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铁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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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
衣通昌听汤拼聪生帮；
阳平：
移同常停糖平从绳旁；
上声：
椅统厂挺躺品宠省绑；
阴去：
意痛唱梃烫聘铳圣胖；
阳去：
义洞杖定荡病仲甚棒；
阴入：
益托插踢塌撇促失八；
阳入：
叶独闸敌达别浊石拔。
⑶普通话一部分韵母为a、ia、ua、e的字，读o、uo韵母：
巴怕爬马拿茶渣叉查沙[o]、家伢虾夏哑[o]、遮车蛇赊[o]、瓜跨瓦花华蛙[uo]；
一部分韵母为ie的字，读ia：
借且写谢惹夜。
这几乎与许多吴语（例如上海方言）一个样儿。
官话有3个比较带普遍性的语音特征，即：
⑴“薄病、毒动、共、极技、泽在、闸住”一类字声母读b、d、g、z、zh；
⑵韵尾比较少，一般只有-n、-ng两种；
⑶声调数目比较少，一般为4－5个。
南通话“薄病、毒动、共、极技、泽在、闸住”一类字声母读p、t、k、c，明显不符合官话的特征，而与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和以梅州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几乎完全一样！
官话的声调一般为4－5个，而南通方言有7个声调，与吴语大多数方言几乎一样。
官话的3个主要语音特征中，南通话倒有两个不符合。
而韵尾比较少的特点则主要用以区别于南方的一些方言，其实也是吴语的一个普遍的语音特征。
因此，若是按照公认的官话标准来看，它不像官话，倒是具有许多的吴语特征。
但是从吴语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也不能算是吴语。
于是有人说，南通方言是个方言岛。
上世紀50年代后期，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进行了方言普查，发现西起泰州，东至南通、如东，有一片具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区（包括今泰州市、姜堰市、泰兴市、兴化市、东台市、大丰县、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大部分地区、通州市西部和南通市城区、郊区）。
1960年，根据此次普查结果编写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这一方言区称为第3区；
同年出版的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正式将南通方言列入官话范畴，并对官话的定义作了一些调整。
但是，这一观点似乎在语言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论，以致1986年在重庆开会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编写方针时，与会的专家对南通方言是否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官话）发生意见分歧。
因为它不符合传统的官话标准。
但是，经过认真的讨论，意见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南通方言虽比较特殊，但仍然是一种官话。
只是，传统的官话标准必须作必要的修订。
1988年由中国方言学会会长李荣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前述上海市和江苏省的第3方言区正式确定为官话方言区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泰如方言片。
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都属这个方言片。
泰如方言片取泰州、如皋两地地名首字命名。
这个名称的缺点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
1988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与通泰方言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
这个名称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称确切得多。
南通方言的词语也很有特色。
许多词语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也存在，它们是通泰方言共同词语。
甚呢（什么）、甚呢门儿（什么原因）、没得（没有、无）、不曾（未曾）、果曾（曾否）、实骨子（其实）、块块（到处）、脚下（地方）、输赢（老是）、高低（到底；
毕竟）、家来（回家去）、跟后（接着）、上人（长辈）、老爹爹（曾祖父）、爹爹（祖父）、爸爸（叔叔）、姨侄（姐妹互称对方的儿子。
不说“外甥”）、伢儿（小孩）、女将（女子）、真姑娘（老处女）、老童身（大龄未婚男子）、窝里鸡（亲密朋友）、伴当（伙伴）、帅[shu?
i]子（爱出风头的人）、少豪（不良青少年）、化生（败家子）、乖子（机警乖巧之人）、梦枣儿（稀里糊涂的人）、老人头（说话老气的青少年）、老相巴子（好摆老资格的）、稚货（幼稚不懂事的人）、肉头（容易受愚弄的人）、钱锥子（爱钻钱眼子的人）、金刮子（好占他人或公家便宜的人）、纳函[ká
n]子（咒骂未成年人早死下小棺材）、哭宝儿（好哭的小孩）、赖学宝儿（爱逃学的小孩）、讨汉精（偷汉的女子）、讨饭子（叫花子）、裁衣（裁缝）、刁子（咬舌儿）、矮墩炮（矮而胖的人）、耳头（耳朵）、心官塘儿（心窝）、羊儿风（羊癫风）、传血（血崩）、拉尿[lá
suī]（尿床）、发魇（梦中惊叫）、箸笼（筷笼）、搌布（抹布）、槛脚（门坎儿）、儿狗（公狗）、草狗（母狗）、黄猫儿（黄鼠狼）、蟢蟢（蜘蛛）、百脚（蜈蚣）、火萤虫（萤火虫）、樟木虫（蟑螂）、天水虫儿（孑孓）、得蛨[mò
]子（蚱蜢）、斫螂（螳螂）、花鱼（鲤鱼）、长鱼（鳗鱼）、蒲芹（芹菜）、牛角瓜（菜瓜）、粯[hà
n]子（裸麦磨成的粗粒儿）、米糏（糯米粉）、小麦糏（面粉）、焦麦糏（炒面）、老米饭（粳米饭）、冷飣[zhēng]（嫩裸麦仁炒熟后磨成的食物）、卤肖[shà
o]（盐；
咸）、治[chí
]鱼（剖鱼）、棉衤登
[dè
ng]子（棉袄
）、撂（扔）、沰[tuò
]雨（淋雨）、撇油花儿（抽取好处）、挤油（榨取钱财）、觉猜（觉得）、打撬（作梗）、打坝（阻挡）、撬轧（话中带刺）、支翘（形容事情遇到了麻烦）、走滚（走样）、肉疼（心疼；
疼爱）、画招（认错）、吃甜（得到好处）、翻毛（发怒）、摆嘴（自夸）、扯野儿（故意说题外话）、绞劳（蛮缠）、绞要[yāo]子（蛮缠）、挑[ti?
o]祸（背着人说别人坏话）、说淡话（搬弄是非）、烧阴火（挑唆）、谈闲（闲聊）、劈斫（调解意见）、趁脚跷（跟着表态）、做碍子（小孩吵架）．抢白理（蛮理）、记才（记忆力）、记识（记号）、异怪（肮脏）、麻人（辣）、奘（粗）、木触（迟钝）、刷刮（办事干净利落）、细靠（精致、细巧）、瘟臭（非常臭）、瘟脏（非常脏）、篾细（十分细）、当仁子（罪过），等等。
南通方言有许多的词儿带有“儿”尾，如：
伢儿、老头儿、猴儿、猫儿、虾儿、螺儿、蚕儿、盘儿、筷儿、钩儿、饼儿、画儿、包儿、枣儿、肉丁儿，等等。
这也是通泰方言的共同特点之一。
但是，南通方言词语更多的是其他通泰方言所没有。
赖（在）、落底（到底）、苦得（好得）、兜根（完全、彻底）、侭数（只顾；
老是）、赛如（好比）、大里（到处）、架子（样子）、早番子（从前）、昼心里（正午）、格间（这儿）、葛间（那人）、×
得没根＝×
得没魂（非常×
。
如：
好得没根、好得没魂）、没魂的×
（非常的×
没魂的脏）、立等火发（迫不及待地）、自大富（自作主张）、转来（过一回儿）、齐整（漂亮）、安顿（安宁）、低嗒（罗索）、轻而浮屁（轻浮）、啬掐（吝啬）、静办（寂静）、好戏子（好玩儿）、软笃笃（软乎乎）、厚笃笃（形容糊状物比较稠）、滑笃笃（滑溜溜）、绽鼓鼓（鼓鼓的）、胖鼓棱登（胖乎乎）、淡扎扎（味儿淡淡的）、苦叽叽（苦剌吧唧）、不胎孩（不学好、没出息）、娘奶（母亲）、妈妈（伯母）、外爹爹（外公。
外，音“未”）、外奶奶（外婆。
外，音“未”）、上人（长辈）、奶奶（老婆。
前字读上声，后字读轻声。
若前字读阳去、后字读轻声，称祖母）、父啊（爸爸）、侯（儿子；
男孩儿；
小伙子）、偷侯（未婚先孕生的男孩）、寡汉子（光棍）、仇对（仇人）、季拐子（左撇子）、童子（巫）、脱骗（骗子）、闯胎生（惹祸精）、嫩笋儿（年轻缺少经验的人）、糯米菩萨（温和、敦厚、不讲原则的人）、老面糊盆（好装糊涂、好和稀泥的人）、挑祸滴子（爱搬弄是非的人）、直呆子（过分爽直的人）、屙脓滴（窝囊废）、蛮绞绞儿（蛮不讲理的人）、竖头众生（骂人是畜生）、麻脚儿瘟（骂人生霍乱）、斗宝侯（野杂种）、丑胎（骂人素质差）、背锹儿（骂未成年人早死）、少年而亡（骂未成年人早死）、搂屎鬼（顽皮捣蛋、好恶作剧的人）、溜打鬼（不守本份者）、新相公（新郎）、论鱼（鳓鱼）、尖子蟹（梭子蟹）、稻雀儿（麻雀）、刮锅（布谷鸟）、白头公公（白头翁）、苦瓜鸟（苦恶鸟）、偷油老鼠（蝙蝠）、筒管娘娘（纺织娘）、蜛蜛（蛐蛐儿）、假力（蝉）、寒虫宪（曲蟮）、水鸭子（蝼蛄）、黄洋菜（大白菜）、茭首（茭白）、黄花儿（金花菜）、小豆（豌豆）、兜心（馅儿）、缸爿（一种表面粘有芝麻的斜四边形的烤饼）、要子（麻花儿）、仁子（花生米）、浆糟酒（江米酒）、肚子窜（泻肚子）、打半日子（发疟子）、兜耳福（痄腮）、锁口子（脐风）、花花（天花）、有身子（怀孕）、出怀（孕妇腹部渐大）、过首（去世）、顶搭子（头发旋儿）、倒须（刘海儿）、八子（男子阴）、二瓮子（二胡）、二叫子（京胡）、躲猫儿寻（藏老蒙儿。
一种儿童游戏）、凉月子（月亮）、家生（无鋬的马桶）、骨捣儿（古董）、泡扣（纽扣儿）、讹事（错事）、水话（谎话）、门儿经（窍门）、瞟（看。
瞟，音标）、拈（捡）、戏（玩儿）、跌架子（丢脸）、忐忐忑忑（犹豫不决）、发虚捣鬼（虚张声势）、假儿古董（假惺惺）、擂神（争吵）、斗花色（寻衅）、忽勒人（得罪人）、搪底（支持）、撺唆（唆使）、串挖（串通一气）、告帮（诉说困苦，求帮助）、顶帽子（代人受过）、拉天（吹牛）、放相（放纵地玩）、称狠（充能）、吃米饭（吃丧饭）、啄毛栗子（啄爆栗）、作造（闹鬼）、绞要子（搅蛮）、缠蛮（蛮缠）、讨汉（偷汉子）、突失（唐突）、、吃鲻鱼头（挨批评）、捉花（拾棉花）、告作（浪费；
糟蹋），等等。
这些词语绝大多数在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中。
南通方言、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具有共同的源头，共同的语言特点，是近缘的方言。
因此，这些共同词语很可能就是它们共同的原始母方言词语。
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作为南通地区的优势方言的南通方言的很大影响，也可能有一部分南通方言的词语传入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
但是，方言间的影响和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周边的方言（包括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的词语为南通方言所吸收。
这些词语的存在，对探讨南通方言的源头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淮官话具有吴语的底层。
通泰方言尤是如此。
南通方言有许多吴语词，例如：
蛮（很；
相当）、睏（睡觉）、推板（差）、结棍（结实）、来事（行）、鲎（虹）、小开（老板的儿子）、大好佬（大人物）、老人卵（好摆老资格的人）、坍铳（丢脸）、拆烂污（比喻不负责任，搞坏了事情）、写意（舒服）、嗲（撒娇）、三脚猫（半瓶醋）、十三点（傻里傻气或言行不合情理之人）、绞七廿三（胡搞）、挜（强予人物或强卖物予人）、搲（用手抓取）、凡尔（阀门）、不搭界（不相干），等等。
尽管，我们在下文将谈到，南通方言是在古代吴语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但其吴语词语并不多，很多都可能从近代上海方言中传入。
这同具有同一源头的通东方言不可同日而语。
两个种方言在发展过程中，走的不同的道儿，越跑距离越远了。
南通话的语法不像语音和词语那样复杂。
但有一点还是有一定的特色的。
普通话说“是不是？
”、“好不好？
”、“来不来？
”，南通话通常说“果是？
”、“果好？
”、“果来？
”。
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一般说“格是？
”、“格好？
”、“格来？
”，二者非常相似。
南通话有助词“的”，这也是官话语法的重要特点。
以上我们从语音、词语和语法3个方面对南通方言的语言特征作了简单的介绍。
从主要特征来看，南通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是无疑的，但是它明显地具有许多吴语的特征。
用我国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鲍明炜教授的话来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亦即变了形的官话。
南通方言的形成
南通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就必须从南通土地的成陆、开发、移民历史和建制沿革、地理变迁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大约从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称之为胡逗洲（壶豆洲）。
南朝梁简文帝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兵败逃此，为部下所杀。
隋时，胡逗洲属海陵（治今泰州市）。
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
胡逗洲，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
不久，由于军时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
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了。
日本大友皇子之孙真人元开在其所作《大唐和上东征记》一书中就记述了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扬州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
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按：
唐制1里约合0.56公里）。
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其东的南布洲连成一片,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北部包场镇一带。
根据文献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时，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
宋人史乐的《太平寰宇记》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
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
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了。
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
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
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启东和海门两市北部和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么，胡逗洲方言当是吴语应该也是无疑的了。
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静海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
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间（1041－1048）始与通州东南境相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征。
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吴语特征，这是因为其源于古吴语的缘故。
当胡逗洲方言（准确地说，其时应称静海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的一些吴语语言特征仍然被保留下来。
根《资治通鉴·
后梁纪》和明、清通州志书记载：
唐末军阀姚存制（一作姚存）据胡逗、东布二洲，为东洲镇遏使。
五代初，姚氏附吴，姚存制之子姚廷为东洲静海军使。
大约即在此前后，胡逗洲与北岸砂嘴涨接。
公元937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以姚廷之子姚彦洪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
公元956年二月，后周军队入淮南，姚彦洪眼看在这一带已无立足之地，便带着家属及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资治通鉴·
后周纪》、《十国春秋》）。
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家族统治静海（胡逗洲）与东洲（东布洲）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军士与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两地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是，由于吴兴、常州两地毗连，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静海与东洲两地方言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
五年（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
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
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
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
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与江南上海等地人民的来往亦日趋频繁，这对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建国以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南通方言正在经历着向普通话逐渐靠拢的过程，今天的南通方言已今非昔比了。
从以上介绍的方言演变的历史来看，我们与其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倒毋宁说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是一种具有吴语底层的江淮方言。
南通地区其他方言概况
南通地区方言十分复杂，粗略地分大致可分为7种主要方言。
除了南通方言外，另外6种方言是：
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
此外，与东台市、姜堰市、泰兴市接壤处，还有人说东台方言、姜堰方言、泰兴方言或这些方言与海安方言或如皋方言的过渡方言（土语）。
南通地区7种主要方言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土语），但通行范围比较小，可以看作是某种方言的变体。
（一）北部三官话
北部三官话指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通行于南通市北部海安县、如皋市和如东县3市、县和南部通州市局部地区。
由于三种官话相对地来说，其间差别不大，因此，有人将它们合并为一种方言，称之为如海方言（《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但这不免失之粗疏，也与人们的习惯概念不相符。
事实上，三种方言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⑴如东方言有7个声调（通同统痛动秃独），去声分阴、阳（痛≠动），古全浊上声字、去声字和次浊去声字读阳去调（动＝洞≠通；
义≠衣），与南通方言相同；
如皋方言、海安方言只有6个声调（通同统痛秃独），古全浊上声字、去声字和次浊去声字读阴平（动＝洞＝通；
义＝衣），具有通泰方言的典型特点。
⑵海安方言只有一个“我”字声母读ng，没有其他ng声母字；
如东方言和如皋方言声母ng比较多（丫伢哑掗；
哀捱矮爱；
爊熬袄懊；
欧藕沤；
饿鹅我；
肮昂；
雁眼晏；
恩硬；
恶；
扼额；
压齾），与南通方言比较接近。
⑶普通话的韵母ou（谋否斗头漏周抽手柔狗口藕后），海安方言读eu，如东方言和如皋方言声母读ei。
⑷海安方言没有韵母ing，普通话韵母为ing或in的字，与韵母为ian的字分不清（建＝敬进；
烟＝音英）。
当然，3种方言的差异远不止这些，它们不是同一种方言。
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分别以海安、如皋和如东3市（县）治地，即海安镇、如城镇和掘港镇为分布中心和代表点。
3种方言的分界与行政区的界线并不完全一致。
两种相邻方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过渡地带。
在同一个方言内部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例如，如东县西部、通州市北部以及如皋市与泰兴市边界线如皋一侧部分地区，都有两套舌尖音，即z、c、s和zh、ch、sh两套声母。
它们能否构成独立的方言尚有待调查。
海安、如皋和如东属古海陵地。
3地的方言都是在古海陵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那么，古海陵方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地理学家、地质工作者对本地区的实际查勘和考古研究证明：
今海安县西部和如皋市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这一带属邗国地。
春秋时，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国语·
吴语》）。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九年），吴、楚交战，破郢城（今湖北江陵县东），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
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
《左传·
哀公十二年》：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说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鲁国国君鲁哀公和卫国国君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在吴国的郧地，即今海安县立发乡商谈三国结盟的事。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
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
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一带，他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早期海陵方言。
至三国时期，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
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三国志·
魏志·
蒋济传》），属于广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随之内移，海陵几成隙地，海陵方言消亡殆尽。
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如皋人吕岱（160－256）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人口才重新有了增长。
晋时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海陵，并在这一带建立侨县或侨乡。
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避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及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
《晋书·
王导传》说：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可见移民之多。
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
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后又陆续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通泰片诸方言；
迁移至今赣北、赣中的北方人与当地居民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诸方言。
以后，赣人又南迁赣东南、闽西、两广、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
我们在前边提到，南通方言（也是整个通泰方言）、赣语、客家话声母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它们都是在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缘故，它们具有共同的源头。
古海陵方言作为古代海陵地区的优势方言，曾对其周边地区，尤其是下辖地区的方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海安距古海陵方言的腹地泰县比较近，今天海安县的大部分地区曾经为泰县（治泰州）地，直到1940年始析东台、泰县、如皋3县地置紫石县，1948年改海安县，因此其方言与姜堰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对它的影响比较小；
而如皋方言受吴语的影响要大得多。
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燕王靖难之乱，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些江南商贾及手工业者纷至沓来如皋经商或避难定居，如皋方言受到吴语较大的影响。
著名如皋籍语言学家丁邦新教授将如皋方言与南京方言作了全面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皋话以吴语为基本，加上下江官话的部分影响而成的，所以吴语的色彩较浓，下江官话的色彩较淡，成为这两个方言区域之间的中间方言。
”（《如皋方言的音韵》）。
他这里所说的下江官话就是通常所说的江淮官话，是传统概念的江淮官话，不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泰如方言。
如东方言是北部三种官话中最具吴语色彩的方言。
它有7个声调，与南通方言几乎完全一样。
很可能历史上有一部分通州的移民参加过如东地区的开发，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古海门人移居到那里。
他们将通州话和古海门话带到那里，久之与当地的方言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如东方言。
（二）南部三吴语
南通市乃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
除了南通方言与前面提到的3种江淮官话方言外，还有3种吴语，即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
苏北地区有4种吴方言，即靖江方言、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其中3种主要分布在南通市境内。
通东方言主要通行于通东地区。
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东北三余地区除外）地区，具体地说包括启东市吕四港镇（包括原茅家港镇、秦潭镇）、天汾镇，海门市东灶港镇（包括原东灶乡、东兴乡）、刘浩镇（原刘浩乡地区）、包场镇、正余镇、余东镇、树勋镇、王浩镇、货隆镇、四甲镇（包括原国强镇）、万年镇（西北部），通州市二甲镇（包括旧袁灶乡、余西乡、余北乡）、金沙镇东南部（原金余乡）和东社镇东南部（原东社乡）、三余镇西南部（原忠义乡）、五甲镇东部（原五甲乡地区）。
历史上它曾是通州（南通）的一部分，因地处通州（南通）东乡，故习称通东地区。
通州市东北部除通行海启方言外，也有人使用通东方言，尤其是与海门市接壤区。
这个地区大多数人兼通两种方言。
金沙方言通行于通州市治地金沙镇大部分地区（东南部原金余乡地区除外）、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原唐洪乡地区）、五甲镇西北（原庆丰乡地区）和十总镇（原十总乡、二窎乡），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
海启方言主要通行于启东、海门、通州三市南部和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及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沿江海启方言带），以及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及如东县掘东地区（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
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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