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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陵寝制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历代帝王陵墓所效仿,直至明、清。

这也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一个发展。

陵园工程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大诗人李白笔下,它讴歌了秦始皇的辉煌业绩,描述了营造骊山墓工程的浩大气势。

的确,陵园工程之浩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

陵园工程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

当他13岁刚刚登上国王宝座时,陵园营建工程也就随之开始了。

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

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

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

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这是秦始皇的一点改进。

陵园工程修造了30多年一直至秦始皇临死之际尚未竣工,二世皇帝继位,接着又修建了一年多才基本完工。

纵观陵园工程,前后可分为三个施工阶段。

自秦王即位开始到统一全国的26年为陵园工程的初期阶段。

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初步奠定了陵园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

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历时9年当为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

经过数10万人9年来大规模的修建,基本完成了陵园的主体工程。

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到二世二年冬,历时3年多是为工程的最后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任务。

尽管陵墓工程历时如此之久,整个工程仍然没有最后竣工。

当时历史上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吴广的部下周文率兵迅速打到了距陵园不足数华里的戏水附近(今临潼县新丰镇附近)。

面临大军压境、威逼咸阳之势,二世这位未经风雨锻炼的新皇帝惊慌失措,召来群臣商讨对策。

他一幅丧魂落魄的样子,向群臣发出“为之奈何”的哀求。

这时少府令章邯建议:

“盗已至,众疆,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

”二世当即迎合,并让章邯率领修陵大军回击周文的起义军。

至此尚未完全竣工的陵园工程才不得不中止。

总之,陵园工程由选点设计、施工营造到最后被迫中止,前后长达37~38年之久,在我国陵寝修建史上名列榜首,其修建的时间比埃及胡夫金字塔还要长8年。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74年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上的成千件陶俑将依旧沉睡于地下。

秦始皇,这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殁于公元前210年,葬于陵墓的中心。

在他陵墓的周围环绕着那些著名的陶俑。

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其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而设计建造的。

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成为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秦兵马俑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独具魅力的。

它打开了观察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窗口,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秦兵马俑震撼世人的首推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几千件魁伟英武的大型陶塑艺术作品,以整体形象排列在将近两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其磅礴的气势几乎使所有不同肤色的参观者都从心灵深处产生强烈震颤,体现出艺术家驾驭宏大艺术题材、追求整体气韵和艺术创造的卓越才能。

秦俑千人千面、呼之欲出的人物塑造则从形体把握、神韵处理、色彩运用、细部刻画等方面表现出作者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成就。

作品写实主义的风格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高超的古代艺术范本,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极富价值的历史记录。

严肃划一的军旅题材能够处理得如此生动,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使人们不得不换一副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特殊规律,重新探索和构架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的历史。

秦兵马俑坑文物的出土也较大幅度地改写了人们对秦代的科技水平的认识,以大量的实证材料形象地展现了秦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就科技史而言,秦俑坑发现的许多资料都是令世人震惊的。

譬如:

1、秦俑坑出土文物所展现的秦代冶金和金属加工技术比我们以往的估计要高出很多,其中青铜涂铬防锈技术的大量应用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它在当时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秦俑出土的绝大多数兵器表面都涂有这种保护层。

这种绝技似乎从汉代以后就失传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千多年后的1937年,现代镀铬技术才在德国产生,并以专利发明载入了史册。

2、秦俑坑出土兵器明确印证了秦简中关于“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是一种标准化概念,秦人在标准化实践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这种标准化既是秦人管理艺术发展的代表,也是秦代科技水平的标志。

秦人加工的青铜弩机器件精密、形体标准,相同规格的器件完全可以互换。

许多特殊的加工工艺,如青铜铍脊上的纹饰生成,纤如毫发的金属小孔钻刻技艺,也都令人叹为观止,一些工艺至今还是不解之谜。

由于古代统治者们有重政治、重伦理、崇人事而轻科技的倾向,史书关于科技的记载往往简略残缺,秦代科技资料更是凤毛麟角。

正因为如此,秦俑考古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就更加重要。

俑坑数千兵马俑所展示的军事内容无疑是军事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最形象的资料之一,许多资料使人们对古代军事领域的认识更进一步。

譬如,关于当时的兵种构成、组合搭配和结阵形式,兵器、兵器配置形式以及甲具防护装备,军伍组织结构和指挥系统,甚至军伍士卒的来源等,都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二号坑弩兵的单独结阵,骑兵、轻车兵的编队和配合,是以前有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重要资料,以之对照《孙膑兵法》中关于车、步、骑配合原则的论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古代军事著述中关于兵器配置中长短相杂、相救的原则在秦俑坑兵器配置中也有直观表现,同样有其军事科学上的研究价值。

难怪有人将秦俑三坑称为一座内容丰厚的秦代军事博物馆。

历史本身赋予了秦俑多种历史文化价值。

秦俑所折射的历史层面既多又广,在建筑史、服饰史、制度史尤其是王陵制度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即使秦俑的身高、体魄、服饰发髻、刻记文字以及秦人在俑坑留下的生产工具和劳作痕迹,都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秦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像,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质,反映出秦兴亡的历史真谛。

秦俑坑出土文物的精美和丰富,是文物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物质成就的直接见证。

它让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那个时代,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譬如关于帝王权力的重新认识、秦代文化的特质、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等。

与之相联系的是,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秦俑坑出土文物所反映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始皇所起的某种积极作用,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史书中提到的秦代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的统治问题。

秦俑考古还在继续,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随着考古的进展而不断深入。

唐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

唐代仕女画的作者大都对宫廷贵族妇女生活十分熟悉,因而对族妇人及侍女的气质神态把握精确,通过对人动作细节的描写刻画,体现也唐代人物画最重的以形写神的艺术特点。

用墨设色都体现出唐代人物画的精髓,用笔纤细。

而又不却弹性,设色清丽艳明对质感的描绘把握非常贴切到位。

细纱衣轻薄透明,肌肤丰韵、白皙。

头饰闪亮。

多层烘然、罩染、分染相结合和以色代线的手法都开启唐代工笔人物的新风。

最重要的一点是唐人比较突出侍女体态的丰腴,因为那时以胖为美。

2宋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性及艺术特点:

花鸟画是宋代宫廷画院绘画的重要类别,在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

宋代宫廷花鸟画家极重视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他们笔下的花果草木,务求生动逼真,合情合理,一丝不苟。

其表现精工细丽,设色浓重典雅,造型周密端庄,反映出宋代宫廷贵族的审美特征。

代表人物与作品是赵佶即宋徽宗,北宋画家,书法家。

在政期间,扩充画院,兴办画学,鉴藏古画,编纂《宣和画谱》,使的宋代宫廷画院人才济济,达到我国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

赵佶长于工笔花鸟画。

代表作《芙蓉锦鸡图》。

3清朝"

扬州八怪"

的艺术特点: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

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

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4古希腊古典时期代表的雕塑家及其作品:

菲狄亚斯《雅典娜神像》伯利克里托斯《持矛者》和《束发运动员》,普拉克西特列斯《赫尔美斯与奥尼索斯》,米隆《掷铁饼者》

5梵高的作品:

《吃马铃薯的人》《两棵丝柏树》《自画像》《梵高的椅子》《悲哀》在阿尔两人共同居住的“黄屋”等

6结合作品谈谈你对印象派艺术的理解:

印象派是19世纪后半期诞生于法国的绘画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莫奈、马奈、卡米耶·

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德加、莫里索、巴齐约以及保罗·

塞尚等。

他们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Realism)前辈画家库尔贝“让艺术面向当代生活”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摆脱了对历史、神话、宗教等题材的依赖,摆脱了讲述故事的传统绘画程式约束,艺术家们走出画室,深入原野和乡村、街头,把对自然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到了首位,认真观察沐浴在光线中的自然景色,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以看似随意实则准确地抓住对象的迅捷手法,把变幻不居的光色效果记录在画布上,留下瞬间的永恒图像。

这种取自于直接外光写生的方式和捕捉到的种种生动印象以及其所呈现的种种风格,不能不说是印象派绘画的创举和对绘画的革命。

例如马奈《吹短笛的男孩》这幅画表现一个皇家卫队的年轻轻骑兵正在吹短笛,这是一种声音尖锐的木制小笛子,它用于引导士兵投入战斗,笛子的名称成了画的题目。

由一儿童在画家的画室里扮演的乐师占据了画的中心位置。

他清楚地显现在色调细微变化的灰底色上,画底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空间,仅仅给人一种空气在他的周围流动的印象。

画家在他的肖像画中常常使用的这种中性的不可触知的背景,是受黄金时代的西班牙画家,尤其是贝拉斯克斯和牟利罗的启迪,马奈不久前去马德里旅行期间,对他们大加赞扬。

由于想让被画对象看起来是孤立的,避免造成这是在游行或军事训练现场创作的印象,马奈没有加进任何轶事性背景成分。

孩子、服装及短笛构成画的惟一主题。

画是在画室的冷光线中完成的,这一点从投到地上的短影可以得到证实。

 马奈的《吹短笛的男孩》今天普遍受到好评,这幅画是马奈对很少被印象派画家画的军队主题的一个无视传统观念的挑战。

这幅画的朴实无华证实了艺术家的现代性,他是一切陈规之敌,他通过其作品表达一种新的世界观

宋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性及艺术特点:

宋代院体花鸟画之所以能够在传神方面达到很高的境界,在于能够从自然万物中直接取得,生意趣味浓厚是其重要的特征,当时众多的作品具备这样的素质。

将作品归类来看其特征:

第一,纯画花卉者:

赵昌《杏花图》花朵明媚嫣然,盈盈有绰约之姿。

刘益画莲塘背风荷叶百余,其中独有一红莲花半开,创意颇佳。

此类画花,调粉弄朱求得鲜华之色与摇曳俯仰之姿。

第二,花果带蜂蝶禽虫者:

崔白《杏花双鹅图》杏树下有两鹅,其一欲鸣,另一临流唼花片。

林椿《桂竹翠鸟图》桂花竹叶,游蜂上下飞舞,翠鸟偷窥。

此类讲求物象之间呼应关系,独具生动情趣。

第三,带景禽兽者:

崔白《秋塘双鹅图》红蓼清波,双鹅游于其中。

李迪《雪树寒禽图》一鸟立于枯枝上,旁有雪竹,空中飞雪如粉点。

此类画追求特定景致的意境。

第四,禽兽相戏或相斗者:

李迪《鹰熊图》在峭壁岩中,鹰熊相互顾盼,隐隐动犄角之机。

陈居中《五鹑图》其两相斗,其两驯扰,另一伏于坡下草间延项窥伺得蓄怒之状。

此类作品传得物象动势之神态。

以上的归类并不是绝对的,目的在于突出画面的特征。

这一幅幅画作栩栩如生、宛然若动。

花盛叶茂,果实灿烂,俯仰有体,布景有致。

花鸟相伴,意趣颇多,游蜂栖蕊,飞鸟窥实,虫穿绿叶。

禽兽之态各得其情,戏水眠栖翻飞顾盼,独立相斗哺乳觅食,安祥嬉戏鸣噪捉攫。

自然之丰富多采,可谓气韵生动,情趣活泼。

院体还专指南宋画院有代表性的画家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等人的作品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金农、罗聘、李方膺、李鱓、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

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

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

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

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

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

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

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

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

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论,可谓扬州八怪中的思想家。

李鱓在作品中表现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

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

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

如:

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

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

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

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

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

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邻近的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

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

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

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

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

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

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益,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

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

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

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

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

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

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

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

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

“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

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

”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

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

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

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

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

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

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

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

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

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

人称“乱石铺街”体。

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

“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吴门四家

自元朝以后,江南苏州一带,成为文人荟萃之地。

许多著名画家云集苏州,史料记载,当时苏州有150余人,占明代画家总数的五分之一。

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画派。

苏州史称“吴门”,作为有共同地区特征的画家群形成了吴门画派。

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综合主义文人画——沈文唐仇(吴门四家)

中国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中期,苏州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大都市。

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绘画名家出现很多,文人名流经常聚会宴饮,很多文人把画画当作娱乐。

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的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绘画传统,中间以突出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最出名,他们新颖的绘画风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闻名画坛。

后人将他们称为“吴门四家”。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们两人都属于诗、书、画擅长的名家,风格主要继承宋代、元代文人画传统,能画几种题材,但山水画创作最优秀,作品很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注重笔墨,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

沈周的山水画用粗笔的勾勒和淡色渲染画法为主,水墨写意花卉很有特色。

文徵明主要用细笔画山水,喜欢用青绿重色罩染。

唐寅和仇英,代表了吴门画派中另外的类型。

唐寅从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因为是职业画家,所以在创作上受文人画的影响很多,技法全面,功力深厚,题材和趣味很能适应城市百姓的要求。

他们两人的老师都是周臣,画法学习李唐、刘松年,又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重视意境的创造,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唐寅的人物画有时工笔,有时写意。

仇英从临摹古人作品中受到很多影响,擅长着色,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画比较优秀。

明代是院体派和吴门画派并存的时代,与此同时也是两派兴衰交替的时代,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宫廷花鸟画包含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的不同风格。

王谔的山水画被称为当代马远。

在民间,受到戴进影响的浙派画家吴伟,画风放纵,对当时的画坛影响很大。

浙派的影响在明代中期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宫廷内外的画风都趋向粗笔水墨的现象。

与浙派同时出名的还有周臣的学院体人物、山水画,近代人称作“院派”。

郭诩、徐端本等画家,各有特色,作品中也流露出院体的痕迹。

陈淳的写意花鸟画在学习沈周、文徵明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元代人的写意水墨画法,为明代、清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明代晚期是吴门画派最兴盛的时期,虽然当时受生活范围的限制,绘画题材面狭窄,题材比较单调,作品的重复性很大。

但是,他们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

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他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

卡拉瓦乔(MichelangeloMerisidaCaravaggio1573-1610年),出生在北意大利伦巴底省的卡拉瓦乔村,因此人们称他卡拉瓦乔。

父亲是庄园主家管事,早年去世,11岁的卡拉瓦乔移居米兰,师从于自称为提香弟子的西蒙·

彼得查诺,他是当地样式主义的代表画家。

在米兰期间,卡拉瓦乔肯定看过达·

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无疑熟悉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艺术。

17岁的卡拉瓦乔,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罗马,他举目无亲,为了糊口不得不进贵族府当仆役,后入样式主义画家阿尔彼诺工作室,在阿尔彼诺画的大型壁画中的那些造型逼真的写实主义静物,就出自卡拉瓦乔之手。

他画的静物,具有近似自然主义的极为强烈的质感,窗户的反光和晶莹的水珠常令观者惊叹不已。

他凭着个人的天赋作画,并不在意模仿古希腊罗马的大理石雕像和拉斐尔的风格,但他的作品造型具有极强的雕塑立体感。

卡拉瓦乔生活贫困,与劳动者为伴,性格暴躁、孤傲寡合、狂放不羁,很难与人相处,这种个性使他处于流浪作画境地,在一次争斗中因误杀了对手而被迫离开罗马到那不勒斯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到处与不理解他的人发生矛盾冲突,常因斗殴受到法庭审判,坐牢、逃跑、作画,使他永远处于社会底层,正因如此,他对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和形象更加熟悉,观察理解更加深刻,这为他革新传统艺术,创造新艺术形象,使普通平凡的劳动者走进神圣的艺术殿堂提供了难得的生活基础,为他开创了一个艺术的新纪元。

35岁的卡拉瓦乔流落到马尔他岛,接待他的是岛上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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