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非遗保护与利用研究以黔东南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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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4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有苗、侗、布依、水、瑶等32个世居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接近80%，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州。

黔东南州不但有雷山西江千户苗寨和黎平肇兴侗寨这些闻名于世的少数民族村落，还有如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和余音缭绕的侗族大歌，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众多游客。

（一）当地传统非遗资源简介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为我国首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拥有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国务院先后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含扩展项目）中有53项72处入选，居全国同级行政单位前列。

还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92项241处，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54项300处，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208项。

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是以苗族文化和侗族文化为主体，水族、布依族、土家族、畲族、仫佬族、壮族、瑶族等多民族文化共同组成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

各少数民族非遗在历史进程中共同发展，世代传承并延续至今，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的物质、精神文化。

随着黔东南州非遗队伍的不断壮大，对全州非遗资源进行有效抢救、保护与利用显得尤为重要（见表1、表2、表3）。

表1黔东南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表2黔东南州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表3黔东南州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黔东南自治州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多彩贵州”文化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推广，贵州传统特色民族文化也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逐步展现于世人。

黔东南州非遗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还具备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

首先，历史传承。

非遗是少数民族同胞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延续，历史的传承使得当地文化生态系统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社会和谐。

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的同时，能够提高各地民众对族群文化认同性、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再次，艺术审美。

传统非遗具备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极富民族特色的元素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与创意；

最后，经济开发。

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同样也是旅游开发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合理的利用与开发有助于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由于贵州黔东南州地处中国西南部偏远山区、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当地传统文化生态系统也得到了较好保护，充分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元素，这也是未来当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宝贵财富。

二黔东南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措施与经验

近年来，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对非遗进行保护与利用，于2007年成立了“非遗中心”，负责指导全州非遗的普查、挖掘、保护、传承以及申报工作。

随后，凯里市“非遗保护中心”、雷山县“非遗研发中心”、剑河县“非遗保护中心”等相关机构先后建立，为全州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了不竭动力。

先后被收录入国家级民俗类非遗名录中的雷山“鼓藏节”、台江“姊妹节”以及丹寨“苗年”等传统民俗节庆更是成为黔东南州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名片，在世界范围内也具备一定影响力。

2013年“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式成立起，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的保护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类非遗的保护性开发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保护非遗

非遗是每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更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各级人大、政府必须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相继颁布为黔东南州非遗的法律保护提供了重要指导。

在此期间，黔东南州也积极出台了相关保护法规。

如2008年颁布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黔东南州民族文化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为全州各县非遗的文化空间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另外，每年各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保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015年，黔东南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决定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

（二）民族文化认同感不断提高，传承人队伍逐渐扩大

非遗是文化的精华，是生活的华彩乐章，传承人（民间艺人）更是文化的精英。

非遗诞生于民间，扎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它们更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要工具。

对于非遗的保护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得以传播、传承，让更多的受众了解非遗、认识非遗。

过去，被认为是俗、土的传统文化，现在已经开始成为大家争夺的宝贝，说明了民众对地方文化认识的改变以及对传统非遗的认可度不断提高。

随着“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成立，目前当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6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4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4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794人。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民众对于非遗的认知不断加强，传统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三）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时代机遇

民族文化旅游，在西方国家被称之为原住居民文化旅游或土著民族文化旅游，都是指以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吸引物而开展的旅游活动。

民族文化旅游是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业完美结合的产物，极具民族性、文化性、地域性等鲜明特征。

2012年雷山县苗年暨西江鼓藏节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相聚一堂共同领略了苗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节庆期间，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收入与往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当地百姓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这正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所在，在民族文化旅游热潮的推动下，传统民俗活动也能够在此过程中得以推广，全州非遗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见图1、图2）。

[1]

图1黔东南州2013～2015年国庆“黄金周”旅游人次

图2黔东南州2013～2015年国庆“黄金周”旅游创收

三黔东南州非遗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困境

众所周知，非遗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最终目的，也是非遗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此前提下才能考虑开发。

[2]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种类繁多，在保护与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保护与开发互动关系中存在矛盾

非遗自身的系统较为复杂，所涉及的学科类别包括了民俗学、美术学、音乐学等，不同背景的保护主体在进入非遗领域进行研究时会因为自身差异而导致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在非遗的利用过程中，传承人是直接参与到非遗传播并使非遗得以世代延续的主体。

然而，面对这些宝贵的人类文化资源，社区、开发商、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很难在保护的基础上协调与平衡利益冲突。

随着“非遗热”、“民俗热”的兴起，各地对非遗的热情不断高涨，但是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趋凸显，例如本真性的破坏、开发与创新中知识产权保护、机器制作与手工制作等。

本报告以为，在非遗的保护性开发过程中，我们应当坚持以传承人为核心，政府提供政策、资金以及法律法规方面的保障与支持，旅游开发商以保护为根本目的进行开发，旅游者也应当自觉维护当地传统文化生态系统，专家学者与媒体应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多元化传播，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

（二）传播主体缺位、文化传承机制失调

村落内部传承主体严重缺位。

千百年来，黔东南州当地少数民族同胞靠着共同的风俗信仰以及血缘宗族关系，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以及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村落，非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孕育而生并世代传承。

家族所属的家庭中，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信奉者、传承者和传播者。

其内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践行、传承是以“血缘关系”与“熟人社会”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传统村落人际关系的结构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同心圆状的圈层组织。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中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导致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村落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传统的人际关系空心化，维系村落秩序的“血缘关系”与“熟人社会”网络逐渐松动和弱化，村落文化建设陷入无人组织、无人创造、无人保护、无人传承、无人享用的困境。

另外，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大量游客的涌入和电视机的出现，在迅速改变农村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象征符号、新的审美、新的时尚、新的文化意义。

[3]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四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但是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依然面临极大的危机，后继无人的现象依旧严重。

传播主体的缺位导致非遗传承机制的失调，因此，继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三）传统非遗教育工作开展不足

传统非遗进“课堂”，在各地学校中开展非遗教学，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非遗的知识、技艺是保护非遗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新型的传承方式更是有着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双重意义。

2015年4月，黔东南州级非遗传承人，享誉贵州的苗族歌唱组合“苗族三姐妹”应邀来到旧州第二中学，展开了“非遗进校园”的授课活动，歌师的到来受到了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众所周知，苗族由于没有文字，千百年来文化传承只能通过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方式，苗歌中记录的不仅仅是苗族同胞生活、劳作的点点滴滴，更是苗族历史发展的见证。

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仅能让孩子们对苗族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更能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对非遗的热情，提高他们对非遗传承的意识。

但是受非遗自身传承系统的限制，很多老一辈技艺人对于公开“授课”还是很抵触，这就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

本报告认为，非遗的有效保护绝不是“闭门造车”就能解决的，在保证其“本真性”的前提之下加强对外传播、民众教育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四）保护主体多元化，整体性保护有待深度融合

目前，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传统非遗的保护主体包括了博物馆、政府、开发商、社区、专家学者以及非遗保护中心等。

受保护主体多元化的影响，当地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工作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实验区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加强当地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并在此基础之上扩大传播维度、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以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在各地非遗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政府或开发商往往能够占据相对强势的地位，为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忽视非遗的本真性，影响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加上社区群众与专家学者等保护主体的地位缺失，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也将大打折扣。

笔者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行政力量的优势，借助专家学者对保护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保护措施，以助于促进实验区非遗整体性保护的深度融合。

四新时期黔东南地区非遗保护与利用新思路

非遗具有双重价值：

首先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研究、观赏、教育的价值，它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

其次是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存在价值是源，经济价值是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

“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必须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寻找科学、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否则将会因保护不当而遭受损失。

我们要积极抢救濒临失传或保存不全的非遗，以恢复传统文化的原有风貌。

（一）把握时代机遇，将“互联网+”思维融入保护之中

目前，“互联网+”概念已经被纳入顶层设计，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随着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互联网+非遗”的保护模式将会是可行、有效和必行的全新途径。

对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而言，多姿多彩的非遗是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千百年来文明发展的见证，把握好时代机遇、积极融入“互联网+”战略，与社会发展的步伐接轨是有效保护与利用非遗的新出路。

例如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改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基于虚拟收藏社区的技术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以数字形式对传统村落中非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保存、展示与管理，并通过互联网为公众提供数字化展示、教育和研究等各种服务，在以“藏品为媒”的虚拟交往过程中传递传统文化精髓，延续文明的火种。

通过大数据分析、抓取等手段分析受众的文化需求，并将非遗博物馆中的虚拟藏品打造成有吸引力的数字文化产品，建立并维护网络虚拟共同体文化。

通过3D打印技术，逼真地再现藏品的结构、色泽、光影、纹理等形态特征，同时具备结构拆解、细节放大等三维动画展示功能，通过移动互联网生动展示传统非遗，将虚拟展示和线上交易相结合。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充分发挥出非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调动村民传承非遗的积极性，以此促进当地非遗的保护与利用。

（二）充分借助新媒体力量，拓宽非遗文化传播维度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体是传播过程中承载信息的实体，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

[4]近年来，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平台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已被广大受众所接纳，平板电脑、手机等数字终端更是大有取代传统电脑的趋势。

在此形势之下，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其广泛的受众群体以及高速的传播速率将会为各地传统非遗的传播注入新鲜的血液。

将新媒体平台融入传统非遗的传播过程不仅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更能有助于广大受众解读传统非遗中所蕴含的独特信息符号。

随着智能手机和3G、4G网络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给非遗的传播提供了全新机遇。

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

随着手机终端的大屏化和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5]新媒体传播手段的多元化以及现代传播技术的日趋成熟，广大受众利用移动互联网络平台为基础接收信息的渠道也得以拓宽。

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同胞靠着最原始的口耳相传，将这些弥足珍贵的非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如今，黔东南州非遗的传播也应当顺应时代的潮流，充分借助新媒体传播的优势，将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为非遗传播拓宽维度，让更多受众了解、认识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及文明成果。

（三）加快数字化保护体系建设，促进非遗智慧化传承

非遗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非遗，这是确保非遗生命力的一种实践。

[6]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人们对于非遗的保护认识得以改变，数字化技术进入非遗的保护工作不仅表现在采集、储存、演示等层面，还包括内化为非遗自身存在与发展方式的可能性。

具体说来，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措施主要可以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建立数据库、资源库优化非遗的保存与管理。

采集文献、图片、影像等等都是非遗保护的基本方法，通过分类整理与数字化转化能够更好地记录、保存。

相比传统的保护手段，数字化保护更能够体现出灵活、快速、高效的优势。

其次，通过建立数字化非遗馆（展览馆、博物馆、体验馆），优化宣传措施。

与数字化保存相同，数字化宣传同样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随着多媒体技术参与度的不断提高，非遗数字化宣传的民众参与性、真实性、趣味性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最后，通过建立数字化传承基地优化传承机制，促进智慧化传承。

非遗的保护说到底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过去的传承方式大多是口述、身传、心授再配合图文传承。

众所周知，黔东南州苗族过去没有文字，其非遗的传承只能通过传承人的言传身教。

数字化技术介入后，传承过程能够通过以传承人为主、影像演示为辅的方式进行，这样能够大大减少传承人的工作量，从而缩短周期、提高效率，最终实现智慧化传承。

（四）大力发展特色民族文化产业，促进非遗可持续发展

特色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各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非遗的保护具有内生互动性，国家出台《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指明方向的同时，也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黔东南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但是当地民族文化旅游业、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少数民族民俗节庆、少数民族演艺等产业起步相对较晚、水平层次较低。

在“文化+”视域下，我们应当打破传统观念与落后思维，树立全新的产业发展观，以促进当地特色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传统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文化”的双轮驱动。

首先，在对民族文化产品的开发中，我们应该深挖掘传统民族文化内涵，将那些真正通过吸引游客的差异性文化因子展现出来。

在非遗的利用过程中，一些商家、社区、群落往往为文化产品贴上“非遗”标签，以追求更高利益。

但是那些不具备深刻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并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属于快速消费范畴，反而丧失了非遗的文化价值。

其次，在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意增强当地民众参与性。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浓郁，每年大大小小的民俗节庆不胜枚举，各地政府也依托这些宝贵资源大力发展民俗节庆旅游。

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保证“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同时，还要注重调动各地民众的参与性、积极性。

最后，积极打造当地民俗旅游龙头品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以2012年西江千户苗寨“鼓藏节”暨雷山“苗年”为例，节庆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涌入这个充满神奇魅力的村落，依托西江“鼓藏节”，全州各地区的旅游创收也获历史新高，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得以推广，并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好格局。

结语

正所谓“国民之魂，文以化之；

国家之魂，文以铸之”。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是形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精神支柱，我国传统非遗更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

未来，人类将会全面进入“文化+”的时代，而文化产业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产业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传统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更是不可有丝毫懈怠。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我国西南部相对欠发达、欠开发的区域，其传统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存尚好，这正是与其他地区相比的优势所在。

在“文化+”视域下，我们理应把握好时代机遇，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将资源合理变现为产业，真正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