益。这种读书方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因为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3、写作教学经验：（1）注重基本功训练。“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一篇写去。”蒙学写作教学，注重进行分解练习。写议论文，要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大量练习写段落，直至写整篇文章。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成功经验。 其中“属对”训练效果最为显著。唐朝已经开始，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属对”训

15、练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是作诗写赋的基本功，也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功。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维十七岁时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都得益于早期接受的这些基础训练。后来发展成为对仗句和格律诗的基本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同，平仄相反，意义相关。蔡元培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2）多读多写多改。我国古代把“读”视为“写”的前提条件，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其益相去远也。”我国古代的写作教学一贯有精于改文的传统。要点有：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避免挫伤学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小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使学生练就独立修改的能力。改文有许多方法，主要是删繁就简，使文意显豁，古人称作“斧正”。（3）从模仿入手。朱熹曾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