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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小波小说的西方文学渊源

摘要：

王小波的求学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4年王小波在妻子李银河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其导师是当今著名华人文科学者许倬云教授。

王小波在小说中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他的小说创作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中最具世界性，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西方文学对王小波小说创作在狂欢化与荒诞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复杂交错的叙述结构、反讽的写作技巧三个方面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王小波，小说，西方文学，渊源

引言（或绪论）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

父亲王方名，母亲宗华都是国家教育部干部，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

1968年，他先后到云南山东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起，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因急性心脏病发作去世。

王小波的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小波的父亲是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由于经历过“三反”、“文革”的一系列冲击，希望家里的孩子一律去学理工。

王小波自己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在自述中回忆高考备考时“一背东西就困”，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

王小波最终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当时人大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

1984年王小波在妻子李银河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其导师是当今著名华人文科学者许倬云教授。

在美留学期间，王小波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

王小波从西方文学的阅读中广泛汲取营养，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杜拉斯、卡尔维诺、奥威尔与昆德拉等西方小说名家的喜爱与崇敬，其中杜拉斯与卡尔维诺是最感兴趣、认同程度最高、受影响最大的作家。

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中最具世界性，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本文将从表现形式与手法、叙述结构、写作技巧三个方面探讨王小波小说的西方文学渊源。

一、狂欢化与荒诞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一）狂欢化的表现形式与手法

广泛流行于西方的狂欢节［注］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采取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

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

狂欢节笑的本质特征是全民的笑，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

“‘颠倒’与‘正反同体’是狂欢精神重要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１］狂欢化的人物和语言正体现了这样的鲜明特征。

在《青铜时代》中的诸位主人公，都是以颠倒的视角和逻辑，从反面来看待世界的痴狂的人物。

 1、痴狂性格——《万寿寺》现代主人公王二

主人公王二在现代生活中是一位历史学研究工作者，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热心人。

一天下午，研究所的热水锅炉坏了，流出一种温吞吞的黄汤子，渴疯了的人也不敢尝试。

与众不同的是王二，他在读研究生时研究过锅炉，就到处打听着借工具  ，结果被在同单位工作的老婆“叉着脖子”揪回屋里，斥责他少出洋相，让老婆也招人笑话，“但行动的欲望就像一种奇痒，深入我的内心。

”王二总觊觎那个坏锅炉，王二心急火燎的性情，竟然流了鼻血。

老婆在押解他回家的路上居然还踢了他屁股两脚，呵斥到：

“不让你修锅炉你就流鼻血，你想吓我吗？

”这让王二委屈而诧异道：

“太没道理了，鼻血也不是想流就流得出的。

何况流鼻血和修锅炉之间关系尚未弄清，怎能连事情都没搞明白就踢我！

”王二回家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就算我犯了疯病，也是为了所里器具损坏而疯，是一种高尚的疯病，踢我很不够意思，——最起码应该脱了鞋在家里踢，穿着鞋在街上踢是不应该的。

王二老婆最讨厌王二在小说里写到各种机械、器具，但作者写道“我满脑子全是这种东西，不写它写什么？

写高跟鞋？

这种东西她倒是很熟悉，但我对它深恶痛绝，尤其是今天被穿着高跟鞋的脚踢了两下以后，就更痛恨了，她听了挑起眉毛来说：

‘记仇了。

好吧，以后不穿高跟鞋。

’她就是不肯说以后不再踢我。

我的背后继续受到威胁，…。

”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作者精心塑造的失去了记忆的王二，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正常人不同，疯疯癫癫的看上去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又天真傻气得像个孩子。

在这位狂欢化的痴傻人物与世俗正常人之间，一切都是颠来倒去的。

《万寿寺》中的现代主人公王二具备了狂欢精神重要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同时王二在对话中的语言具有狂欢化语言这种鲜明特征。

2、狂欢外形——《白银时代》的王二

王小波曾说过“人应该是巨人。

”［２］《白银时代》里的主人公王二大脚丫子“上面筋络纵横，大脚趾有大号香皂那么大”，“胸部像个大桶，里面盛了强有力的肺。

”［3］王二身材高大威猛，有近两米长的身高，有浓密的头发和胡须，有使不完的力气，最突出最骇人的还是生殖器巨大。

这让人联想起《巨人传》中赫赫有名的主人公高康大这位巨人，高康大的个子奇高无比，为他做一件普通衣服需耗费一万二千多尺布，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摘下来只能当做自己坐骑的小铃铛，食量惊人，一天要喝一万七千多头母牛的奶，一顿晚餐要耗费16头公牛、95只绵羊、300只糟小猪、6000只雏鸡，还有1700只小阉鸡…

 拉伯雷小说中很多大而量多的东西，巴赫金曾有过这样一段透彻的分析论证，对量化的“大”也有很精确的论述。

他认为作品中“质量水准和量是相符的，形成正比。

”[４]这是一种狂欢化的逻辑形象。

笔者认为《白银时代》中的主人公王二体现了狂欢化的人物的鲜明特征。

（二）荒诞的表现形式与手法

荒诞［注］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产物。

荒诞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现实中的荒诞是审美活动范畴中荒诞的根源，荒诞审美形态是对现实中荒诞人生时间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王小波曾留学美国，在他进行创作时很显然受到了荒诞理论的影响。

现结合王小波的作品举例分析如下：

1．无法证明的荒诞“破鞋”

《黄金时代》的女主人公陈清扬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医生，她的丈夫进监狱已经有一年了。

她十分苦恼，不是因为丈夫没有在她身边，而是因为她下放的15队的人们都说她是破鞋。

她实实在在的无法容忍她不是破鞋而被别人说成是破鞋。

她总是想着要找到人证明自己不是别人所说的破鞋，但这却毫无希望。

原因是所有来找她看病的男人全都不是因为有病，而是趁这个机会搞上她。

因为王二来找她是因为真的有病要看，她希望王二是唯一一个能证明她不是所谓破鞋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王二也不愿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他说：

“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

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

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脸色黝黑，乳房下垂。

而且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会说你是破鞋。

当然这样很吃亏，就该去偷个野汉来，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

文革期间的人世间的逻辑：

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的；说你不是的话，你就不是的，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了。

你吃亏了、受了委屈的话，错误不在别人，而是你自己。

其实在文革时期，人世间的逻辑荒诞如斯！

世人判断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是与不是是根据自己的意愿。

女人们因为男人们都盯着陈清扬的白脸和大奶子而无视她们的存在，她们所以判断陈清扬是破鞋；男人们是因为她脸白、乳房高耸而又不让他们搞所以判断陈清扬是破鞋。

王二为了趁机遂了心愿，反而劝她索性去偷个汉，为了让她绝望，承认自己是破鞋。

真相与假相就是这样混乱纠缠的，在荒诞的文革期间，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证明的。

2．荒诞的审讯

《黄金时代》中对于王二、陈清扬的审讯和批斗，这样做的目的本来是对被批斗者和观看批斗者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进行审讯和批斗的气氛本来应该是严肃紧张的审讯着和受审者之间本来应该是指控和拒绝承认的对立反抗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反常态的变成了审讯者指认有罪和受审者主动供出承认的和谐。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他像作家一样写起交代材料”，陈清扬挨批斗时的举动行为显的很荒诞，陈清扬“挨斗时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5］，在写交待材料的时候，陈清扬主动写了一篇材料，人保组好几次要她重写，她说是真实情况，一个字也不改。

在王与陈热情主动的供认不讳中，原本貌似威严的审讯者变得软弱无力，政治斗争的意义被颠覆消解了。

这样使得含冤的受审者得以超脱自由，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前者的嘲讽戏弄。

审讯的荒诞性还表现在其隐含的意义——审讯充当着有效的伪装作用，它使偷窥在“合法”的组合中得其乐；在审讯批斗的过程中批斗者审讯者从中获得偷窥伪装的满足，受审者和批斗者从批斗者审讯者饥渴的审讯批斗的目光中加倍尝到得意和快乐的滋味。

领导们打着堂而皇之的审查幌子，秉持着义正言辞的理由，一而三再而三的要求王二写交待材料。

领导们实际上是借审阅材料的机会来进行偷窥，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内心深处强烈的欲望要求。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透彻的观察出来，审讯者们其实是一群可怜的玩味欣赏的人。

他们完全压抑了自己的人性尽管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利，如此的话他们的正常需求也只有通过非正当的渠道来获得满足。

领导们其实没有健全的人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愿、个性，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扭曲变形的，是丧失自我的。

军代表、团长、政委等领导对人性自由充满向往，但他们又屈从于极权的压制。

领导们之所以对敢作敢为的王、陈两人有着迫切的需求和特殊的依赖，只是因为他们对人性自由充满向往。

领导们让王二写交待材料并且免去枪毙王、陈的惩处，是为了满足偷窥的欲望。

从上面对文章的分析来看，审讯者和受审者在心理角色和现实的被动关系、主动关系已经被颠倒过来了。

受审者从中获得快意，审讯者、批斗者均处于从审讯中获得满足的荒诞关系中。

3．荒诞的故事和人物

《白银时代》里“我”的身份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我”要给舅舅写一部传记构成了这部分的线索，但是却必须按照某些人的指示写一些毫无逻辑可言的剧情，而且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人物和事情，［6］这样出现在《白银时代》中的剧情、人物及其命运就是荒诞的。

《2015》中，主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

舅舅身为一个画家，他没有经过“合法”的认可，就偷偷的作画，因此常常被发现而抓走，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送进了习艺所进行学习改造，这就是一个荒诞的过程。

还有就是有一个贼潜入舅舅家，这个贼机灵的偷走了舅舅的几千块钱和舅舅的录像机，但贼在走的时候却忠告舅舅不要在那样错误下去进行创作了，这个贼为此还特意的留下了张纸条。

显然这样的贼并不是正常的贼，这件事情也十分的荒诞。

总之，王小波小说通过狂欢化和荒诞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不仅仅存在于文革时期，而且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全部人类文明中的种种难以克服、无法超越的荒诞现象：

诸如真相与假相、存在与虚无、有知与无知、有罪与无罪、情爱与性欲、梦想与现实、美好与丑恶之间无法厘清理顺的畸形矛盾、荒诞冲突和无以附加的混乱纠缠。

在一向自以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面前，在一向以理性、有序自翊的人们面前，揭示出如此多的不容质疑的荒诞现象，无疑具有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效果。

[7]诸如其中的无法超越的荒诞现象：

真相与假相的混乱纠缠。

二、复杂交错的叙述结构

（一）不同故事层之间的交叉类比

 热奈特［注］将起始的叙述者所处的层次称为故事外层或“超故事层”（extradiegeticlevel），这个层次构成叙事作品第一层次的叙述，而被讲述的故事“是第一叙事的内容，因此称为故事或故事内事件”［8］，如果故事内的人物同时又是叙述者，则这个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构成了第二层次的叙述，热奈特称其为“metadiegeticlevel”——后故事层，但该词前缀“meta—”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淆，［9］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