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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第一,文学生产为文学消费提供消费的对象,即文学产品。

文学消费作为一种对文学产品的阅读欣赏活动,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产品为对象。

没有消费对象的消费是不存在的。

因此,文学消费对象受文学生产规定,这是不言而喻的。

并且,文学消费者究竟消费到何种类型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是高雅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是手抄本读物还是印刷本读物,是纸质文学图书还是电子文学图书,是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优秀作品还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文学赝品,等等,无一不受到作家的文学生产的规定。

2、第二,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通常是一种文字阅读,但在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和电子传播媒介普及的今天,文学消费不仅指文字阅读和纸质文学消费,而且也包括对广播影视文学的视听阅读和电子网络文学的视屏阅读,出现了所谓读图时代的文化消费方式。

又比如,创作说唱故事和剧场演出的时代是群体围坐在―块共同消费的时代,生产文学书籍的时代则是个人阅读的时代。

随着电影生产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又必须聚集到一块。

而在电视文学和网络文学问世之后,消费者则可坐在家里进行文学消费。

3、第三,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需要,或者说,生产着新的消费者。

马克思指出: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

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一个社会或民族的文学消费者的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往往是通过文学产品自身创造出来的,扶持和生产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往往能创造出高品位、高境界的文学读者,而任由低劣庸俗的文学作品的泛滥则可能“创造”出趣味庸俗的读者。

总之,没有文学生产就没有文学消费。

(2)文学消费也同样反作用于文学生产,对文学生产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

这同样表现在三个方面:

1、第一,文学消费制约着文学生产,首先表现在文学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实现。

这就是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生产周期并非以作家创造出一部作品为终结。

一部作品,无论写得如何精彩,倘若未能出版,或印出来了却未被读者购买和阅读,那么,它就只是一部潜在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将无法得到实现,其认识、审美、交流等文化属性也不能得到体现。

只有经过读者大众的消费,文学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文学生产才真正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消费是文学生产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环节,缺少这个环节,文学生产就还未真正完结。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接受美学家们才强调,文学作品有赖于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

2、第二,文学消费制约着文学生产方式和规模:

文学生产如何进行?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都要受到文学消费的制约。

比如,文学消费者的文字阅读的消费方式,决定着文学作品的作者对语言文字技巧的重视,以及对文学形象、典型情节的关注。

而读者大众对视听文学的消费则决定了其作者不仅仅注意语言文字的运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如何与表演、色彩、音响等因素配合。

不仅如此,读者大众的审美要求、审美品位也是有层次的,这就决定了高雅文学生产和通俗文学生产的生产规模有所区别。

一般说来,不同层次的文学产品的生产规模与不同层次的文学读者在数量上呈现着相互对应的比例关系。

3、第三,文学消费体现了文学生产的目的和动力。

这是文学消费对文学生产的制约作用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正是读者大众的文学消费需求决定和刺激着文学生产。

如果脱离了读者的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学生产就失去了终极目的和意义。

文学是人学。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是文学生产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自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民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由此刺激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生产的繁荣和高涨。

并且,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准、精神需求和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因而又激励作家艺术家努力进行艺术创新,不断提高艺术质量,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以满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

 

4、文学消费二重性304

(一)文学的一般商品消费属性:

文学生产与消费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古代,文学创作人员大都有自己熟悉的固定的消费对象。

就民间艺人创作而言,主要是面向自己的左邻右舍或街坊邻里;

而就宫廷文人来说,他们的作品则主要是为其保护人——皇室成员或某一位达官贵人一服务。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最为明显的就是文化传播工业的出现和文化流通市场的形成。

这种情况,使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样,必须经由商品流通这个中介环节才能实现,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消费者发生了某种分离。

文学消费者是一群连作者也无从认识的文化程度、兴趣爱好不―的群体,而且这些群体往往也互不相识,是流动的、隐性的。

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要借助于文化市场来实现。

可见,从文化流通领域来看,文学产品具有明显的商品性质,文学消费也随之深深烙下了一般商品消费的印迹。

由于文学产品的创造不仅凝聚了作家的智慧和心血,而且作为物态化生产过程的产品,还凝聚了其他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消耗,因而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或价格。

文学消费者为取得对文学产品的消费权,就必须以购买或租借的方式,付出一定的货币,使文学再生产得以维持。

在文化市场上,文学书籍作为一种物态化商品,也有一个破损、毁坏的问题,这种作为物质载体的耗损与一般商品的耗损是一样的。

一本书、一本期刊被多次翻阅,在旧书店里就要折价出卖。

这种旧书旧刊的降价买卖,除了受其文本的内在内容因素的影响之外,与图书外观的损耗也有一定关系,后者也常是书商和顾客要考虑的因素。

文学产品消费趋向的市场预测也是困难的。

这不仅仅是由于购书者是隐性的,同时也是与文化生产受整个社会一般商品消费心理的影响分不开的。

当社会的一般消费心理处于趋新潮、赶时髦时,畅销书往往与某种走俏的物品一样为消费者争相抢购,而当社会的一般消费心理崇尚地位、声望和教养时,一些装帧精美的经典文学名著则像名画、钢琴一样常常为消费者所收藏。

文学消费作为一般商品消费,对于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以及广大读者有着重要的各具特色的作用和影响。

在商品经济发达和不发达的社会里,文学消费的商品属性的表现有强弱轻重的不同。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也逐步走向繁荣和健全,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文化市场对繁荣文艺具有积极的功能:

1、它大大促进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的联系;

2、它意味着艺术生产者要树立市场观念和读者观念,按文化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

3、它激发了艺术家的创造潜能,有助于艺术生产力的大解放;

4、它使艺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艺术的多元化,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因而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满足。

此外,文化市场的竞争机制还推动了艺术家对文艺观念、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探索与创新,促进了文学配的繁荣与发展。

总之,文艺市场和文艺消费对文艺发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文学消费作为一般商品消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已被理论家、艺术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认识和深刻分析了文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属性。

而德国古典美学家及整个西欧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则试图拒绝文艺的商品化。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文艺发展的实际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文艺产品具有一般商品属性的论断的科学性。

当今,各式各样的现代文学话语形式,从流行歌曲中各种风格、样式的歌词,到五花八门的纪实文学、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广告文学等,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已日益显著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古典艺术曾经努力拒绝商品化,那么现代文学艺术则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文艺、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以致德国文艺社会学家阿多诺等人称现代文化生产领域:

为“文化工业”。

(二)文学消费的二重性:

文学消费具有商品消费的一般性质,并不意味着文学消费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消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学艺术不仅具有商品属,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认识和审美等精神属性。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方面承认文学产品属于一般商品消费,同时又注意到文学消费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消费,即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并主张必须维护文学产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荷马史诗以及密尔顿、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时对此屡有涉及。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消费的二重性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文学消费之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消费其理由在于:

1、首先,一般物质产品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文学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因此,一般商品的消费价值对消费者来说是相同的,并有同样的衡量标准,而文学产品的消费价值对不同的消费主体来说会有不同的效果,因而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2、其次,一般物质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严格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而文学消费者所支付的货币往往与凝聚在文学产品的物态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消耗相等价,而与其中寓含的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难以等价;

后者的独特价值则往往难以作定量评估,尤其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常常是独创的、不可重复的。

3、再次,一般物质商品的消费是一种纯粹的价值损耗,其使用价值随着消费中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有一个必然被淘汰的过程。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技术多么进步的物质产品,最终都要被性能更先进的产品所取代。

它们当中的个别物品可能转化为文物被博物馆收藏,但绝大多数物质产品要退出消费领域。

但是文学作品则不然,尽管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存在着被淘汰的可能,然而各个时代的优秀的文学、它们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为历代读者所共享。

例如中国的《楚辞》《诗经》古典小说诗词和西方的神话史诗与悲剧至今为人们所喜爱。

可见文学产品的消费具有超时空性,伟大的经典文学名著甚至具有价值增值性。

4、最后,一般商品消费是名副其实的消费,而文学产品的消费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消费,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并且往往具有再创造的性质,它要求消费者本人的积极与。

倘若结合我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那么,文学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的品格更具主导性。

在我国文学消费的商品属性应该从属于意识形态的、认识的、审美的等精神属性,因此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家,应该有高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创造出思想内容健康的、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传播到文学消费者手中。

为了赚钱而迎合少数读者的不健康的趣味,是完全错误的。

正因为文学消费既是一般商品消费又是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因此造成了文学产品及其商业交换价值与审美价值、价值规律与艺术规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二重性,并且这二重性既是互补的,又是常常冲突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中,尤其要体现后者的主导性。

5、文学消费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307

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产品的广泛的商品化所造成的最为不良的影响,就是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似乎文学消费同一般商品消费一样,与其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道德等毫无牵连。

其实,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美的物品,文学消费和接受也从来不是—种纯粹的个人消遣,尽管它要经由个人发生。

文学消费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民族、阶层以及集团的利益相关,文学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消费,历来起着肯定或批评特都社会精、社会结构的深刻作用。

文学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质上总是在传播和再生产着特定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

简言之,文学消费与接受就是文学生产者(包括作家、出版家、书商以及文艺管理机构)通过文学产品被读者阅读欣赏,以传播他们所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

在这种文学阅读欣赏过程中,维系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需要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被再生产出来,并进一步转化为接受者的日常生活意识。

文学消费和接受实为意识形态消费(从而也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例如两千多年来,《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历来被统治阶级所赞赏所传播,这决不是只是为了让读者去审美与消遣,同时也是想通过《诗经》的影响,向读者宣扬“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的意识形态观念,借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再比如,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文艺生产与消费的高潮,实质上传播着与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新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

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则传播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观念,并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文学消费和接受无不渗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但它们的具体表现却非常复杂,或隐或显,或轻或重。

但是,即便被认为是纯审美、纯娱乐的文学消费,也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与意识形态有关。

声称文学消费与意识形态无关,本身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般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动荡时期,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往往表现得比较鲜明;

而在社会矛盾缓和的情况下厂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则表现得比较间接和隐蔽。

就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文学消费对意识形态的反应大约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文学消费直接为现体制和社会结构服务,传播和再生产着现行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第二种模式是文学消费为批判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服务,传播着批判现行制度不合理性的意识形态观念;

第三种模式则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或超越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即所谓非意识形态化。

实际上,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是不可能回避、不可能超越的。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往往显得较为隐蔽,即使意在传播和宣扬某种别样的意识形态,也常常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以致使人们在漠视其意识形态作用时不经意地受到影响。

其实,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作为一种文化现实,是古今中外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

在古代,由于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文学居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建制的中心位置,文学消费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性质往往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所直言不讳。

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很重视文艺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深深懂得文艺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因此,他明确反对那种:

不利于奴隶主贵族政体的文艺,对那些模仿现实的文艺如史诗、悲剧、喜剧等都极为不满,认为这些文艺作品把神写得像人一样坏,这有悖于对城邦保卫者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因而应该被逐出理想国。

又比如,先秦时期的孔子也极为重视文艺(主要是诗歌)的意识形态教化作用,认为诗可以为“事父”“事君”,维护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服务。

此后,诗歌的教化作用一直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所重视。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有时被文学性、审美性和超越性等特征所遮掩,似乎文学给它的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片纯属个人的自由自在的净王。

在这片所谓的“净土”上,读者似乎可以从一直缠住他的现实的功利关系网中解脱出来,在对抽象的人类价值和永恒的人生意义的孤独的沉思冥想中忘却他在现实境遇中的忧虑、苦恼,于是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所谓的“纯文学”阅读让读者大众不去注意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对立。

许多牢骚、不满、矛盾、冲突、分裂都因此得到象征性的克服,文学消费者由此相信全体公民之间似乎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应该成为利益一致的团结的整体。

这样,资产阶级便借助于审美的文学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融为一体的“黏合剂”,它与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所奉行的技术—功利主义一道,构成了互为补充互为支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效力。

到了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世界进入所谓媒介社会或景观社会的今天,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内核披上了商品消费和形象包装的外衣,文学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像其他一切产品一样,被纳入了商品经济的法则,一切存在物都被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形象或类像。

文学消费者被熏陶得真诚地相信,一切消费都是形象消费或景观消费而不是物品自身的消费,消费者的现实生活欲望以及参与现实世界的愿望,都可在形象消费中得到满足。

这种形象消费的催眠作用消弭了事物的实际存在与表象符号之间的区别,消解了读者主体与图像世界之间的距离意识和审视意识,破坏了人与现实世界的实践进程。

就这样,现代资产阶级通过高度商品化和图像化的现代艺术消费,销蚀了消费者对现行制度的历史性的深度思考,瓦解了消费者变革现实、改造世界的理性要求,从而发挥其更为深刻、更为隐蔽和更为严密的文化权力的作用。

说文学消费是一种意识形态消费,并不是说文学消费本身就直接是意识形态,也并不是说文学消费等同于对政治理论、哲学理理论等观念的直接宣传。

事实上,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理论宣传或哲学伦理思辨是不同的,它不是以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直接灌输给消费者,而是寓思想观念于艺术形式的审美结构和艺术娱乐的审美效果之中,往往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或更新消费者艺术感受力和艺术领悟力,进而影响其对整个世界的感受力和领悟力。

一般来说,当代西方流行文艺是是统治阶级所默许的,流行的大众文艺与传统的民间文艺不同。

传统民间文艺往往是人民心声的自发表达,而当代西方大众文艺民间文艺则常常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内容往往是一些抽象而又到琐屑的男女情爱、凶杀暴力等,这种感官刺激往往使人们忘记他们的现实处境,从而安于现状、麻木不仁。

在这个意义上讲,流行的大众文艺是统治者所暗中鼓励的,因为它们最容易渗透统治阶级所需的意识形态而又不被消费大众识别。

与此相反,一切真正伟大的严肃的经典文艺作品往往具有醒世的作用。

在我国,文艺事业既是一种文化产业,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产业门类,但更是一种精神生产,属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消费活动因而应承担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使命。

具体来说我们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尤其要面向亿万人民大众,创造出更多更好地表达人民群众文化意愿、反映社会大众审美需求、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符合社会先进文化生产和发展方向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消费应该为人民群众提供审美、娱乐、认识、教育以及人际交流等所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以满足读者的感性需求,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鼓舞读者的理想信念,陶冶读者的情感世界,净化读者的心灵世界,提高读者的精神品位,升华读者的人格境界,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6、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异同309

一般地说,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作为文学理论术语,是在20世纪兴起并得到广泛使用的。

传统文艺学习惯于用“文学欣赏”或“文学鉴赏”等概念而现代文艺学则倾向于使用“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等概念。

从表面上看,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文学鉴赏之间意思差别不大,指的都是读者的阅读活动。

其实不然,作为文学欣赏或文学鉴赏的文学阅读活动,明显地具有种静观的、仪式的、膜拜的、审美的、无功利(或超功利)的性质,它所描述的其实是文学阅读活动的理想状态。

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所阐述的自由艺术的审美鉴赏即是这种理想的或纯粹的文艺鉴赏活动;

而“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则充分反映了文学阅读活动中的现实复杂性,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因而现代文艺学主张用“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来取代传统文艺学的“文学欣赏”或“文学鉴赏”。

更进一步地说,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虽然同属于现代文艺理论术语,但二者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首先,文学消费具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二重性,而文学接受则纯属一种精神文化范围内的活动。

文学消费属社会精神产品消费,它是现代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性消费。

这是因为,作为精神产品,文学作品已成为每一个人身心健康发育过程中必然接受的一种精神养料,并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之一。

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说,文学消费是他个人所有消费项目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文学消费也是整个社会经济消费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1819年,瑞士著名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把诗歌、音乐、戏剧等艺术产品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归结为一种财富的消费,指出每个消费者都按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收入来分享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

他第一次探讨了不同经济地位的消费者对文艺消费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指出经济条件的好坏使文艺消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总之,文学消费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给人带来精神享受;

另一方面,为获得这种享受,消费者又必须付出相应的货币,因而文学消费兼具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二重性。

文学接受,概念则不然,当我们说“文学接受”时,可以不考虑他的文学书籍是买来的、借来的或别人赠送的,而仅仅关注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这种精神活动本身。

(二)其次,文学消费既包括阅读行为,也包括未含阅读活动的消费行为;

而文学接受则一定是一种阅读或欣赏的精神活动。

文学消费固然主要指文学阅读,但也不尽然有的文学消费者买来文学书籍,并不打或并未进入阅读,而只是为了收藏、摆设或炫耀。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就曾指出过,决不能把文学书籍的消费与与阅读混为一谈“我们可以举出那种炫耀性的、作为财富、文化修养或风雅情趣的标志而应当备有某本书的现象(此为法国各书籍俱乐部最常见的购买动机之一)。

还有多种购书的情况:

投资购买某一种罕见的版本,习惯性地购买某一套丛书的各个分册,出于对某一项事业或某一位人物的忠诚而购买有关书籍,还有出于对美好东西的嗜好而购买,这是一种书籍兼艺术品。

因为书籍可只从装帧、印刷或插图方面视作艺术品。

”这种不阅读的文学消费包括在文学书籍生产和消费经济周期内,因而对于文学消费研究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

匈牙利学者豪泽尔也分析过这种显示式消费,指出上层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对文化产品进行这种“夸示式”消费,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

尽管他们没有对艺术的内在审美需要,尽管他们从未打算去阅读那些文艺作品,甚至对所收藏的艺术经典和文学名著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为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还是喜欢购买和引人注目地摆设一些豪华精美的文学经典名著,以营造一种有教养的文化环境。

而文学接受则不包括这种占有式的外在享用活动,文学接受活动只是对进入了具体的文学阅读过程的读者而言的。

(三)其三,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主客观条件不同。

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有着不同的主客观条件。

欲使文学消费得以顺利进行,除了要求文学消费者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阅读能力及消费心理等主观条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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