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城遗址涿鹿三祖广场合符坛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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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故城之所以称为黄帝城，是司马迁通过现场考察和文献资料分析所赋予的文化内涵。

因无文字记载，三皇五帝时期被史学界称为“传说时代”。

此时，要了解传说时代所发生的故事，也只能从纷纭复杂、人人言黄帝的传说和神话中进行分析、研究、判断。

为得出可信的结论，司马迁亲自经过“西过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广泛调查研究，从诸多文献、传说和史实中总结出黄帝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都发生在涿鹿一带。

首先，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之战），继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之战），遂擒杀蚩尤。

最后“邑（都）于涿鹿之阿”。

司马迁既然曾亲自考察过涿鹿一带，他一定登临了黄帝城，拜谒了黄帝祠，考察了与炎帝、蚩尤相关的遗迹，了解了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

正如沈长云先生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一文中所说：

“司马迁是我国史家的不祧之祖，他治史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在做出这番叙述前，曾经亲自到涿鹿地方考察过，对于各种歧异的记载和长老的杂说，都经过自己‘好学深思’的过滤，最终‘择其言尤雅者’，即选择最有根据的说法著为这篇本纪，因而我们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

实际上，诸如《括地志》“涿鹿故城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等诸多记载，都表明史学界对司马迁学术观点的认同。

目前，由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不够深入，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黄帝城确实是五千年前黄帝所筑，但是，根据涿鹿一带的考古发现成果，完全可以相信，司马迁的结论是正确的，进一步的考古资料将会提供更加丰富可靠的证据。

因此，我们应该将以司马迁的认定和现代考古学资料作为支撑的黄帝城，看做中华文明的载体。

它有力证明着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2中华文明根系泥河湾

中华文明在涿鹿一带形成似无疑义，但是，是什么文化背景促使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发生呢？

我们的回答是，中华文明的根系在泥河湾，正是有了距今200万年的文化积淀，才促使中华文明在这一带形成有了可能。

在泥河湾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时产生着文明进步的火花，不时创作出瑰丽的文化，其中，涿鹿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系列火花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在泥河湾，追溯早于20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踪迹是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课题。

当我们发现马圈沟遗址时，我们推测其年代应在距今150万年前，并相信更早的古人类遗存肯定存在。

当我们发掘完第三文化层后，发现了近200万年前的人类餐食遗迹、完美的大象脚印和众多的石器，我们推测仍有更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存在。

结果在其下又找到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文化层，使得古人类在泥河湾活动的历史一步步推前。

今天，根据我们的认识，距今200万年前的石器也绝不可能是泥河湾人打制的第一批，还会有更加原始的文化制品等待发现。

因为，低于马圈沟遗址文化层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也很发育，它们将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人类占据泥河湾之后，一直以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断完善自己，表现最为直观的是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发，一直延续了将近200万年。

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起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

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

人类发展史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泥河湾，大约距今2万年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人们熟练地掌握了细石器加工制造技术。

这时，人们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经不再是用石头打石头的简单锤击法，而是发明了更加进步实用的间接剥片和修理技术。

制作石器的目的是生产复合工具，矛头装柄成为猎枪，石刃装柄成为石刀、石镰，还发明了弓箭，因此，生产力得到大大提高。

新工艺、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取代了在盆地内延续了200万年的传统小石器工业。

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以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发掘的地质剖面自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地层是连续的，文化层也是连续的。

另外，于家沟遗址超万年陶器的发现，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者已经完成，初步文明开始起步。

泥河湾200万年来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中华文明来临之际所历经的石器技术革命和陶业、畜牧业及农业等文明起步的孕育，为中华文明在涿鹿一带形成奠定了雄厚而深远的基础。

3中华文明在涿鹿形成的考古学证据

19世纪末期，由于西方科学的传入，不少学者对于中国上古史产生怀疑，开始检讨和批判，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极端说法。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疑古思潮几乎统治着史学界。

20世纪初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不仅开辟了揭示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而且使得长期统治史学界以中原为中心代代相传的文明起源一元论土崩瓦解，继而出现了信古——疑古——释古新思维和以考古取代疑古，重建古代史的新思路。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秉琦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信古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学术文章，他明确指出：

“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性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淡化、消失或被新形式的传统所取代。

唯构成民族特征的传统精神，往往可世代相传，其根源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当代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大量具体事实，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应属于史前史的内容。

”

1992年8月22日，苏秉琦先生在石家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强调了他对这个历史基本框架的观点，他说：

“今年五月初我为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周年题词：

‘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字面上看，是对国史的概括。

实质上是从宏观角度，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

”苏先生坦言，“趁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在河北这块宝地，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最具典型意义的地方，提出这个倡议，我认为是再好不过的时机”。

苏秉奇的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中国考古学界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总结。

考古学是一把金钥匙，对传说时代历史真实性的判定，除参考文献外，考古学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是打开奥秘的唯一途径。

对此，李学勤先生曾作出如下评价：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

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

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

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

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歪曲的，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遗存。

区系类型学研究是建立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探索考古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唯一手段。

苏秉琦先生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认定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1982年，在河北蔚县考古工地座谈会上，苏秉琦首次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的认识。

1984年，苏先生对“三岔口”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

“燕山西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到距今五千年前后。

经过初步排比，相当六千年前后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

”这样，就使得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司马迁论证的黄帝、炎帝、蚩尤及其三家进行的两次战争及文化融合联系起来。

从文献考察，黄帝、炎帝、蚩尤在这里的存在及其征战、融合、发展是客观事实。

从区系类型学分析，红山、庙底沟、后岗一期三支强劲的、有各自源头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并存，交流、融合、发展也是客观事实。

那么，三支考古学文化与黄帝、炎帝、蚩尤三祖的对应关系及其文化间交流的研究，无疑是其关键所在。

在我们看来，黄帝、炎帝、蚩尤不应当看作为历史人物，他们应该代表那个时代不同支系的考古学文化。

在考古学文化的背后是由人群构成的社会组织，即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

那么，涿鹿一带就是红山文化部落联盟、庙底沟文化部落联盟和后岗一期文化部落联盟相交融的地区，这些部落联盟在这里通过战争和文化交往，最后形成大团结、大融合的政治局面，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政体及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

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广大，主要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

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祭坛、神庙、积石冢、房址和窑址等，其中，牛河梁女神庙及墓地、东山嘴祭坛最具代表性，出土的女神像及大宗玉器，显示出宗教文明的诞生。

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玉器，其中，陶器以之字纹桶形罐为代表性器物，彩陶红地黑彩，饰龙鳞纹。

玉器精美绝伦，数量大，类型多，以玉猪龙最为典型，显示出中华玉器文明的光辉。

比较而言，红山文化是三支考古学文化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文化，因此，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分析，认定“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我们赞同这一意见。

如此说来，燕山是黄帝部落联盟的根，龙是黄帝部落联盟的脉，那么，燕人理当是龙的传人。

炎帝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庙底沟文化。

庙底沟文化是中原地区最为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因1956年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

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地区，发现的文化遗迹包括聚落、房址和墓葬等，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以红地黑彩的彩陶最发达。

陶器以尖底瓶、钵、盆、罐为典型器物。

彩陶纹饰以玫瑰花花瓣、勾叶、圆点纹最具特征。

对此，苏秉琦曾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予以赞美。

在这里，看不到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踪迹，依此，其文明程度应当稍逊于红山文化。

有人认为，炎帝部落联盟的根系在华山，他们崇尚的是玫瑰花，而花、华是谐音，与华夏、华人关系密切。

蚩尤部落联盟可能创造了后岗一期文化。

后岗一期文化发现于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掘得名。

在后岗一期文化之上，还发现了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上层的商文化。

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在河北分布尤为广泛，代表性的遗址有河南濮阳西水坡，河北永年石北口、正定南杨庄、蔚县三关等遗址。

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遗址发现的用贝壳摆设的龙形图案最为著名，似乎显现出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或信仰。

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陶器以钵和鼎为典型，彩陶数量少，常饰有简单的几何纹饰。

蚩尤部落联盟的根系在太行山，也是龙的传人，这与其跟燕山相连接不无关系。

当我们把司马迁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对应接轨之后，基本上印证了传说历史的真实性。

那么，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融合，也只能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

司马迁强调用战争的形式达到融合的目的，考古学则利用科学资料阐述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并不否定战争在民族大融合中的作用。

无疑，在涿鹿进行的两次大战，胜利者都是黄帝部落联盟。

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之后，黄帝部落联盟应该吸收、容纳炎帝和蚩尤部落联盟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而成为更加庞大的、更具发展活力的部落联盟。

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五千年民族文化的根。

关于黄帝部落联盟发祥地的传说，并非涿鹿一家，还存在陕西渭水说、中原新郑说和山东曲阜说（古寿丘）等多种意见，有关炎帝、蚩尤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但是，各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以此为开端，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炎帝、蚩尤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却是无异议的。

沈长云先生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一文中，列举了各种意见后说：

“诸说中唯一正确的，应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说法”。

我表示赞同。

在此需强调的是，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发掘地点，同时发现三支源远流长的考古学文化并存的典型地区，仅涿鹿一例，这能不引起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吗？

4黄帝城遗址的保护任重而道远

黄帝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载体，三祖文化则是体现这一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科学内涵，也是河北响亮的文化名片。

20世纪90年代初，在李学勤先生带领的专家团队指导支持下，涿鹿县人民政府提出三祖文化并纳入当地文化发展战略。

经过多年的努力，对黄帝城遗址的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同时，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祭拜活动，三祖文化在国内外华人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们相信通过以黄帝城为中心的保护利用工作，必将形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文化产业。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帝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涿鹿先后建成了中华三祖堂、中华合符坛、黄帝殿、蚩尤祠、炎帝庙、蚩尤寨、黄帝城、蚩尤坟等人文景点。

目前，黄帝城已被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中华三祖园被纳入省政府的《河北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2015年）》，“黄帝城”景区也被列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而，面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厚望与关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我们逐步解决。

深入开展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

目前，尽管在涿鹿一带有不少与三祖文化相关的考古遗存被发现，但是，不是发掘地点较少，就是发掘面积较小，或是研究水平较低，对于作为中华文明形成地的重大科研课题的支撑，还很欠缺。

特别是涿鹿县与三祖文化相关的考古文化遗存发现得太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华文明形成地的可信度。

针对这一客观实际，涿鹿县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聘请省内外科研单位，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省文物主管部门也将三祖文化研究课题列入议事日程，强力推进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大统一的研究项目。

涿鹿县的地理环境与阳原、蔚县相同，文化背景相似，甚至还存在更优越的条件，因此，其文化底蕴，特别是距今5000年前后的文化遗产当更为密集、丰富。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尝试性地对涿鹿县进行过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在黄帝城附近的矾山镇曾发现过三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距今万年前后的考古遗址。

在另一次的配合大秦铁路建设的考古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过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线索。

在20世纪90年代对蚩尤寨进行的勘察中，我们曾找到一件龙山文化的石镞。

通过上述仅有的三次经历，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这里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的结论。

我们建议，在涿鹿一带进行的考古工作当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对涿鹿外围相关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研究，目标主要是大型遗址的调查、发掘。

二是在涿鹿县开展大规模的、持久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各个时代考古信息都不能放过。

根据调查结果，重点对距今万年前后、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针对上述情况，还需编制两个科学调查、发掘规划。

一是针对涿鹿县的规划，另外是针对涿鹿一带的总体规划。

建设黄帝城考古遗址公园。

黄帝城既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又负载着影响深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突显黄帝城遗址的突出价值和象征意义，对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活态保护进行宣传、展示，寻求文物保护回馈社会，对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中华三祖堂、中华合符坛、黄帝殿、蚩尤祠、炎帝庙等地上公共文化建筑已经成型，三祖文化博物馆进入立项实施阶段，编制完成《中华三祖文化园区总体规划》，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蚩尤坟等项目的保护和展示工作也初具规模，因此，这里已经具备了建设遗址公园的基本条件。

我认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

尽快编制完成《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规划》、《黄帝城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黄帝城考古工作计划》，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规划建设黄帝城遗址公园；

对黄帝城遗址进行全面的测量、勘察、解剖，弄清黄帝城的规模、布局及结构，特别是护城河、城墙、城门、街道和衙署建筑基址等遗迹的位置、结构、保存状况及年代，为确定遗址公园的展示地点和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对重要的文化遗迹进行发掘和保护，保护和展示设施要与遗址的环境风貌相协调；

加强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清理遗址内影响环境风貌的建筑，严格控制黄帝城内外村民建筑，对违法、违规的建筑要拆除，制定附近村落的发展规划，保持黄帝城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绿化美化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历史环境风貌；

把黄帝城的建城史作为突破口，一旦能够证实其始建于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如同抱上了“金娃娃”，其影响力和震撼力是无可比拟的，黄帝城就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是实打实的载体。

此前，黄帝城的建城年代被确定为战汉时期，在过去的勘察中，曾见到商代遗存，在《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对该城址的介绍中，有“但城址下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不排除史书记载有关黄帝在此活动的可能”的记述。

这些信息，对我们揭开黄帝城建城史的神秘面纱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巍巍黄帝城，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开涿鹿的史实，诉说着五千年前中华三大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在涿鹿一带碰撞、征战、融合的壮举，体现着以民族大融合、大团结为特质的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激励着燕赵儿女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开拓创新，合力创造美好的明天。

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让河北人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