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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前后总共5批合计*****箱。
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四年，其间还挑选了80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
第二次迁移：
三路转运大后方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
同时撤运所有文物不遑，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
1937年8月，故宫文物迁移中最艰巨的一段开始。
南路：
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押运人员：
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首批西迂文物80余箱（主要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
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危险，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
这次的迁移非常及时，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炸平了。
幸而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
因当年的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
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
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中路：
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押运人员：
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粱廷炜一听说有船可以去汉口，故宫工作人员立即先抢运了两千多箱文物上船。
押船的人也是临时派的，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去携眷属整行李。
单身人士还好点儿，有家的不免手忙脚乱。
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
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
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
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
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
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
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
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
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北路：
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押运人员：
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蒋鼎文、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北路是三路中最为艰辛的路线。
北路的启运开始于1937年11月，那时南京一片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也异常艰苦。
工作人员只能以车站为家，有车来了，就跳起来装箱，遇到警报，只能就地躲在车下，最后总算运出了7281箱文物。
文物经徐州、郑州到达宝鸡后，潼关形势突然紧张，文物又马上转移汉中。
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
当时负责押运的那志良一算，七千多箱文物，需要至少三百辆车次，战火之中，实属不可能的任务。
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答应把文物的运输列在军运之内，车辆问题才算解决。
1938年4月，文物全部运抵汉中，大家一口气还没喘过来，就听到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离开。
刚离开汉中，汉中便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
此时看来看去，只有西南还算相对安全，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
据那志良后来回忆说，“汉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车运输。
途中有五个渡口，没有桥梁，必须用木船载汽车过河。
汽车上船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绳索，任其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
”那志良原本估计，这样的行程，每一车次需要两天时间。
没想到所有的文物花了十个月才全部到达成都。
一路上真是艰险重重：
找不到车，找到车却没有汽油，进入四川之后蜀道难于上青天，乃至途中频频翻车……至于沿途吃、住之苦更不在话下：
黑米饭，馊馒头拉得出“丝”，旅馆满是臭虫，洗手间设在猪圈里……好不容易抵达成都之后，重庆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往150公里外的峨眉运送，最后终于在峨眉安定下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眉、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第三次迁移：
风雨中鼎轮原本的计划是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
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
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
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
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带来危害。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
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
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
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1948年12月21日，又是一个萧瑟的冬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
11年前，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南迁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
同样的码头，同样的冬日，甚至连人都一样――杭立武。
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码头，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
船上装着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
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
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
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
故宫的庄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同、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
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
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
比如庄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
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
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
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
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
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
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第四次迁移：
仓皇海沪轮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
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
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册。
《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
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册。
《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
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
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
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
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
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43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
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
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
飘摇昆仑舰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
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
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
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
“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教育部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件又1870箱。
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
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
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归还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畲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
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畲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
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素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
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
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褚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褚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
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轮相撞，近千人丧生。
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
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
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另外，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
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
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褚廉方。
褚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
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
总之褚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
・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
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第六次迁移：
白市驿机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
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址位于开封市三圣庙。
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
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
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
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
“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共军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
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1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
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
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
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
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
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
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
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
1949年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
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
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
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教育部”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
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
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I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
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的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
233号装载2l箱文物，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
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运送这批文物时，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
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
运文物来台的教育部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
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
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
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
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
最后的飞离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
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
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
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
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
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
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
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
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
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
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
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
“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
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
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
“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
“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
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
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
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
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
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
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
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l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
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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