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讲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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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和任务

一、文献的含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始见于《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也。

”

礼，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会制度。

《论语·为政》：

“道（dǎo）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说：

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礼仪制度约束人民，人民就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前来归顺。

《礼记·缁衣》：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意思与前句相同。

格，来归。

遁，逃离。

对人民，用道德进行教育，用礼制进行约束，人民就有归顺之心。

用政治手段教训，用刑法来统一，人民就会有逃离之心。

杞，国名，夏禹后代，周武王封，在今河南杞县。

后屡次被迫迁移，以依附大国，延长国命。

宋，国名，商汤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

征，征验、证明之义。

《礼记·礼运》：

“言偃（子游）复问曰：

‘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

孔子曰：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

吾得《夏时》焉。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

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唐孔颖达疏：

“征者，征验之义。

”孔子说，赴杞，不能征验夏礼，仅得《夏时》而已。

赴宋，不能征验殷礼，唯得《坤乾》而已。

于是《坤乾》、《夏时》可得而观，而夏、殷之礼仍不足以验证，原因是文献不足。

文献，东汉郑玄注云：

“献，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较为明确。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八佾》这段话说：

“杞，夏之后。

宋，殷之后。

佂，证也。

文，典籍也。

献，贤也。

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

文献不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

汉、宋学者加注释时，把“文”解为“文章”，“献”解为“贤人”，即博闻多识，熟悉掌故的人。

宋元之际马端临，名其著作曰《文献通考》，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怪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文献通考.总序》）

古人研究历史，强调“征文考献”，即取证于书本记载，同时要探求耆旧之言论。

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一方面要“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另一方面，又做了大量实地的调查工作，所谓“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

为撰写《史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的工作。

 在《史记》中，可随时看到司马迁“探访耆旧”的痕迹。

比如《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魏世家》：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郦生陆贾列传》：

“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等等。

 因此研究历史要注意从两方面充实自己，一方面是“破万卷书”，再一方面是“行万里路”。

古代由于书写工具及印刷条件的限制，使相当多的知识，不能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于世的。

比如远古的神话传说，“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等，大部分是靠口耳相传流传下来，到了文字发明后得以记载下来。

因此人们为了获得知识，不仅需要查阅典籍，还要注意访问学者，重视口碑史料。

到了后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贤者的言谈和创见，逐渐被文字记载下来，于是人们偏重于书本知识而轻视传闻。

“文献”就变成专指“典籍”的偏义复合词了。

明代编《永乐大典》，始称《文献大成》，可见从元明时期已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

现代“文献”的定义：

“文献是记载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见1985年1月31日国家标准局《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根据这一定义，文献不仅包括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而且还包括博物馆、声像馆及至家庭私人所收藏的一切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载体。

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文献”，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

我们认为，即使“文献”的原本意义，也要重新予以科学的定义或说明。

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不论其形成途径、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

古人界定“文”与“献”的区别，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

献者，贤也，指的是言议的载体。

而作为言议载体的硕学膏儒本身并不是图书，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转化成图书。

例如《论语》这部图书，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它既是“文”，亦是“献”。

进一步说，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

同理可证，地下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但它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

说得确切一些，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

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如甲骨、金石，本身就是文献，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遗物，通过文物考古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

而图书典籍本身也是文物，即图籍文化遗物。

当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二者相通。

就狭义而言，“文献”一词古老，是单音联合词组，“文”指典籍，“献”指贤者；“物”是近晚的编正双音词，文化遗物为基本义。

综上所述，全面的“文献”定义，“文”是指知识纪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符号、音像等，“献”是指知识纪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文物、胶片、录音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

二、何谓文献学

文献学，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对象的学科，就是文献学。

“文献学”一词，是近代出现的。

梁启超将广义历史学解释为“文献学”，见于1942年成书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说：

“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并对“文献学”以此作定义界说的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在《例言》中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关于“文献”的释义后说：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出生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自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走的是自学之路。

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40年之久，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的《中国文献学》被称为奠基性的著作。

该书对“文献学”的界说具体的作了如下表述：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

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

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如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

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

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

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

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给现代文献工作归纳了如下的一个定义，即：

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

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时将分散记录起来的指示，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取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方便，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

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际上就是所含的情报。

通常所谓文献工作有两个方面：

只是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的一方面。

只有经过科学的组织起来，见所工作才有基础。

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

这体和用两方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

（《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载《图书馆》1964年第2期）

综合上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献学者的成果及其论述，以及包容古今文献工作的特点，本书对文献学试作如下的界说：

以一切文献为对象，主要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谓之文献学。

三、何谓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亦有广狭二义。

广义的历史文献，系指一切文献；狭义历史文献即历史学科史料文献，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题。

历史，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

时间以“现在”为坐标，前乎此者谓之“过去”，后乎此者谓之“将来”。

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他实际已成为历史的存在物。

故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历史知识的记录。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过程，十分广泛。

广义的历史文献，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一切文献。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专职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

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

史部以外各部也多含有史学文献，古今学者早有论说。

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

“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

”可见，章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

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

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

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史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取中用宏。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个模糊的名称，它可以是综合型的也可以是专科型的。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名，可以解释为以广义历史文献为对象，亦可指专科的“中国历史文献学”。

本书论述的历史文献范围，从历史史料学角度以广义历史文献为对象，而重点突出史部文献。

四、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及任务：

在我国将“文献学”题作书名，首见于郑鹤声1928年所编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1982年张舜徽教授出版《中国文献学》一书，就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任务、和古文献的流传与类别，分别加以深入地论述。

这是两本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奠基性的著作。

文献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各式各样包罗古今的文献。

从时代上说有古代文献、近代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

从科学上则又有语言文献、文学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医学文献、法律文献、经济文献、宗教文献、科技文献等等。

从文献族群看，则又可分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地方文献等等。

但是，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各个学科都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我们文献学不可能代替它们，文献学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文献学是以文献为本体的学问，就其主干来看，可以说是关于文本的学问。

其范围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

文献学以文献自身为研究的本体，这是这门学科与文学、史学各学科的根本区别。

研究的目的在于：

全面认识文献，学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用较少的时间，找到尽可能全的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同时还要有能力对这些资料的不同版本进行鉴别，确定较早的、较全的、较可靠的版本。

而且有能力对原始文献作整理加工，自己使用以外，还可以供更多的人使用。

一句话，文献学是通向文献宝库的门径，是打开文献宝库的钥匙。

清人张之洞曾告诫青年学子：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

得门而入，事半功倍。

”（《輶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古今中外文献之富，昔人有“书山”、“书海”之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精力读自己最需要读的书，网罗最必要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作出超越前人的成绩，是每位学者必须解决的课题。

学习文献学，对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