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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被后代许多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所继承，朱熹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儒、释、道文化相互融通的大背景下，朱熹广泛吸纳各派思想内容，从而使他的理学体系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逐步走向当时学术的前沿。
他对传统养生理论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于道家、道教的养生思想与方法更是潜心探究。
在研读《庄子》一书之后，他颇有感触地说：
“《庄子》云：
‘闻解牛，得养生。
’如何可以养生？
曰：
只是随他道理去，不假思虑，不去伤害他，便可以养生。
”[1]（P2604）可以看出，朱熹是从自然无为的思想旨趣方面来把握“庖丁解牛”的养生精神的。
这种养生精神表现为一定的“理”，故而可以“随他道理去”。
作为一个弘扬儒家道统的经师，朱熹在注意吸纳道家、道教养生思想之后又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改造功夫，从而使其养生理论与养生实践纳入了理学的思想框架之中。
他努力把身心健康与道德修养学说、圣贤境界的追求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养生理念与养生实践称作“理学文化养生”。
必须指出，“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并不是朱熹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这方面的思想。
为了发掘朱熹的养生思想、认识朱熹的养生方法与实践，我们有必要先对“文化养生”的内涵略作陈述。
所谓“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指的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精神与知识形态，例如文学、艺术、历史、医学，等等；
广义的“文化”则指人类一切精神积淀与物化形态。
“文化养生”指的是一定的文化资源向养生技术的转化形态与实施过程。
人类精神积淀到一定程度或者成为物化形态，就成为一种资源。
从再生与利用的角度看，文化资源可以有不同的转化形态，向养生技术的转化是其中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形态。
在中国，文化资源可谓丰富多彩，理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也是可以向养生技术形态转化的。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
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
从文化养生的立场来审视朱熹的学术成就与生活历程，不难看出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
概括起来，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主静。
此乃源自老庄道家思想。
《老子》曾云：
“致虚极，守静笃”[2]、“归根曰静”[2]、“清净为天下静”[2]；
而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心斋”、“坐忘”等静坐方法。
先秦儒家虽然也有“虚壹而静”的提法，但那时主要不是从养生的角度说的；
北宋儒学处于更加开放的状态，道家的“主静”说遂为儒生们所雅好。
[3]（P340）二程将“静坐”之法演为故事，每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后来儒者们以此为口诀，静坐观心。
朱熹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二程的做法，但对于静中安养却是认可的。
他在注释《周易》时说：
“安静以养微阳也。
”[4]（P119）在朱熹看来，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
另外，主静可使人精神刚健和道心坚固。
朱熹说：
“孟子言志之所尚专一，则气因从之。
”[5]（P284）他认为，“主静”可以养“浩然之气”，人心只有和乐主静，方能使气行合意，益于健康。
[6]（P34）
其二，居敬。
朱熹将“居敬”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他说：
“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为心？
只是个敬。
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
”[7]（P209）在朱熹心目中，“敬”的真精神是“畏”与“收敛”。
“敬为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身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凭地放纵，便是敬。
”[7]（P208）敬无疑对身心健康具有正面的暗示作用，因为敬意味着自然和乐，这正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礼主于进个，乐主于和，此是异用。
皆本之于一心，是同体。
然敬与和亦是一事。
敬则和，和则自然敬。
”[7]（P207）大抵汉朝以下到北宋前诸儒，注重“修齐治平”的理论阐述与实际运作，但较少注意到心性本源的发明[8]（P100），北宋理学在三教合一的大趋势下注重这项工作，二程提出“敬”字，朱熹大力承袭而弘扬开来，他的主敬工夫更强调德智双修，这实际上也可以从养生的立场来认识，因为“德智双修”包含着人生关怀和安身立命的内涵，在深层次中与身心健康的养生境界相通。
其三，顺道。
朱熹以道德之心的健康作为身心健康的基本点，通过养气、养神等等手段，来实现“圣功”的理想状态。
这就是朱熹构造的身心健康思想的基本框架。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主体精神在于顺道明志。
从朱熹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朱熹从小有志于学，自称“总角闻道，终躬求之。
”[9]又说自己“早岁即甘退藏……翼成一家之言以待后之学者。
”[10]他以传道为己任，以心性合天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养生和道德养生。
朱熹一生对此孜孜以求，“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
”[11]在工作中，他乐而忘忧，以“道”的信念培育健康的身心，堪称宋明儒家的典范。
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操作法度
经过长期的探索、朱熹理学文化养生思想逐步成熟，并且形成一定的操作法度。
简单说来，即是从存理制欲入手，进而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谨慎笃行，超凡入圣。
这是“道问学”的过程，也是朝着养生康乐的境界逐步升华的过程。
第一，存理制欲，深筑养生宅基。
在儒家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就被唤醒，情欲也随之而起。
当此之际，应该以“理”制之。
从社会人伦关系的角度讲，这个“理”也就是“礼”，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12]（P207）朱熹所谓的“灭人欲”并不是否定一切欲望的存在，因为人本来就有动物的欲望本能，朱熹的意思只是要求在满足基本欲望后，去除那些多余的欲望，这种防止纵欲的思想不仅具有社会道德的意义，而且具有个人身心健康的理趣。
因为“纵欲”既损耗了精气，也造成自我心理的畸形。
长此以往，精神状态与社会生活准则不能合拍，最终发生无形的自我攻击，那是有损健康的。
因此，只有控制过分的情欲，才能伸展正气，培元固本。
这个环节有如盖房子的筑基，牢固其基础，“身躯大厦”方有着落的实在处。
第二，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
不言而喻，“格物致知”乃是儒家的一种认识方法，过去学术界对此有过很多论述，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但是，我们认为，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格物致知”是不够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命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格物致知”的理趣当然也是多方面的。
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我们不难看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其“理气论”、“人性论”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既是“生物之本”，又是“天命之性”。
格物致知一方面是要认识一般的“天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具体事物之理。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
”[13]（P295）格物致知的过程实际上既是事物认识过程，也是自我存在状态的感受过程。
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文化养生的过程。
因为文化养生不仅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来完善自我，而且要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
在这里，养生环境包括自身精神环境、社会人际环境、自然环境。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实际上就是通过协调这三种环境，从而使养生主体更好地因应养生客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这远比完成肢体之类动作重要得多。
因为人的生命存在、寿命的长短受到自然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了解彼此的关系，就不能进行正确的生活定位，更不能形成健康生活的章法。
朱熹的“格物”包括了宏观上对“宇宙”的认识和微观上对事物的探索，这种认识与探索，使人们有可能拓展眼界，从而达到更大程度的生存自由，这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养生智慧是相当深邃的。
第三，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即物穷理”乃是“格物致知”的深化。
然而，正如“格物致知”的过程可以生发文化养生的功能一样，“即物穷理”也蕴涵着向养生技术转换的可能。
因为“即物穷理”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精神专注的过程。
这种专注恰好是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之一。
老子《道德经》有“载营魄抱一”的说法，所谓“抱一”首先是指形神相合不离，但也包含着专心致志的内涵。
生活体验证明，专心致志，这不仅是成就事业所必须的思想状态，而且是身心健康的精神条件之一。
按照朱熹的看法，“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13]（P291）。
他指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至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
”[14]在这些论述中，有两个字特别重要，这就是“至”与“穷”。
所谓“至”本来是形容鸟由高而下来地上的状态。
许慎《说文解字》称：
至，“从一，一犹地也，象形”。
古人以大地连绵一片，故以“一”画来象征。
引申到学理上，便有到达极点的意思。
至于“穷”从“尽”的意义来理解，这又与“至”字颇能相通。
“至”与“穷”表明“即物穷理”的探索者有一个连贯的思想趋向，当他的思想进入这种状态时也实现了从“念我”向“忘我”的功能态转换。
在这个时候，思想高度专注，平日间人情世事的烦扰一扫而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穷理”乃是以一念替代了万念，自身的情绪得到了很好调整，在客观上这是有益健康的。
著名的哲学家有不少人是长寿的，其中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如果仔细推究一下他们的思维习惯，那就可以理解儒家“穷理”的文化养生意义了。
在朱熹看来，穷理，虽然包括事事物物之理，但主要的还是穷尽人伦之理。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是穷格得尽。
”[13]（P284）这表明，朱熹的“穷理”，实际上就是要从本根上懂得人伦之理，它是“入德”的门径。
“人入德处，全在致知格物。
”之所以把“致知格物”当作“入德”处，是因为“致知格物”从伦理学的角度讲乃是要明了道德的自然根据。
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道德本之于天。
所以，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推究到底，这实际上就是促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天道相合，从根本上看，这与顺道养生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因此，“即物穷理”也是以德养生的过程。
这种“德”已经不是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调整了，而是浩然正气的舒展了，一气通天，万念荡尽，其养生之功“大矣哉”！
这是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终极目标。
研读古典哲学的人们不会忘记，“超凡入圣”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修身方法与人生理想目标。
在儒家的教导中，“超凡入圣”肇端于人生志向的确立。
孔子称：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朱熹注曰：
“三军之勇在人，匹夫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得，则亦不足谓之志之。
”[15]这说明“志”对于人们立身养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朱熹一直强调“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去学尧舜。
”[16]（p133）朱熹所谓“学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为人生理想典型，自觉行动，成圣成贤。
朱熹十分向往“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
“学者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又说：
“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
视为卑，故不肯进。
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
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
”[16]（p133）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立志，其实就是给自己定一个高尚的目标。
通过效法圣人的理想人格，不断完善自我人格。
立志之后怎么办呢？
儒家倡导“笃行”。
朱熹对此发挥说：
“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在朱熹看来，“笃行”就是在“穷理”基础上，把“理”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
这使“理”有了一个现实的落脚点。
朱熹解释说：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
”[17]（P222）因此，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信奉知行相依之说。
“知”就是在明义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因为“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行”，所谓“行”就是道德修养，“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18]（P147）“工夫全在行上。
”[18]（P148）
如何去行？
朱熹认为应该从现实细小的事情开始做起，从平凡事情做起。
在“日用常行”上见功夫。
“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
”[16]（P129）“须是要谨行、谨言，从细处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
”[16]（P133）这就是说，“行”并不是要好高弩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下工夫。
这对于指导人们正确修身养生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从生活细节着眼的“行”，既是超凡入圣的具体步骤，也是引导自我身心健康的举措。
“进学在致知”。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朱熹所有追求和努力都在知识分子的本份事上得到体现和落实。
他的进学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体道过程。
因为即物穷理，理即是道。
顺道而生，超凡入圣，这种修身法式不仅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也是为了涵养天元。
儒家把这种方式称作“圣功”，它其实也是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
在这个过程中，圣贤境界的升华与身心健康目标的实现一致起来了。
朱熹一生虽然经历坎坷，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生历练中却能活到古稀之年，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
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是文化养生的唯一结果，但看到理学文化养生的作用则是无可厚非的。
三、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朱熹通过理学体系的阐述而弘扬了儒家道德哲学，同时也发展了儒释道养生理论。
其积极意义，不仅表现在古时，而且也延续于现代。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的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知识追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熹理学文化养生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与人文技术，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从现实生活角度来看，至少在如下方面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精神健康的看重。
追溯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儒家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养生学，而且形成了关注精神健康的特色。
传统儒学强调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既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纲要，也是身心健康的一种精神原则。
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儒家养生学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则吸纳佛道身心健康的思想精华与养生技术，他把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文化养生精神统合起来，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可以帮助当今人们走出那种过分重视肉体健康却忽略自身精神健康的误区。
西方社会从弗洛伊德以来，人的精神层面的健康备受关注，由此诞生了精神分析学科。
该学科所倡导的精神分析法在西方社会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一种凭借。
尤其是那些遭受精神打击的人更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治疗而康复。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专门的精神医生，但却有注重精神调节的儒释道文化。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正是注重精神调节的儒释道文化的重要形态。
倘若认真发掘整理，其资源是可以为现代中国精神疗法的建构与完善服务的。
第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启发人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
由于立志明道，朱熹一生尽到了一个儒者的本分。
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所以能在坎坷仕途上了然地面对现实。
即使在“伪学党禁”阴霾密布的时期，他也没有丧失信心。
他曾经颇为坦荡地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
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和精神追求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足以支撑他在逆境中自我调整，保持相对平稳的心态。
由于时代不同，当今的人们尽管不能按照朱熹的模式来确立人生的理想信念，但他那种对于信念执着追求的精神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却是值得借鉴的。
因为没有理想信念的人生不仅无法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也容易在物质引诱显露的环境中迷失自我，以至于疲惫消极，戕害自我身心健康。
从这种现实状况来看，发掘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道德资源，这有助于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人们将崇高理想信念与健康的生活统一起来。
第三，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在喧闹中调节情绪，怡情悦志，延年益寿。
朱熹以“主静”和“居敬”的原则指导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实效明显的养生方法。
作为一介儒生，朱熹颇能体会怡情悦志在延年益寿中的作用。
据载，朱熹多才多艺，他能弹琴，懂乐律。
可见他又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人。
朱熹的日常生活起居细节使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魅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因为生活正如月亮“晦朔弦望”的交替一样，有客观的节律。
在经历了紧张的工作之后，尤其需要宁静。
从智慧与活力的保持方面说，“静敬双持”自有其妙用所在。
事实证明，人的智慧不可能在躁动中产生，更不可能在喧嚣烦恼中保持。
惟有宁静才能沉思。
这种宁静状态下的沉思不仅是智慧激发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保持精神健康的法度。
因为生命功能态的维持不仅表现在体力上，而且反映在脑力发挥上。
由“静”而“慧”，由“慧”而“生”，这就是传统儒家延年益寿的妙用。
然而，“宁静”心态也不是随便就能够造就的。
为了能够进入宁静的功能态，必须“居敬”。
在日常生活中，“居敬”就是对自我当下实施的事项保持一种信任和景仰的态度。
能够在主静的实施过程中贯注发自内心的“信”，这才能使自己能够真正投入。
“静”中持“敬”，以“敬”领“静”，这就是“静敬双持”。
朱熹理学这种“静敬双持”的法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不会过时，行持得法，则心气平和，思路清晰，活力持久。
第四，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不断增加知识，在求知过程中提升生活品位。
作为一个读书人，朱熹最为擅长的应该说就是“读”与“写”。
这初看起来似乎与养生关系不大，其实养生的真谛就在其中。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儒家自孔子立教以来，就相当重视“读经诵诗”。
《论语?
公冶长》记载，孔子的学生南容朗诵上古诗篇《白圭》，感动了孔子，孔子就把侄女嫁给南容。
这说明，孔子对于朗诵是非常看重的。
长期以来，儒家把《诗经》作为教化的要典，也作为陶冶情操的基本题材。
朱熹不仅精通儒家“诗教”，而且学以致用。
查找朱熹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
可见，朱熹不仅读诗，而且写诗。
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方式，“读写”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将会有不同的功能。
一般而言，大部分人只是把“读写”当作表达的工具，但训练有素的人却使“读写”成为一种境界。
因为高声朗诵，全神贯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注意力的集中过程，它能使人暂时忘记烦恼和平日间的诸多杂事，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休息。
“读”如此，“写”也不例外。
所谓“写”有抄写，也有创作之“写”，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写”，只要能够使自己的意念专注，这就可以升华自己的境界，古人有所谓“善书者寿”的说法，这说明“书写”也可以成为养生的手段，并且在书写实践过程中获益，从而丰富文化生活，有益身心健康。
[小结]这节课学了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
主静、居敬、顺道；
[课后作业]结合实际运用所学知识谈谈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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