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与台湾的开发和防务船政四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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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赞诚在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和任福建巡抚时，即1876年至1879年之间，曾两次渡海赴台，历尽艰辛，为开发台湾和保卫台湾做出了贡献。
他在赴台期间，积劳成疾，即患中风，回归后卧病三年，于光绪十年（1882）五月廿四日病逝。
其奏折与著作收入台湾银行研究室编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31种《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
一、初入仕途为官清廉
吴赞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拔贡京师。
是年考取拔贡76人，优贡6人，得士者9人：
黄钰、李瀚章、孙家鼐、吕锦文、张锡嵘、程桓生、吴赞诚、方濬师、张铭坚。
吴赞诚与李瀚章均以朝考一等而得士。
同年同科，吴赞诚签分广东，李瀚章签分湖南。
当时吴赞诚思想很矛盾，打算继续留京，再应乡试。
其父自蜀来信教诲：
以外用本圣裁，当速赴粤，效驰驱以报君父，毋留恋。
吴赞诚遂赴粤东永安。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一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
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建国号“太平天国”，称“天王”。
清廷面临严峻局势，两广更是首当其冲。
吴赞诚刚到永安，即奉檄剿罗镜太平军。
初战告捷，叙功以知州用。
后来，吴赞诚又先后与太平军攻守3年有余，与之大小百数十战，其苦战最力，多能以少胜众，力保城池，以功擢同知直隶州补用。
咸丰七年（1857）二月在卸永安任之时，士民攀舆塞路泣送者数十里不绝，皆称吴赞诚为“吴青天”。
一次广西巡抚移督两广、路过德庆州境时，闻绅民讴歌载道，以吴赞诚为本朝200年来未有之贤牧，遂即告藩垣：
有此好官，应调大邑以酬劳勋。
咸丰九年（1859）冬，调署顺德县，吴赞诚勤事恤民，案无积牍。
同治三年（1864），与太平军李世贤部转战闽粤间，据嘉应州，吴赞诚以轻骑逼城下，设伏败之，遂克诸县。
以功擢惠潮嘉道。
吴赞诚在任惠潮嘉兵备道时，力惩土豪，安抚灾民，智擒海盗，追还田宅。
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曾为吴赞诚叙功奏陈。
二、督办天津机器局取得管理经验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奏调吴赞诚至北洋。
八月间，航海来津，随办洋务制造事宜。
因吴赞诚诗文与数理皆精，考工制器，巨细兼赅，李鸿章十分倚重他。
一年之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在《奏留吴赞诚片》中称：
“天津机器局仿制西洋枪炮、军火，事体繁重，督理需才。
前经臣访闻，广东尽先补用道吴赞诚，清正有为，不惮烦苦，又精于算学。
奏调该道航海来津。
臣驻津筹办洋务，棘手之件，往往资其商榷，动合机宜，该道实为直省不可多得之员。
请旨，准将二品顶戴，广东尽先补用道吴赞诚，改留直，仍归原班尽先补用，俾收臂指之助。
”[1]天津机器制造局，又名天津军火机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667）在天津创办。
李鸿章《机器局请奖折》提及“购置外洋机器，制造军火”即涉及此事。
遂以英国商人密妥士为总管，聘请英国技师，开办经费为白银21.3万两，雇用工人1400至2500人。
同治九年（1670）天津教案后，改由李鸿章接办。
李“以牵制洋人，殊多窒碍，总须内地员匠锐意推求，能自运用传习，方为经久之道等因”，遂以沈保靖代替密妥士，扩充人员，增添设备，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
从李鸿章奏陈来看，吴赞诚随办、督办天津机器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时与李鸿章同驻津门，筹办洋务的一些疑难、棘手之事，李鸿章往往与吴赞诚商榷，动合机宜，意趣相投。
由此时始，李鸿章与吴赞诚保持密切联系与相互合作。
我们可以从李鸿章致吴赞诚的诸多信稿中，知道李公对吴赞诚的信任和倚重。
[2]
三、专任福建船政大臣为福建船政事业呕心沥血
吴赞诚在督办天津机器局期间，李鸿章欲奏请任天津海关道，吴赞诚恳辞再三，李公乃作罢。
光绪元年秋，擢升吴赞诚为顺天府尹，吴赞诚遂居住京兆署中。
光绪二年（1876）三月七日，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
福建船政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六月三日奏请设厂而筹办的，位于福州马尾的造船厂内，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海军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的海军学校。
据研究资料统计，福建船政学堂培育的海军军官约占中国近代海军军官60%。
严复、魏瀚、詹天佑等，都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
左宗棠于八月十七日调任陕甘总督，遂推荐沈葆桢总司其事。
十月十一日，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正丁忧在家。
沈葆桢于同治五年（1866）首任船政大臣，苦心经营近十年，业绩卓著。
沈葆桢于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遂荐郭嵩焘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时郭嵩焘任福建按察使，沈葆桢于八月二十六日奏任时，清政府已派郭崇焘出使英国。
清廷就顺水推舟，谕令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督办福建船政。
福建船政由此成为李鸿章淮系人物的势力范围。
数月后因丁日昌病症加重，遂由吴赞诚督办接任。
是为第四任船政大臣。
吴赞诚接办船政大臣后，讲求制造新法及兵轮操练，筹划前后学堂及出洋肄业学生诸务。
他将督办天津机器局的成功经验用之于督办福建船政，得心应手，卓有成效。
曾参与李鸿章、沈葆桢等商订《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并遵李鸿章旨意筹划留学生经费、船只、管带等事务。
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吴赞诚极力支持李鸿章，争取闽省协饷能够供应淮军，还亲自过问添船置炮事宜。
吴赞诚以船政学堂需要人才，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间，将在英国留学并正在舰上实习的严复“调回充当教习。
”清廷为加强台湾海防，于光绪五年七月四日颁上谕，命福建船政各船加快成军步伐。
是年九月，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奏陈督操轮船事宜，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何璟、丁日昌4人“会同酌办”。
1、治理船政经费短缺之弊
吴赞诚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时间不长，不满四年，但是奏折却不少。
仅根据《船政奏议汇编》所收，共有四卷53篇。
除了常见的报告朝廷有关造船进度、完成任务情况等折之外，相当部分是为船政筹备款项的奏文。
如《制船、养船经费两绌，请饬设筹济应片》，就有两篇。
他详细核算船政历年开支之后紧急呼吁“自光绪二年正月为始，所有船政经费由闽海关六成内月拨银三万两，四成内月拨银二万两，仍令先尽批解等因，奉旨：
依议。
钦此。
此养船经费向在闽省续征洋药票税项下拨解支给。
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奉命巡台，闽厂轮船均雕赴差遣，奏请将原拨养船经费并入台防项下支销。
丁日昌到工后，因台防本款无存，洋药票税征数年来短绌，奏请将养船项下应销各款统归地方官设筹支应。
奉上谕：
著文煜、沈葆桢、李鹤年、丁日昌斟酌情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等因。
……截至二年三月陆续解过银四十万两，按数扣算，仅解足八个月而止。
其二年份月款，六月以前均照五万之数解清；
统计新旧欠解，共三十二万两。
养船各款自丁日昌请由地方官筹支，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十月底止，先后据税厘局批解番银十二万六千余两，仍归船政衙门台防项下作收，而在工轮船、镇海水师薪粮、出洋游历、赴台绘图各学生赡银，‘扬武’洋教习、台湾炮台、洋匠辛费以及炮子、铜帽价银等款，共支番银二十三万六千余两。
计不敷番银一十一万余两，均在造船本款暂为挪垫；
各船修理之费、煤炭之费尚不与焉。
伏查船政月款只有此数，购买料件出其中，华、洋匠食出其中，学生赡养、员役薪工亦出其中。
……今只缘今岁闽省惨遭水患，商情凋敝，厘税短收。
加以部拨之款增多，以至入不敷出。
惟船政为海防根本，关系东南大局，辰下正在赶办铁胁及‘康邦’机器，所需木料、钢铁均须分途购运来工，不容因所费不赀遂而中辍。
……今船政东挪西贷、右绌左支，料价贱则无款可筹，料价昂而解款始到，欲图节费而为费更增，欲速竣工而延工更甚。
臣焦思弥深。
惟有仰恳天恩，俟下福州将军、督、抚臣遵先尽船政之旨，将造船、养船两款尽先拨解，源源接济，其欠解之款随日解清，俾无顾此失彼之忧。
”[3]
清朝自开办船政以来，历经数十载，最为头疼也最难解决之事无疑就是经费短绌之难。
对于船政日常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境，吴赞诚感到必须抓紧加以解决，否则难以为继。
这类言语在许多奏折中经常出现。
2、对船政严明纪律，严加管理
“船厂料物繁多，常防偷漏，故派哨勇严守，不许闲杂人等混迹其中。
……补用都司龙游清，迭次容留闲人住宿厂内，并给予勇丁号褂，希图蒙混。
”吴赞诚报请朝廷将其革职，以示惩戒。
并且会同沈葆桢、何璟、丁日昌附片陈明。
[4]《林高辉约束不严，分别斥革片》[5]则严厉斥责“琛航”管驾林高辉在代理指挥海镜轮船开赴台湾后，至恒春所辖龟仔角洋面寄椗时，东北风大作，锚链折断，船身搁浅。
继而尾舵又折，且漂出外洋。
虽然有气候异常因素，其中林高辉与大副柯建章疏于管理，“任听水手在船酬神酗酒滋事，其约束不严之咎，实所难辞。
相应请旨将升用守备千总林高辉、都寺衔柯建章一并斥革。
”通过多项加强管理船政案例，吴赞诚树立了从严治理船政的效果。
3、工程技术娴熟，赴台之前仍然紧张筹措船政事务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吴赞诚奏《遵旨赴台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
[6]
对于工程技术在船政中的重要性，吴赞诚在奏折中再三申明：
“臣前因校阅各船操练，亲赴澎湖，与丁日昌会晤。
见其病体难支，臣亦以厂工正紧，偕同会省筹商，业经附片奏明在案。
臣回工后，连日晋省，与督、抚臣会商筹拨台营月饷及购办外洋船炮军火事宜，粗有端绪。
仰蒙圣慈垂念台防紧要，谕伤微臣暂往接办。
臣自应遵旨东渡。
伏念臣才识迂庸，未谙时务。
自办船政将届一年，未报涓埃，方深涑惕。
台防关系东南大局，丁日昌以全力经营，苦心规划，大端虽以毕举，成效尚待徐收，更非臣菲材所能稍俾万一。
且迩来船工制造日求其新，而经费日见其绌。
……臣现将厂事略为部署，即日带船政关防渡台。
应如何筹划布置，当谨遵谕旨随时咨商督、抚臣妥筹办理。
船政寻常经费暂交提调吴仲翔代拆代行，紧要事件包封递台，由臣亲自酌办。
至制船经费为目前急需并恳天恩伤下闽海关按月照数拨解，并将新、旧欠款陆续解清，以济要工而全大局。
除矣抵台后察看情形随时驰报外，所有微臣赴台并将船政事宜布置缘由，理合恭折附轮船递交上海县。
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吴赞诚在奏折中一再指出保证台湾房屋，一定要从加强技术入手。
同时吴赞诚表示：
“臣粗习算学，略通西法，历在天津机器局及闽厂，随事考究于测量、制造之理。
稍窥门径，止堪督率工匠，教导生徒，细壤隽流，无非自效，假以岁月，或望有成。
……闽省襟带山海，幅员辽阔，民俗强悍，吏治颓靡。
丁日昌以全力整顿，尚以省、台不能兼顾虑多疏漏，况以臣驽下之质，兼病弱之躯，万难综理。
船政为海防要图，刻下洋务虽然平静，而外人犹时籍保护商船之案，肆意苛求，屡思启衅。
船工万不能停，而经费又万不能裕，惟恃严汰冗滥，并日经营。
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拜发。
”[7]
4、严格要求修船质量，制定修船期限
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吴赞诚拜发的奏折陈述造船修船期限的重要性。
[8]
他提出修造轮船关键有四项，“曰船身，曰轮机，曰水缸，曰帆桅。
……闽厂之造船身也，先经洋匠教导。
选材必精。
梢有瑕疵，概摈勿用。
自船底以至战坪，密衿铜铁钉栓三万余枝，长者丈余，短亦一二尺。
龙骨则镶以铜夹，水底则裹以铜皮。
胁骨、横梁既嵌铁肘。
虽至庖厕之细，占楔之微，亦必力求坚固。
……轮机则铜铁诸件皆几经提炼成胚，成胚俟后车光，车光俟而后校准，校准俟而后刮磨，刮磨俟而后合拢。
所以精益求精者，防一丝之溢、一隙之疏，或碍精良者。
”
同时他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指出修船期限必须符合实际情况，朝廷在这方面不必操之过急，控制太严。
“夫派驻他省之船，或间年而修，或两三年而修，或今岁修此件，明岁修彼件，或此件数年一修，或数年未修。
缘南、北各洋驾驶者可以测验天时较有把握。
独台湾汹涌极恶，顷刻变幻，出人意外。
往往卜晴而出，遇澳将停而台飓猝来，展轮莫及。
后山之险倍于前山。
深者寄碇无从，浅者触礁可恶。
当夫发危候于瞬息，争性命于呼吸，仅而脱险，已而天幸。
此其境固臣所亲历，而非驾弁张皇其说而为诿卸也。
”[9]
他还认为在修船管理业务中，不宜控制太严，排除那些不负责任的管带或大副的过失，他表示：
“臣愚以为程功固宜节费，立功亦贵准情。
拟请嗣后每船禀修时，验系驾弁将事不慎，立予参办外，果因历时已久或遭风遇险人力难施，以致损坏，仍予动款修理。
所有部议立限之处，合无仰恳天恩逾格，免予举行。
良以责严则窒，法密转穷，惟有据实陈明，冀收舟师之益。
所有修船碍难立限缘由，谨会同（下略）。
”[10]
5、重用船政人才，悉心培养基层官员
吴赞诚出于办理船政的公心，多次向推荐并且重用一些脱颖而出的船政新型人才。
如船政提调吴仲翔即为典型例子。
吴赞诚在《提调吴道留心海防，通晓洋务，请交军机处存记片》中声称“本年四月间，督臣何璟等于台湾后山三次剿平番社案内，以该员转运出力，拟保以道员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补用奏明在案。
该员在工最久，考工最熟。
当缔造之始，一切章程多资躄划，而于中外交涉事务操纵得宜。
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奉命巡台，经奏奉派提调。
维时房屋吃紧，督率在工水、陆各军并轮船将士操练巡防，不遗余力。
光绪二年，臣受事闽厂，适铁胁轮船仿制兴工，该员实力讲求，坚劳怨。
器件之新异，匠作之繁剧益复心苦，分明深裨大局。
今年奉旨代臣办事，数月以来，调度安详，臣病假中因得静心调摄。
查吴仲翔才大心细，识远思精，留心海防，通晓洋务，堪胜海疆繁缺道员之任。
”[11]
可见吴赞诚善于从日常工作中去考核下级官员的业绩与办事效率及能力，而且十分细致，也是卓有成效的。
四、奉诏赴台湾筹办防务、调研民情和安抚少数民族
1、台湾防务问题日渐突出，引起朝廷警觉
如果我们站立在面向太平洋的世界地图前，你马上就会看到：
从北到南，有一条弧型岛链逶迤而来。
北起俄罗斯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至我国的台湾岛，再经菲律宾群岛、一直到加里曼丹岛。
这样一条庞大的岛链紧紧环绕着中国东、南沿海。
我国海岸线虽然曲折漫长，但是出入太平洋，必须从这条岛链的缝隙间穿过。
这条岛链仿佛是一道由岛屿构成的篱笆。
这道篱笆对于中国出入太平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和平时期这种作用尚不明显，一旦冲突发生，这种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岛链的中央，处于海权与陆权的交叉点，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
中国的重要港口上海、天津、青岛全在台海以北，中国经济重心及最富庶地区也都位于东南沿海一线。
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从海上来的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在外患频仍、创巨痛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他们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
著名将领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
林则徐则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
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
他的挚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清廷重视。
之后同治六年（1867），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
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廷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沈葆桢在海防理念方面有了进一步革新。
开台与守台之说再次成为朝廷热议。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
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尖锐地指出：
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而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
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
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
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
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
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
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
“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
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
“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
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
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
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在中国海权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12]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法国为鲸吞全越，将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陲。
第二年七月，法国侵略者悍然进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
接着，法军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面，台湾受困，牵动全局。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清廷借冯子材等人率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形势，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停战条件》。
中法战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
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
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
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
“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
同年九月，清廷先是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接着又明谕：
“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
”并从财政和人事上积极支持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
这两大举措，一方面说明清廷对台湾在整个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
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海防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吴赞诚两次东渡入台及其加强台湾经济开发与海岛防务的措施
据史料记载，自嘉庆十一年（1806）至光绪九年（1883），在77年之间由闽省出发巡台大员共计31人次，他们是：
许文谟（两次）、赛冲阿、方维甸、王得禄（两次）、王绍兰、罗斯举、许松年（两次）、孙尔准（两次）、陈化成（两次）、刘起龙、马济胜、程祖洛、刘韵珂、李成谋、江长贵、沈葆桢（两次）、王凯泰、丁日昌（两次）、吴赞诚（两次）、勒方锜、岑毓英、张兆栋。
以上大员均为“从二品”以上官职。
其中，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清廷谕令作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领福建船政自制的舰船赴台巡察。
他在迫使侵台日寇“遵约撤兵”之后，在台湾实行开禁、抚番、开路、招垦、开府、开矿等方略，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在台湾开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闽省大员巡台，概以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水师提督等身份居多；
以船政大臣身份巡台，在闽省大员巡台史上只有沈葆桢和吴赞诚两人。
且两次巡台的闽省大员也仅有七位。
台湾岛孤悬海中，气蒸瘴湿，环境险恶，福建官场一直把巡视台湾看作艰险可怕之事，长期疏于治理。
加强台湾社会治安管理。
光绪三年（1877）夏，吴赞诚奉诏赴台湾筹办防务。
台湾后山、卑南一带，深阻悬崖，交通信息不畅，内地官员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生番时时袭扰。
吴赞诚渡台抚番，招垦开路，凡安内御外诸事，皆身体力行。
取道恒春，直达卑南，历牡丹社、红土莰、大猫狸诸险，车辆和骑兵都不通达，而山谷陡绝，俯临大海。
往返600余里，以宣传朝廷威德，感化台湾土著民众。
一日被两大溪阻隔，山水骤发，绝粮3日，挖山蓣充饥。
雨停后编葛藤牵竹筏而渡溪，继设悬桥，以通文报。
番社出迎，分别犒劳。
社酋忽睹朝廷旌麾，皆俯伏听命。
当时正值盛暑，白天被烈日曝晒，沙热如火，夜晚身披毒雾，宿于茅茨之上，热湿上蒸，疫疬交侵，海风瘴气，与人相搏。
等到返回恒春，随行吏卒死亡过半，存者皆病。
吴赞诚也从此卧病月余，身染瘴气，抱病返回福州署中就医。
此次巡台，大大密切了台岛与大陆的关系，使台湾“生番化外之地”得以归化。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复吴春帆京卿》的信稿中叙述道：
“瘴乡盛暑，执事乃不辞劳瘁，入山周巡，从者半多物故，尊体幸获康全，殆由精诚感召，天神呵护。
”[13]
光绪四年夏，吴赞诚奉旨署理福建巡抚。
早在是年三四月间，台湾发生台番加礼宛社、巾老耶社戕官害民的抗清叛乱。
五月初一日，副将陈得胜统带福锐营练兵500前往鹊子铺布防。
六月十八日，加礼宛社等社众截住官兵的请粮文书，次日又纠众前往鹊子铺准备劫营塞井。
由于陈德胜恃勇冒进，以致身受枪伤而哨官参将杨玉贵等亦中伏被害，民勇亦多人遭到杀害。
八月十九日，又发生截杀哨官参将文毓麟及勇丁9人的事件，使台湾番社与官府关系更加紧张。
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戕官叛乱，对后山北路统治力的威胁，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于是，福建巡抚吴赞诚上奏：
“若不与以惩创，何以缉凶顽而靖边圉！
”九月，力疾渡海督师。
台湾岛孤悬海中，气蒸瘴湿，环境险恶，福建官场视赴台为畏途，长期疏于治理。
他亲临台湾组织农耕、修路、设防，改善土著生活；
曾取道恒春，过红土嵌山，攀悬崖，越大溪，忍饥渴，径行三百里达卑南，恩泽和感化土著人；
带病率部过瘴区越湿地，平定土著人叛乱；
深入各地察民情，办防务，密切海岛与大陆的关系。
光绪五年因病辞船政事务、巡抚开缺。
光绪六年督办天津水师学堂。
赞诚精通经史数理，思虑精密，办事坚韧耐劳，常自说：
“天赋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无安闲之福，苟有济于世，虽劳瘁奚辞。
”“吴赞诚以为抚番、招垦、开路诸要端，分营并进，非身不能周详，而后山卑南一带自内属以来，官吏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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