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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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卷》、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
〈全唐诗〉误收诗考》等论著，对现存唐诗去伪存真，删重补遗（《全唐诗》附录1的误重收类、附录2的仙神鬼怪梦类;
诗人的词作和仅有词作的词人均未列入统计），将有关资料输入计算机进行详细统计，得出如下数字:
唐五代共有诗作者3228人，作品数50454首，其中初唐九十余年，诗作者共计375人，诗作3438首;
盛唐五十余年，作者495人，诗作7651首;
中唐六十余年，作者801人，诗作18384首;
晚唐八十余年，作者790人，诗作17612首;
五代五十余年，作者470人，诗作2880首③。
见表1。
表1唐五代诗的发展态势④
表1显示，从初唐到中唐，无论作者数还是诗作量，均呈明显的上升态势;
中唐与晚唐两大时段，作者数、诗作量则大体持平，而中唐略高;
从晚唐到五代，作者数及诗作量均直线下降。
就前三时段作者数和诗作量的增长速度看，初唐到盛唐，增长率分别为32%和122.5%;
盛唐到中唐，增长率分别为61.8%和140.3%。
如果考虑到各时段时间长短的不平衡状况，如初唐时近百年，而盛唐仅五十余年，以约占前者之半的时间而达到远超前者的数量，其增长率就不是上述32%、122.5%所能限制的了。
在基本了解唐诗在几大时段发展情形的基础上，我们试着以创作量的多寡为基准，将唐五代诗作者分为四个层级:
创作量达500首以上者，属高产层;
创作量在100—500首之间者，属多产层;
创作量在20—100首之间者，属中产层;
创作量在20首以下者，属低产层。
这种划分虽不尽准确，但却可以在一个粗框架内帮助我们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借以了解唐诗队伍中有多少一般作者，多少活跃作者，又有多少精英作者，他们在唐五代诗的创作中各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其二，在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大致可靠的质量上的依据，以更准确地考察唐诗的发展和演进。
表2
唐五代诗作量的分布层级
从表2可知，在唐五代诗作量的分布层级中，高产层作者20人，诗作量15736首;
多产层作者97人，诗作量20582首;
中产层作者151人，诗作量6739首;
低产层作者2889人，诗作量7397首。
这就是说，各层级的作者数分别占唐五代有作品流传者总数（3228人减去无作品流传者71人为3157人）的0.63%、3%、4.78%、91.5%;
其诗作量则分别占诗作总数（50454首）的31.2%、40.8%、13.4%、14.7%。
由这样两组比例不难看出，占总数（有作品流传者）91%以上的低产层作者只创作出了占总数不足15%的诗作，而不足总数9%的高、多、中三层级的作者竟创作出了高达总数85%以上的作品，其间的悬殊何等巨大!
进一步看，在低产作者群中，作诗10首以内者2761人，其中有1269人作诗仅1首，334人作诗2首，185人作诗3首。
严格地说，这些人中，除极少数如张若虚这样以一首《春江花月夜》而“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张氏实存诗2首）的诗人外，其他绝大多数人只能算是唐诗“作者”，而不能称为诗人的。
在高产、多产作者群中，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据我们统计，高产层创作量居前十位者依次是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刘禹锡、齐己、贯休、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多产层创作量居前十位者依次为罗隐、钱起、张籍、韩愈、皮日休、司空图、贾岛、岑参、王维、权德舆。
这些人多为唐代诗人中一、二流的大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唐诗的繁盛和辉煌主要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至于中产作者群，情况较为复杂。
就其前十位的排名来看，依次为无可、元结、李世民、王勃、李建勋、李山甫、周贺、薛涛、殷尧藩、薛逢，其中虽有李世民、王勃、元结、薛涛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但大部分为无甚名气亦无甚特色的三、四流作者，在当时和后世均无大的影响。
换言之，这一层级的少数作者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但多数作者只是参与了诗歌的创作，而对唐诗的繁荣实无大的贡献。
根据上文的统计，可以发现几个有意义的现象:
其一，唐诗作者队伍的建构有如金字塔，低产层和大部分中产层的作者数量极其庞大，犹如塔基;
高产层和多产层作者的人数很少，形同塔尖。
他们一在底层，一在顶层，一默默无闻，一光芒耀眼，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支撑，后者则在数量和质量上为唐诗繁荣提供了双重保证。
其二，诗作量与诗人知名度间存在着必然性的关联。
从上文分析可知，唐五代知名诗人几乎都集中在高产层和多产层，而中产层则多为一般作者，至于只作有几首诗的低产层作者，就很少有人知道其名姓了。
这种情况说明:
诗人的名气是需要相当的创作数量作基础的，若无一定的创作数量，就较难跻身知名诗人的行列。
其三，当诗歌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数量就不再是衡量作者知名度的惟一依据了。
一位诗人能否获得高名，能否成为大家，主要靠的是创作的质量。
如高产层的白居易作诗近3000首，在数量上为唐诗人之冠，而多产层的韩愈作诗不足500首，但就他们在当时和后世的知名度而言，却大体相当，难分伯仲;
高产层的齐己、贯休分别作诗827首和741首，而中产层的岑参、王维分别作诗404首和386首，相差约一倍，但在诗名上倒是后者来得更为响亮。
其四，支撑诗人知名度的诗作数量的标准，一般来说应达到多产层的下限、中产层的上限，即百首左右。
这从我们对高产、多产作者群的总体分析可以得到印证，但事情也不能绝对，在中产层248位作者中，诸如郎士元、严维、崔颢、杜审言、聂夷中等近十位诗人的诗作均在80首以下，但他们的诗名和诗作质量并不比一些多产层的诗人差，由此可以认为:
百首以上的诗作量是衡量一位诗人是否具有知名度的基本依据，而不是绝对依据。
二
在静态考察作者及其诗作量分布层级的同时，还应对不同层级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形进行动态的考察。
表3不同层级诗作者的时期分布
从表3可知，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五个时期的层级分布中，作者数最为庞大的是低产层，但由于其作品量过少，故可忽略不计。
在中产作者群中，初唐略高于盛唐，到了中唐、晚唐，则分别有大的增长，至五代开始急剧下跌。
在多产作者群中，初唐8人，盛唐增至12人，至中、晚唐分别猛增至32人和37人，至五代又跌落至11人。
至于高产作者群，初唐、五代均为空白，盛唐仅2人，中、晚唐各为9人。
据此可以认为:
在最能体现作者知名度的高产、中产作者群中，中、晚唐人数最多，潜力最大，产生知名诗人的概率最高。
与之相比，盛唐虽为唐诗最为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批一流的大诗人，但就知名作者的数量而言，却远不及中唐和晚唐，而略高于初唐。
如果考虑到一些知名诗人也出自中产层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以中产层作者数初唐高于盛唐的情形论，初、盛唐两个时期的知名作者数应是大体相当的。
至于五代，由于高、多、中三个层级的作者数均处于劣势，故其知名作者数自然最少。
需要说明的是，同为知名诗人，但其知名度还是有着大小（程度）、广狭（范围）、远近（时间）之分的。
如初唐的王、杨、卢、骆，在当时和后世均颇有诗名，但如果将其与盛唐的李、杜、王、孟比，显然不在同一量级;
晚唐的姚、许、皮、陆，虽为一时之选，但较之中唐的韩、孟、元、白，仍是一间有隔。
这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知名诗人并不是在同一量级上而言的，他们有的是对唐五代诗史乃至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流大家，属精英作者;
有的则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发生影响的二流诗人，只能算活跃作者。
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因有一流精英作者的存在，而忽略或否定二流活跃作者所具有的知名度及其对唐诗的贡献。
就唐诗史而言，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关节点上，某些二流活跃作者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一流精英作者，如人所熟知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以其对宫廷诗风的批判和对骨力的呼唤，为走向盛唐作了极有价值的先期铺垫和准备，便是显例。
如果上述说法站得住脚，那么，就可以在不同创作层级的诗人中找出一些代表，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形了。
在广泛查阅历代诗选、诗评及作者别集流播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对初、盛、中、晚四期（五代因知名诗人极少，故此处从略）作者予以甄别，分别遴选出最具影响力和较具影响力的76位知名诗人:
初唐:
王绩、许敬宗、杨师道、李世民、上官仪、骆宾王、卢照邻、杜审言、李峤、苏味道、王勃、杨炯、崔融、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
盛唐:
贺知章、张说、苏颋、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储光羲、杜甫、岑参。
中唐:
皎然、韦应物、刘长卿、顾况、戴叔伦、钱起、郎士元、严维、耿湋、卢纶、李益、司空曙、李嘉祐、孟郊、权德舆、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
晚唐:
姚合、许浑、张祜、温庭筠、曹邺、陈陶、杜牧、雍陶、赵嘏、方干、李群玉、李商隐、贯休、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韩偓、马戴、杜荀鹤、郑谷。
表4是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量在不同时期、不同层级分布情形的有关数据。
表4知名诗人及其作品量的分布时期与层级
据表4可知，在四个时期的知名诗人中，除初唐有2人在低产层外，余皆为中产层以上作者。
在中产层作者中，初唐人数最多，为8人;
盛、中二期人数很少，各为2人;
晚唐则为空白。
多产层是人数最为密集的一个层面，初、盛、中、晚四期分别为7人、10人、13人、14人。
高产层初唐为空白，盛、中、晚三期分别为2人、9人、8人，其数量虽不及多产层多，但由于高产层人数本来就少，故就其在该层级所占比例而言，实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再从四个时期知名诗人的诗作量看，初、盛、中、晚依次为1504首、5184首、11593首、8645首，呈渐次升高，至晚唐略有回落的趋势，就中以中唐为创作量的顶峰。
由此前进一步，看看各层级知名诗人在该层级总数和知名诗人总数中所占比例:
低产层2889人，知名者2人，所占比例不足1/1000;
在76位知名诗人中也只占到1/38。
中产层151人，知名者11人，所占比例为1/13.7，不足知名诗人总数的1/7;
多产层97人，知名者44人，所占比例近1/2，为知名诗人总数的1/1.73;
高产层20人，知名者19人，所占比例几乎为100%，为知名诗人总数的1/4。
这些数据说明:
其一，低产层很少能产生知名诗人，中产层产生的知名诗人所占比例不高，多产层作者中有一半可以成为知名诗人，高产层作者几乎全部是知名诗人。
这种情况，有力地印证了前面根据表2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其二，各层级知名诗人在知名作者总数中所占比例，随着其层级的提高而提高。
也就是说，层级越低，所占比例越小;
层级越高，所占比例越大。
其三，知名诗人以多产层和高产层的人数为最多，他们主要集中在盛、中、晚三大时期，而以中唐时期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换言之，从初唐到晚唐，这两个层级的63位诗人共作诗26259首，占全部唐五代诗的半数以上，其人均诗歌占有量亦达417首;
而仅在中唐一个时期，两层级的22位诗人即作诗11428首，人均诗量高达519首。
以如此可观的创作成绩，这批诗人即使不想进入知名者的行列，都难乎其难!
三
大致确定了唐诗作者队伍中的知名诗人及其在各层级中的分布情形，对于了解他们为唐诗作了多少贡献，其中哪部分人贡献最大，无疑提供了诸多便利。
在此基础上，如果按生活时代将前述知名诗人略加删简，选择更具代表性者划分成几个不同的代群，考察一下各代群对不同时期唐诗发展所起的作用，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许会将上面的统计分析向前推进一步。
表5知名诗人的代群分布
表5展示的是由唐知名诗人代表所构成的七个代群。
这七个代群的时段划分，基本依据诗人的生卒年及其主要创作期⑤。
具体来说，每代人均以年岁最长者的生年为起点，以年岁最小者的生年为终点，以多数人的主要创作期为其创作年代。
其中除盛唐时间稍短、知名诗人较为集中，故仅划分为一个代群外，初、中、晚三期的时间相对较长，其知名诗人的生卒年、主要创作期及创作风格均有着明显的前后期之别，故按诸文学史实际，将每一期的知名诗人划分为两个代群，至于五代，历时虽有五十余年，但几乎没有什么知名诗人，故不再单独分列。
第一代群多为太宗旧臣，主要活动在贞观至高宗龙朔年间，除王绩为在野诗人外，余皆为宫廷诗人。
君臣唱和，文酒欢会，形成此期诗歌创作最抢眼的景观，并最终凝定成以“绮错婉媚”为特色的“上官体”，为此后的宫廷诗风开了先河。
但总的来说，此一代群知名诗人不多，且因跨越两朝而使得内部结合较为松散，其过渡性质是明显的。
第二代群由初唐中后期的“四杰”和沈、宋等人构成，主要活动在高宗朝后期到中宗景龙年间。
这一代群较之第一代群势力壮大了不少，且呈现出创作倾向上的冲突和矛盾。
王、杨、卢、骆及陈子昂等人反对宫廷诗风，力倡汉魏风骨;
而沈、宋及文章四友承继第一代群的审美趣味，坚守宫廷领地，并在格律、属对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两方虽相互对立，却又不乏交往，而各方内部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合成一个个类似“四杰”、“四友”这样的小团体。
应该说，这一代群是初唐诗歌演进低潮中的一个小高潮，他们从不同方面为盛唐创作大高潮的到来做了先期准备。
第三代群是唐代诗史上最具活力的一批诗人，他们主要活动在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的玄宗开、天时期，受时代风潮浸染，仗剑远游，纵横干谒，或寄情于大漠，或优游于田园，挥洒出一份空前的自由和自信!
在诗歌创作上，则游弋于雄浑、自然之间，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
作为代群，他们大多属于高产层和多产层作者，具有一流的创作质量，李杜、王孟、高岑，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已成为“盛唐之音”的象征，也是唐五代诗最辉煌的标志。
第四代群情况稍为复杂。
一是他们活动的大历时期与盛唐连接过近，构成独立代群的条件还不充备;
二是此期诗人饱经战乱，诗风多沉郁哀凉，缺少骨力，亦乏新变，创作成就不够突出。
与此前的盛唐代群和此后的元和代群相比，此一代群宛如夹峙于两座高峰中的低谷，是继第一代群之后的又一过渡性群体。
第五代群是活跃在中唐后半期即德宗贞元、宪宗元和年间的一批诗人。
他们的创作高峰相对集中，诗人间过往甚密，“韩孟”、“元白”、“韩柳”、“刘柳”、“刘白”、“张王”，已成为其个人友谊和创作联盟的特称。
在诗歌创作上，其显著特点是创新意识极强，而又具有明确的诗派观念。
韩孟、元白两大流派一逐奇险，一求平易，大变唐诗旧貌;
柳宗元、刘禹锡诸人更多地吟咏出贬谪失意的诗篇，贾岛、李贺则剑走偏锋，在诗艺上苦心经营。
正是这些人的合力，营造出唐诗史上的第二高峰，并将“元和”提高到了与“开元”并列的位置。
第六代群与第七代群分属晚唐前后两期，无论从晚唐八十余年的历程看，还是从知名诗人的生卒年和活动时期看，划分两个代群都是妥当的。
前一代群以敬宗宝历、宣宗大中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就中尤以号称“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为翘楚，他们将诗歌创作导入心灵探幽和纯艺术一路，获得了绝不亚于盛、中唐一流诗人的成就;
他如姚合、许浑、温庭筠、赵嘏诸人，亦四面出击，各具特色。
后一代群以懿宗大中、哀帝天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就总体成就而言，罗、陆、皮、韦、郑及司空图、杜荀鹤等人虽较前期诗人稍逊一筹，但作为一个代群，却有其存在的充分依据，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了晚唐诗坛最后几十年的一片天空。
上述七个代群构成了唐诗发展演进的七大阶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七大阶段和七个代群，构筑了整个唐诗的内在骨架，变换着唐诗的不同风貌和神韵。
当然，就其时间长短、力量强弱和成就大小而言，这七个代群还是有着明显差别的，据前列表1、表4的有关统计可知，唐诗四期无论一般作者还是知名作者之诗作量的排序，均为中、晚、盛、初这样一个次序，盛唐不仅不及中唐，而且还在晚唐之下。
但如果用七个代群的划分法将中、晚唐知名诗人的诗作量重新分割，取其平均数，便会发现，晚唐两个代群各为4309首，中唐两个代群各为5667首，而盛唐代群为5184首;
相比之下，三期五个代群的排序便发生了显著改变:
除中唐领先外，盛唐已高于晚唐。
进一步看，中唐两个代群的诗人等级和力量雄厚度是颇有差异的，元和代群较之大历代群不仅知名度高，而且创作量大（皆为高产层、多产层诗人），在表4所列24位知名诗人中，元和代群11人之诗作量即高达7724首，大历代群13人却只有3610首，还不及前者的一半。
这样看来，在七个代群中，创作量最高的是第五、第三代群，亦即中唐的元和诗人群与盛唐的开天诗人群。
这一结果，与传统看法是吻合的，所不同的是，传统看法主要基于对诗人作品之质量及影响度的文艺学分析和历史文化分析，而我们凭借的则主要是对诗人知名度及其作品的定量分析。
由此是否能得出这样一个认识:
在唐代文学史上，诗人群数量上的高产同时也就意味着该诗人群在知名度和创作质量上的优胜?
换一个角度来看表5，可以发现，七个代群间的内部构成和前后更迭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首先，在每一代群中，知名诗人的年龄间隔一般在二十岁左右。
就一般情况言，一个代群间的年龄间隔越大，其内部联系就越松散;
年龄间隔越小，其内部联系就越紧密。
准此，则七个代群中，第三代群的年龄间隔从最长的孟浩然到最小的杜甫仅为十三岁，第五代群的年龄间隔如果从出生年较早且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韩愈算起⑥，则由韩愈到最小的李贺仅为十一岁。
这样一个年龄构成，利于诗人间的相互交往和切磋，利于增强代群内部的集约性和凝聚力。
而从文学史实际看，作为第三、第五代群的开天诗人与元和诗人确实较其他代群更为集中，更多联系，也更具活力。
其次，代群与代群的间隔，无论按诗人生年的起点或终点计，还是按创作年代之上限或下限计，上一代群至下一代群的发展时间大体上都是四十年至五十年。
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基本反映了文学史上知名诗人群的成长历程⑦。
也就是说，在唐诗史上，每隔四十年至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代群的变化更迭，就会出现一批知名诗人。
至于个别过渡性或交叉式代群，其前后更迭的时间会短一些⑧，我们将之视为特例。
再次，在七个代群中，有两个强势代群，即精英作者最多、创作量最高的第三、第五代群;
两个次强势代群，即具有少量精英作者、较多活跃作者和创作量的第二、第六代群;
三个弱势代群，即活跃作者较少、创作量较低且最具过渡性质的第一、第四、第七代群。
这种格局，构成了唐诗发展史两头低、中间两度凸起的驼峰形状。
就总的情形论，这种驼峰形状说明在每次诗歌创作高潮出现之前，都有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为之铺垫准备，而在高潮之后，必然形成明显的落潮。
不过，细加分析可以发现，两次高潮的出现规律又是不尽相同的:
如第三代群即唐诗第一创作高潮出现之前，经过了从第一代群的弱势期到第二代群的次强期约九十余年的长期准备和缓慢发展，呈一步步走高的趋势。
在这一长时段中，唐诗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尤其是在声律、兴象诸方面均获得长足的进展，这样，盛唐开天诗人群才得以借助伟大的时代，播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剧目。
而其曲终部分，似乎是戛然中断，一个辉煌的时代十分完整地宣告结束，接踵而来的便是第四代群亦即大历诗人群的整体沉沦。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外，是否也包含了这样一个道理:
潮头越高，需要的能量越多，为之准备的时间越长，而落潮的幅度就越大，耗散的能量也越甚?
与之相比，到了第五代群即唐诗第二创作高潮出现时，由于前面有了盛唐诗人奠定的雄厚基业，诗人们已无需在基础层面再做更多的准备，只要转换一下创作的方向，用力去做即可，故在经过大历代群这一短暂的落潮期、过渡期之后，借着政治、军事上的“中兴”和社会现实的刺激，便迅速聚集了一批知识结构更为充备、创作指向更为明确的诗人，从而拉开了大变唐诗的序幕⑨。
由于此一代群所需准备时间较为短暂，其后又未遭遇大的突发事件，所以，高潮之后，落潮的幅度就小一些;
加之此期几位一流诗人的创作终结期较晚，如白居易、刘禹锡、贾岛等人直到武宗会昌年间（841—846）还在世，而此时第六代群的杜牧已四十岁左右，李商隐也年已三十岁，这种代群间年龄上的相互交叉和创作上的前后汇融，不易产生代群更迭中大的落差，其过渡也就自然显得平缓一些。
以上，我们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唐知名诗人的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有关问题。
可以认为:
唐诗人的知名度除与诗歌质量等因素有关外，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确与其创作数量呈正比例的关系;
诗作量达到中产层之上限即百首以上，是成为知名诗人的一个基本依据;
而就唐人的创作实际言，多产层和高产层分布的知名诗人数最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唐诗作者队伍的主力阵容，并在初、盛、中、晚四大时期形成各具特点的七个代群，在潮起潮落的更迭变化中，呈现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规律性的现象。
这些现象所包蕴的更为深刻的内涵，仅凭借定量的分析还不易得到充分的发掘，我们希望能在日后的研究中，对此予以进一步的探索并给出较为合理的阐释。
戴燕评议
谈两点感想。
读这篇文章，使我想到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的那部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此后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对它的种种评论，并指出它在方法上的局限。
本来认识到这种局限，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可惜的是，随着两位作者80年代末的南下，这部轰动一时的著作的影响力，到今天已经消失殆尽。
所以读这篇文章，对作者将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当中的勇气，首先我是非常钦佩的。
不过，接着80年代后期对金观涛他们那部著作的讨论，对这篇文章，我也想提两个问题。
第一，引入社会科学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文史研究所描述的唐诗景观，还是只作为传统研究结论的一种补充、佐证，亦或只是将一些结论数字化?
第二，以我粗浅的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较强规定性的，好像如何采样，往往直接影响到结论是否可靠。
这篇文章在讨论唐诗作者的知名度与作品数量关系的时候，统计的依据却是《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等，那么据此统计的作品数量，是什么意义上的数量呢?
文章又说作者的知名度最后取决于诗歌质量，这个质量又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确定的?
而由此得到的知名度，是当时的还是历史的?
这恐怕都要有些交代才好。
傅璇琮评议
同意戴燕同志对此文肯定的评价。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确应注意掌握现代科技手段，这篇文章选取定量分析的方法，是颇有新意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对古代作品的流存与传播，还要注意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
唐代还未用雕版刻印文集，只靠抄写，这就有不少作品失佚。
如元稹、白居易以写新乐府著称，但他们最初是受其友人李绅启示的，李绅有《乐府新题》20首，元稹因之而写12首，白居易扩大而写至50首，但李绅的20首，后来却一首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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