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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克斯写成了希腊语的第一部语法专著《语法术》。
公元2世纪，另一位语言学家狄斯考鲁写出了又一部希腊语语法著作《论句法》。
古希腊的语法研究，奠定了西方传统语法的基础。
（三）古罗马的语言学
古罗马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
1、朦胧的语言规范观念。
公元1世纪，古罗马学者昆提利安对语言运用提出过一些看法。
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根据三方面的原则：
逻辑规则、权威人士的认可和经典文献的证据。
这实际上是一种朦胧的语言规范观念，其中不乏合理因素。
直至今天，语言学家在制订规范标准时，首先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原则的。
2、对希腊语法体系的继承和传播。
古罗马人主要是借用希腊语法体系来描写拉丁语法，在语法理论方面没有什么贡献。
编写出一些系统而实用的语法教材，通过教学传播了在希腊语法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语法体系。
在后来漫长的年代中，其他语言的语法描写，也都采用了这个体系。
１８世纪末，中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采用的也是拉丁语法的体系。
（四）历史比较语言学
对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作比较分析，构拟语言的原始基础形式，确定语言间的亲源关系，以展现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这样的语言研究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般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
1786年，英国学者W·
琼斯发表论文，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着非常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正式揭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
1806年，德国诗人施勒格尔出版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书，指出，梵语与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这既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假借。
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一概念，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1814年，丹麦人拉斯克写出《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首次利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认定古冰岛语属于日耳曼语系。
拉斯克论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他认为要找出语言的亲属关系，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考察它们的整个结构，而不是只比较一些琐碎的细节。
如果两种语言之间有成系统的对应，它们的亲属关系则是确凿无疑的。
拉斯克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对后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
葆朴认为，梵语和其他几种语言之间没有相互演变关系，而是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
葆朴的研究目的，是寻求语言的原始语法形式，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一些重要原则。
1819年，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格里木出版了《德语语法》，提出了印欧诸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律（后人称之为“格里木定律”），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861-1862年，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出版了《印度日尔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最大贡献是原始印欧语的“重建”（或曰构拟）。
到了19世纪70年代，新的发展不断出现，把研究推上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其标志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形成。
青年语法学派有两大主张，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在语音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青年语法学派对语言演变的认识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深化，推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在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结构主义语言学
进入20世纪以后，语言研究的主流由历史比较语言学转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一般人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奠定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既是个人的行为，又受社会的制约，可以把语言现象统称言语活动，言语活动又可以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
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和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特点。
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构成的。
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由系统所规定的概念。
语言符号有两个基本特点：
任意性和线条性。
所谓任意性，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所谓线条性，是说语言符号在使用中只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索绪尔特别强调语言的系统性。
他认为语言的单位都是系统的成员，这个单位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要看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看它跟其他要素的关系，这种地位和关系决定了它的“价值”。
对一个语言符号来说，离开了系统，就毫无价值可言。
索绪尔强调系统，强调在系统中观察语言，系统就是结构，所以说索绪尔开了结构主义的先河。
在语言符号系统里，有两种基本的关系：
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句段关系表现为语言单位的线性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联想而产生，表现为语言单位以一定的共同点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各种类别。
索绪尔还区别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
共时态指语言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里的状态，历时态指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化情况。
他强调共时研究的重要性，只有共时研究，才能看清语言系统的整个状态。
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才开始转向共时的分析描写。
索绪尔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把他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有三个主要学派：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1、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马泰休斯、雅可布逊和特鲁别茨科依。
布拉格学派继承索绪尔的思想，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并进而认为应该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研究实践中，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他们把音位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对立关系为原则来研究语音单位的各种功能，主要是辩义功能。
这种方法后来推广到语法、语义等领域的研究之中，成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2、哥本哈根学派
它的产生以1931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
哥本哈根学派接受了索绪尔“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观点，承认语言是价值的系统。
“形式”是语言的结构关系，“实体”是体现形式的语言之外的东西。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的形式。
哥本哈根学派对语言理论形式化的探索，和试图用一套形式的东西来描写语言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3、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美国的代表流派，这一学派注意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因此而得名。
描写语言学派跟欧洲的结构主义者一样，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他们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因而形成了与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明显不同的特点。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最为广泛。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先驱人物有鲍阿斯和萨丕尔，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其代表著作为《语言论》。
1951年，哈里斯发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把结构主义推向了顶峰。
哈里斯给语言的结构分析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
1）把话语里的单位切分出来；
2）把有关的单位归类。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
对比、替换、分布和直接成分分析。
前三种方法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其中的核心是分布。
直接成分分析法，就是按层次分出结构的组成成分，在同一层的两个成分互为直接成分。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这一学派在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分析和描写的程序及方法，仍然被广泛使用。
（六）转换生成语言学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Chomsky）出版《句法结构》一书，初次提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在美国语言学界引起了震动，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
转换生成语言学脱胎于美国描写语言学，但又是在同结构主义的决裂中发展起来的。
结构主义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它把语言行为看作是“刺激-反应”的结果。
在哲学上，结构主义受“白板说”的影响，认为，知识和观念都是在后天环境中获得的，人类掌握语言靠的是反复模仿和记忆。
乔姆斯基认为，这些说法解释不了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经过反复训练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说出并理解他以前从未听到的话语。
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先天的语言能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语言能力会被激活，人就自然地掌握了语言。
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
所谓语言能力，是指人本身具有一套生成和理解话语的能力，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知识”。
语言学家应该研究人们头脑中内在的语言能力，而不能满足于对语言运用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
结构主义以观察语言现象并对它分类描写为目标，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系统，形成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
这些有限的规则能生成无限个合乎语法的句子，能解释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
于是，乔姆斯基主张在语言研究中使用演绎法。
在表达方式上，转换生成语言学跟以前的语言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力图像数学研究那样，使用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表达规则。
乔姆斯基认为，生成语法应该假设一套规则来描写语言能力，也就是揭示句子是怎样产生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假设，不断验证，不断修正。
跟以前的理论相比，转换生成语言学有根本性的突破；
跟后出的学说相比，转换生成语言学对它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功能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又称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等，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的语言学功能主义思潮。
功能语言学的兴起，首先起因于对乔姆斯基语言观的批评。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不受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不需要借助于其他系统；
语法也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也不受语言的其他系统和语言之外的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语法现象的解释，也不需要借助语法之外的系统。
这就是说，对语言和语法要寻求来自于“内部的解释”。
功能语言学否认语言和语法的自足性，认为语言和语法受制于语言的功能、意义和认知等，主张通过功能、意义、认知等来解释语言现象和语法现象；
有些语言和语法现象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因此，也可以通过研究语言的发展历史来对某些语言和语法的共时现象作出解释。
在乔姆斯基看来，句法是语法和语言的核心，是体现人类语言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
而功能语言学关注一切语言现象，并不把句法的地位看得那么重要。
乔姆斯基学派特别重视“内省的语料”，不重视或不相信实际语料；
而功能语言学比较重视交际中的实际语料，尽量少地使用个人的内省语料，而且对不同语体、不同风格的语料也要分别研究。
乔姆斯基学派力求用数理逻辑对句法及其生成过程进行形式化的描写，因为他们认为句法的核心部分可由一组概括性极强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原则或制约条件来生成；
而功能语言学则不强求语言描写的形式化，因为他们认为，许多语用因素和认知因素等，是难以形式化的。
在对待语言共性的问题上，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派是比较“激进”的，他们把普遍语法看作是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是其研究的目标。
许多功能语言学学者对语言共性持比较“温和”态度，他们承认语言共性的存在，但只把语言共性看作一种“柔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不同的语言中有深浅不同的体现，而适应于所有语言的不变的共性原则几乎是不存在的。
二、中国的语言研究
中国的语言研究的萌芽，也可以上溯到很久远的年代。
但是，汉语跟印欧语系诸语言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语言研究跟西方语言研究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大多属于语文学的范围。
中国的语言研究，真正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要以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为标志。
作者的目的是建立汉语语法的体系。
他借用拉丁语法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修改和调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巨著。
由于《马氏文通》真正地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描写和分析了汉语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语法规律，所以从《马氏文通》开始，中国的语言研究就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学。
20世纪，中国的语言研究有了惊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不断建立和健全学科门类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各个分支学科相应建立起来。
仅以汉语研究为例，语法学、方言学、语汇学、语音学、修辞学等内部分支学科都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些边缘学科，比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也形成了初步的规模。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的语言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和健全的学科体系。
2、不断端正对国外理论的态度
在世纪之初，基本上是模仿照搬，从30年代中期起，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中国文法革新讨论，表明学者们对这种倾向已经有所不满。
40年代已经由全盘的模仿转为有选择的借鉴，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潜入中国，学者们把其理论精髓和方法要旨默默地融会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不搬体系，不借术语，而是灵活地选取有助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新的学风。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研究的理论背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态势。
在多元借鉴的情况下，学者们对国外理论的态度也更加客观，有所吸收，有所摒弃，有所批判，有所改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不断深化对汉语事实和汉语特点的认识
中国的语言研究，在历史上就有重事实、重材料的优良传统，20世纪的汉语研究，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
以方言研究为例，在大面积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方言分区，完成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编辑出版了汉语方言词典。
这些方言材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不仅形成了很多新的认识，而且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跟印欧语相比，汉语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20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针对汉语的特点深入发掘，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
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认识，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中国的语言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基于汉语事实的语言理论的建设注意不够，
（2）没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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