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沉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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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
”刘晓光和宋军都来自北京，很快还了解到，北京的沙尘暴直接来自阿拉善这片沙漠。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分头拉人入伙治沙。
刘晓光打了足有100多个电话，甚至这样“威胁”：
”我说你必须参加，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
”多年以后，王石提起当时的情况还想笑：
“沙尘暴在北京又不在深圳，我想，你治沙就想到我们，赚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
不过晓光的面子，值这一年10万。
邀请我当副会长，我也顺水人情同意了。
2004年6月4日晚上，刘晓光和宋军拉来的67名企业家汇聚到了月亮湖边——这帮人一共掌管着大约两万亿元的财富，他们背景不一，民企、国企，本土、海归，大陆、港台，尽管不少人都和王石、宋军和刘晓光一样，是公众耳熟能详的商界领袖。
但这天晚上，当他们一桌一桌围坐在大帐篷里时，每个人都只能用三句话来介绍自己：
叫什么，在什么企业担任什么职务，所在企业是干什么的。
筹备了三个月，到这天晚上的成立大会上，刘晓光准备的《SEE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已是第三稿，甫一亮相就处在被围攻之中。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王维嘉。
他斯坦福的博士，编程序出身的IT老板，所以特别讲究逻辑问题：
“（《章程》规定）投入现金十万元以后连续投入十年，投入总量达到100万元，才有成为理事的资格。
这是不是说我们除非一次性投入一百万元，否则还没资格成为理事呢？
这个定义不严谨。
紧接着有人提出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一桌有个共识：
为什么要限制一百个企业家？
是要分红呢还是不分红？
为什么要设定这个数字？
眼看意见越来越多，场面有些混乱。
来自台湾的企业家韩家寰，提出了一个建议：
“是不是来一次类似选举的过程，这样大家是不是能原则通过？
”当时已是晚上10：
50。
主持会议的筹备组马上同意了这一提议，立刻让大家举手表决，数出赞成的是47人。
还没等主持人宣布“原则通过”，但张朝阳跳起来质问道：
“原则通过是什么意思？
原则通过没有定义啊！
哄笑声中，筹备组组长，也是后来的第一任秘书长杨平不得不哀求道：
“我希望老总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苦衷……”那边张朝阳还不依不饶地追问：
“沙尘暴和阿拉善沙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环保局或者中科院研究的结果，确认了没有？
“我们了解到，阿拉善是中国四大主沙尘暴的发原地之一。
这是中科院和专家委员会开会介绍的情况……”杨平刚刚开始解释，又被打断跑题了，因为另一侧是张朝阳的前辈，人称“中国互联网之母”的张树新拿起话筒说：
“我觉得《章程》的第三条写得很好，以阿拉善为起点治沙。
不过全国都是沙化问题，是不是只治理阿拉善的沙漠化问题太局限了？
以阿拉善为起点如何？
不得已，筹备组的专家杨鹏只能建议再次投票：
“那我们表决吧。
同意只在阿拉善范围内治沙的请举手？
”筹备组数出这一条的表决结果是29票同意，22票反对。
张朝阳又扔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通过《章程》的过程中，什么是重大决策？
什么问题必须全体会员通过？
而什么问题必须是执行理事会通过？
什么是重大问题？
什么是多数通过？
哪些问题又应该是三分之二通过？
程序应该更加精确吧？
还有，到底是全体会员的三分之二，还是到会的三分之二……”
大部分时间沉默着的王石，站起来试图摆平局面：
“我发现按照张朝阳的意见，今天这会就没法开了。
你怎么假定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呢？
我们今晚不要进入误区。
”这时张朝阳跳起来又想插话，看王石还没说完又坐下了。
另一边，银行家马蔚华也来帮腔：
“今天不可能研究透了，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建议不如原则同意保留修改。
好吧？
许多人应和。
于是，在掌声和欢呼声中，SEE协会的第一部章程就这样通过了。
胡葆森：
“请为各位企业家的正常智商鼓掌。
刘晓光刚松了一口气，却没想到更让他傻眼的事情还在后面。
筹备小组拿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执行理事候选名单，说明是等额选举。
跟章程一样，刘晓光原本以为，让大家把这份名单通过一下就完了，没想到，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这15个提名，我们为什么要选举他们？
”有人在下面喊。
“筹备小组的提名权利，也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
”有人附和。
当时筹备组的人都“懵了”。
刘晓光坐在那儿生闷气，又觉得有些委屈。
“要知道，这份名单可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啊！
”他事后说。
杨鹏回忆，在筹备会议上，大家其实已经达成一些初步共识，协会不能是某个人的组织，必须按照平等参与的原则来组建，章程要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来制定。
然而他发现，有些习惯性的东西却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比如，讨论选举办法和名单时，思维定式就冒出来了：
最早的发起人总该有点不同待遇吧？
如果全面开放选举，能保证他们选上吗？
地域的代表性要不要考虑？
男女性别要不要考虑？
然后呢，要不要有点行业代表性……
但是，到了月亮湖边的那一刻，面对前来参会的67名海内外企业家，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场，大家七嘴八舌表达反对意见的，当不少人同意在保留这15人名单的基础上再新增候选人时，军人出身、
以嘴硬而出名的任志强抗议：
“可以加人，也可以删人！
任志强事后解释说：
“我们当然很反对刘晓光自己拟定一个名单，等于他在指定‘内阁’。
因为我们在国企，我们更反对。
国企是任命制的，而我们现在参加一个社会组织，不喜欢任命制。
”已经是午夜了，可企业家们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
混乱之中，开始重新提名。
杨鹏拿着笔往白板上写名字，底下喊道：
“加冯仑！
”“我们有两桌推荐王维
这天夜里，工作人员连夜重新赶制选票。
那一晚，刘晓光彻夜未眠：
“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
这种冲击的背后，是让刘晓光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这样一支将军、元帅组成的部队有效结合在一起行军打仗。
第二天一早投票，选举执行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
来自河南的胡葆森以嗓门大而著称，所以当上了监票人。
没想到他来了句冷幽默：
“发出选票各67张，回收选票各67张，有效选票各67张，请为各位企业家的正常的智商鼓掌。
底下一片哄堂大笑后，开始唱票，像小学生选班长那样在黑板上写正字。
最终，刘晓光还是如愿当选会长，王石也被选为副会长。
那天较真无比的张朝阳被选入了监事会。
不知是不是企业家们存心恶搞，把当时他的商场对手汪延也选进了执行理事会。
监事长马蔚华召集开会，刘晓光踱进去想旁听。
结果，被“请”了出去，对方说：
“这里是监事会，是监督你的。
”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他还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
“因为我们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
在他看来，那一晚，大家在混乱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一下就把协会的文化基因形成了”。
那一晚发生的一切，也一下把王石吸引住了：
“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程序。
尹德川：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开会。
没人说得清，协会成立的标志，到底是《章程》的通过，还是刘晓光当选为会长，总之在一片喧闹中，SEE诞生了。
之后很长时间，也未见得安静。
考虑到企业家们都是成天飞来飞去的大忙人，《章程》规定，所有会员参加的理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而在闭会期间，由执行理事会负责决定协会的各项事务，后者每季度开会一次。
具体的工作则由专职的秘书处负责完成。
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工作中，混乱、越权、职责不分、瞎指挥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
只要交纳了每年10万元的会费，会员就在这个协会里有平等的建议权和表决权。
10万元对于这些老板们来说不算什么，但他们竟在这个平等游戏里认真无比，拿着放大镜研究自己的捐款会花到哪里去。
其中一个典型是任志强，他当选为第二届监事长后，要求把执行理事参与SEE的时间投入，列为审计项目。
任志强对本刊说，他计算过自己的投入时间，大约是每年32个工作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任志强的抠门儿。
2008年，王石免费提供了万科集团的一处物业，作为SEE秘书处的办公室。
任志强还不依不饶地想赚便宜，在2009年理事大会上发问：
“能不能也免了物业管理费？
而每当大家吵得一锅粥难解难分时，就会有会员举起《章程》说：
“《章程》里是这样规定的……”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研究《章程》。
一研究，就会发现《章程》规定不够严密的地方。
王维嘉记得，就是在SEE成立后一年，第二届理事大会上，秘书处提出了第二年的预算。
有会员问道：
“这预算需要我们表决通过吗？
如果你不要我们表决，念给我们听一遍而已又有什么意思呢？
很不幸，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章程》上没有规定。
于是王维嘉提议修改《章程》。
大家都赞同，而且就让王维嘉牵头去做这个事。
一次一次吵架，被一次一次化作章程的修改和变化。
后来有人提议，干脆在协会里成立了一个章程委员会吧，专门负责《章程》的修改和解释。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响应，最后王维嘉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至2009年卸任。
他的体会是：
“会员们会不断发现结构上的漏洞，然后不断补充。
每年吵架都会吵出一些新规则。
”从第一天起，吵架就是SEE开会的常态。
虽然争吵不断，企业家们却觉得乐在其中，就一起吵了5年。
问题是，这种会议效率低下，往往拖得很长。
每一年理事大会上，会员们照例轮流拿起话筒说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一个好的想法之后，往往话筒传到另一人手里出现了一个更高明的建议。
于是大半天的会开下来，留下的东西却很少。
2005年入会的香港企业家尹德川，听了半天语出惊人：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开会，有提议没有复议，所以这个就不叫正式的提议。
因为一个提议是必须要有正式的复议才算是提议，然后讨论，然后表决。
我看到只有意见没有表决，我不太明白。
所有人都笑出声来，却也有些发愣：
“什么是提议和复议呢？
王石：
“什么？
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
2007年，刘晓光完成首届会长的三年任期，换届选举后，王石成为第二任会长。
2008年春天，SEE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郭霞偶然看到一本新书《罗伯特议事规则》，发现这是规定怎么开会的，读毕大喜。
她把书推荐给了秘书长杨鹏，他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于是俩人一起找到了这本书的译者袁天鹏，来SEE实验怎么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开会。
《罗伯特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是美国的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将军，在1876年出版的一本书。
它实际上是对当时在美国已经比较流行的几种议事规则做了一个总结和提炼。
经过一百多年的使用，这本《议事规则》几经修改，到袁天鹏翻译时已是第10版。
究其实质，《议事规则》是把有效率的开会程序做了归纳。
所以按照袁天鹏的话来说，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是“元规则”。
袁天鹏接受了SEE的邀请后，先好好研究了一番SEE已有的《章程》，又忙活了两三个月，把62万字的《议事规则》精炼成40条，到一次执行理事会上推荐给了SEE的企业家们。
首先表示疑惑的是任志强，针对《议事规则》中，弃权票不算作投票总数的规定。
袁天鹏回答说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假定9人投票，4人赞成，3人反对，2人弃权，这算多数通过了吗？
如果以总数9人，4人赞成计，没有达到半数所以就没通过。
但这种算法其实是把弃权票等同于反对票了，所以《议事规则》规定，投票结果应该刨除弃权的两票，以7人为总数，以4：
3多数通过。
看到《议事规则》时，王石也大惑不解：
这是为什么？
”他现在已经是会长，也是每次开会时的主持人——《议事规则》上叫“主席”。
按照《议事规则》，主席掌控着会议的节奏，分配发言时间——谁要是插话打断别人，或者在发言的时候跑题，主席会立即打断，把会议的方向拉回正轨。
但是主席的权力也仅限于此。
从会议开始的第一分钟起，他就再也没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除非他愿意让渡自己主席的位置，将会议交由旁人支持，而自己降格成为普通参会人。
到那时，他能否开口就得看新主席会不会同意了。
袁天鹏对王石的回答很简单：
“这是为了‘制衡’”。
没想到，王石悦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面对本刊记者，王石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也有发言权啊。
后来我明白了，实际上主持人这个位置，是起一个引导作用。
因为主持人的话语权和一般人不一样，会产生主导力量。
我对于这种理念是接受的。
从此之后，会长王石就被剥夺了“话语权”。
给他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袁天鹏送他的一把木锤。
每到执行理事会开会时，王石会像个法官一样“当”地敲一下，宣布会议开始。
接着，任何人说话之前都得先举手，得到主席同意后，还必须面向主席说话，即使他在反驳别人的意见。
任何人“提议”——《议事规则》叫“动议”——某件事，只要有人提出“附议”，就是希望该“动议”能进行彻底讨论，然后表决，那么主席就必须同意，引导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正、反、中立意见都说完了以后，主席再组织所有人投票表决此事是否通过。
在这整个过程中，主席都只是一个裁判，除了维持会场秩序，引导议题的过度，没有自由发言的权力。
根据袁天鹏的观察，王石在主持人中立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一旦确立了这一原则之后，他就不再发表个人看法，安心做一个只引导议程的主席：
“就像一条堤坝，他会去引导洪水怎么走。
《议事规则》引入SEE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一次王石没有忍住，终于打破了沉默。
那是2008年底的一次执行理事会上，执行理事们为了新一年的预算计划相持不下，争了足有二三十分钟。
王石以主席身份呼吁大家去寻找一个折中方案——这是《议事规则》允许的——却没有人有如此智慧，倒是王石自己想到了一个，于是笑眯眯地说：
“杨鹏你来替我主持一下，我实在想发言了。
SEE开会时都是绕圆桌，或是椭圆桌而坐，所以也没有什么上台下台的问题。
沉默了一年的王石第一次加入讨论，后来妥协方案的形成，与他的发言有很大关系。
不知不觉间，SEE执行理事会的开会时间越来越短。
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以前总是拖到老晚，至少比预定时间延长一两个小时才能结束，引入《议事规则》最大的好处是效率提高，甚至有一次提前两个小时结束所有表决。
另一方面，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楚，再有会员直接向秘书处提出建议，就会被直接顶回来：
“请先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动议，那边讨论投票通过成为决议以后，我们就会执行。
”现任秘书长杨鹏谈起这一点觉得特别庆幸：
“那差不多一百个企业家，只要每年，每人只给我打一个电话，嘱咐一件事，我就非忙死不可！
2008年的理事大会上，由袁天鹏修改精炼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被纳入为SEE《章程》的附件。
韩家寰：
“Amazing……”
以袁天鹏的经验，“主持人中立原则”是一切组织机构的分水岭。
这道坎跨过去了，开会效率会呈几何级数上升，而且内部组织建设会越来越好；
如果这条坎跨不过去，那就只能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打转。
本刊记者向王石提起这个判断，他深表赞同。
王石还提到，2008年10月28日换届大会是他作为会长的最后一天——“但那天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几乎不存在。
”那天的主角是冯仑、武克刚和任志强，因为他们又吵了一架。
按照《章程》，那天王石为首的第二任会长、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卸任，这些职务都会由选举产生。
冯仑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时，刚夸了自己1分钟，突然话锋一转说：
“另外一个呢我代表马蔚华……”开始为当天没有到场的马蔚华拉票。
底下武克刚和任志强先后跳起来大叫：
“你严重违规！
怎么能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票……”现场秩序马上又乱了。
冯仑忙不迭地解释：
“他委托我了，有短信，有书面委托。
一团糟的时候，还有几小时卸任的会长王石站起来，用很重的话控制了秩序：
“我作为选举委员会的召集人说一下。
我对刚才任志强和武克钢的这种行为提出批评。
我们的会议有秩序，你可以监督，但是主持人没有让你发言，不允许大喊大叫。
这样很粗鲁，很野蛮。
我们不是说因为你们声音大，没有你们的声音大，我们就感到寂寞。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会就没法开了。
我们一定要听主持人的。
那天的大会主持人是张树新，面对新情况她也无可奈何，提议道：
“请选举委员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确定一下我们的竞选演说的规则。
大会立即暂停，由即将卸任的会长王石、监事长任志强、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等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闭门讨论，并很快得出裁决，由王维嘉宣布：
第一，选举委员会没有规定，一个候选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时间替另一个候选人拉票，所以判决冯仑没有违规；
第二，从现在开始规定，不许用自己的时间替别人拉选票，所以冯仑此举成了历史的绝版；
第三，当有人发现选举中有违规的情况，他必须举手，等待主持人点名发言。
于是，一场危机很快被化解，而SEE的规则又得到一次推动。
那天当选为第三任会长的韩家寰对本刊回顾SEE的5年历史时，用了”amazing“这个形容词：
“这样的一个架构，你会觉得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可爱。
一旦开始启动这些机制，自然就慢慢出现新的结果，然后很自然地走到今天。
（由于本文只涉及作为环保NGO的SEE，文中所有企业家所在的公司名称、职位均被隐去）
（文中部分内容引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28日包丽敏撰《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一文）
callout：
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他还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
王石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
与王石面对面
对于一项事业的成就，不在于一个人的作用是不是足够大，而在于它的连续性。
By
读者文摘
Q：
作为SEE会长的两年里，您经常用“萧规曹随”这个成语，您在隐性中做了哪些事？
大致是三个方面。
首先我把万科的第一任的财务总监请回来，到SEE秘书处去担任财务工作。
她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万科，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
进入秘书处之后，她在建立规章制度方面做得很好。
对于一个NGO来说，财务一定得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她完全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把自己在SEE的工资收入都捐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明确了SEE的工作是治沙。
早期我们也曾情不自禁地做了和治沙无关的事情。
这些事本身没什么不对。
但什么是我们该做的，要明确。
第三是，把阿拉善推上了国际平台，到联合国环境署访问等等。
您认为，在5年来的运转中，SEE的制度建设方面进步大吗？
《章程》的进步很大。
从企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么多企业家放在一起，效率往往会非常低。
怎么样能让效率高？
《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太重要了。
您到现在有时间读完一遍《罗伯特议事规则》吗？
没有。
我是从实践归纳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的。
其实这套议事规则保证了三个权力。
第一，怎么达到参与表决人员的知情权？
很多企业家的思维是，我只要你支持，不要你知道为什么。
在SEE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每个人是平等的。
然后就是平等原则下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我们往往会有模糊，认为平等原则就是一人一票，而忽略了发言权和知情权，这不对。
很多时候，如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的公平原则，你根本无法保证表决权的意义，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是无法体现民主的，更多的是程序问题。
当然要表决，但在表决之前，如果没有前两个权力的保证，那只是表面上的民主。
但我们也都很好奇，您为什么能主动接受自己当会长的时候，被剥夺了发言权和表决权？
在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前，作为会长您有这两项权力，而引入了规则，对您个人的损害其实最大。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制衡观念都是接受的，问题在于操作领域。
对于集体讨论做一件事，每个环节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经验准备。
东方人的特点是盼望贤君贤相，出现诸葛亮，产生人为的善举。
贤君贤臣大家都受益，问题在于你要不是，那大家都受罪。
《议事规则》的特点就在于此，你是贤是恶，不重要，规则不假定这些，也不去评判，所以我当然会接受这种限制。
相似的一个问题是，从效率来讲，也许我继续担任会长更好，能做更多的事。
也有过会员提议修改《章程》，是不是把两年的任期改得更长？
我理解这种想法，但我建议，如果要改，也不要在我这一任改，等我下去以后再改。
对于一项事业的成就，不在于一个人的作用是不是足够大，而在于它的连续性。
再进一步说，就算每个企业家轮流当两年会长，这近百名企业家里，很多人也轮不上一次。
我个人感觉，这两年是我非常好的训练。
如果继续训练自己，那是非常自私的。
您刚才提起《议事规则》对于三种基本权力的保障。
这似乎仅限于SEE内，对于您个人在SEE之外的生活，有影响吗？
太有改变了！
你会非常敏感，比如今年我去参加台湾的《远见》杂志的论坛。
这是我参加的第三届，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开会时，每一届的规则都一样。
具体讲，开会的时候，我都被列为主讲嘉宾上台演讲，一般我时间最长，甚至到30分钟、40分钟。
而我在台上滔滔不绝，时间还往往不够，下面听得津津有味，你自己也感觉良好，这时主办方也不好意思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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