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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执行，它影响货币供给。
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理想的均衡的一系列措施。
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
积极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
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消极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
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消极的货币政策较合适。
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
流通中的现金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
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
2财政政策
2.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Fiscalpolicy）经济学词汇。
财政政策的概述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
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2.2财政政策的作用：
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收入和支出水平做出控制。
主要手段：
①国家预算。
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②税收。
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
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
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财政信用。
是国家按照有偿原则，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一种再分配手段，包括在国内发行公债和专项债券,在国外发行政府债券,向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对预算内资金实行周转有偿使用等形式。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
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
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党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2004年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二者各有侧重，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
一、区别
1、两者的含义不同。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它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的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
其特点是通过利息率的中介，间接对宏观经济放生作用。
2、两者采取的方式不同。
凡有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政策，如税率、发行国库券、国家规定按较高的保护价收购粮食、政府对公共工程或商品与劳务的投资的多少等都属于财政政策。
其中政府直接投资、采购、转移支付、补贴属于财政支出政策。
差别税率和税收减免则属于财政收入政策。
而和银行有关的一系列政策，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银行准备金率政策、央行贴现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则属于货币政策。
3．政策的制定者不同。
财政政策是由国家财政机关制定的，必须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而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直接制定的。
二、联系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政策。
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
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
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相互配合起作用的。
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
它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
财政
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债把本来分别由财政机关和中央银行执行的相互独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结起来，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3历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应用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6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
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2006年2008年。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
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
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
每次GDP的增长率到达波峰，都伴随着或者可能伴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过热”症状，于是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为经济降温，因此，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国家共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5年以及2003年至今。
1977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
1978年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的目标，并且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当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1.7％的高点。
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9年出现了赤字。
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需求增长，超出了计划，而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采取议价方式，这就抬高了物价指数。
而且，为提高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国家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7.5％。
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1980年之后变得严厉，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
当年还发行了48亿元国库券，冻结企业和居民的余钱，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
这些措施实施之后，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率都在1981年开始下降。
1982年之后，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逐步发展，这些因素促使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很快就转为快速增长，在1984年到达波峰，并发生了向波谷的转折，诱发因素是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
当时规定，今后中央银行给予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将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作为基数。
银行为了扩大贷款额度，在1984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其中12月份同比增长达84.4％。
与此同时，企业在工资、奖金方面的自主权也在扩大，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作为基数，导致企业突击提工资、发奖金。
信贷和需求的扩张使1984年的GDP增长率达到15.2％，并在1985年导致物价迅速上升。
1985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制止物价继续上升、压缩基建项目，并派出检查组赴各省检查。
央行加强了贷款额度的控制，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
物价指数和GDP的增长在1986年趋于平缓。
1986年之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反而是银根有所松动，因此GDP和物价指数重新加快增长。
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使物价指数迅速窜高，大多数商品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而价格上涨预期又导致抢购、囤积、倒买倒卖等行为，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8％，创下历史纪录。
于是在“价格闯关”之后不久，1988年9月，国家就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并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
央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这些强硬的措施抑制了需求，GDP增长率在1989年迅速下降到4.1％，199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也下降到3.1％。
1988年－1989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了增长，国民经济跌入低谷，商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生产陷入困境。
于是从1989年第四季度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
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是高涨，争先恐后投入开发区的建设。
经过连续两年的“刺激”，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从低谷中向上爬升，1992年就迅速到了高点。
但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急剧上升，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重要的涨价因素是食品价格大幅上升。
（此期间上证指数由90年12月95点上升到93年2月1558点。
------一道投资）。
国家从1993年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年9月发布16条措施，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制止乱集资、发行国库券、削减基建投资、通过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开发区、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
1994年，各项措施都更为严厉，并且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
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
紧缩在1996年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物价指数下降；
GDP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此期间上证指数由1558点跌到94年7月325点，再底部横盘到96年1月512点。
------一道投资）
到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明显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
当年，零售物价涨幅降到6.1%，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到9.7%。
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
进入1997年，我国经济运行继1996年“软着陆”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
但进入下半年后，以7月2日泰铢贬值为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大蔓延，世界经济增势减缓，贸易和投资受到重大影响。
在极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成功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需求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买方市场，部分商品因多年来的重复建设严重供大于求。
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物价出现下降，公众预期降低，经济循环受阻。
1998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5%，进出口总额下降0.4%，实际利用外资下降9.1%，外汇储备增速减缓。
同时，国内供大于求的格局加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6.8%，增幅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年10月份零售物价开始出现负增长，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
自1996年我国实现“软着陆”后，货币政策就开始灵活微调，从“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此期间主战场深证成指由96年1月924点上升到97年5月6103点。
1996年和1997年按货币政策连续3次降息，表明我国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降息表示了要适当改变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
现在我们可看出，这3次降息出台的时机非常及时，为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
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
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
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
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
（此期间上证指数由99年5月1047点上升到99年6月1756点，之后升到2001年6月2245点。
1998年，我国在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而且，国内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政府采取一条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力图确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财政政策起了极大的作用，例如，1998年下半年新增加的1000亿特别国债（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00亿的投入，即使不考虑其乘数作用，也可使下半年GDP的增幅提2个百分点以上。
这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决策。
2003年，当经济刚刚从GDP增长率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波谷走出，国家就迅速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
当时经济还没有出现“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并不快，但存在煤电油运紧张的隐患，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较快。
当时的紧缩措施主要是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
（此期间上证指数由2245点跌到05年6月998点。
2004年12月上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2005年将实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稳健”组合
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和有紧有松的原则，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如果说２００４年宏观调控带有“进中求稳”性质的话，那么２００５年的宏观调控需要“稳中求进”、“稳中保进”。
（此期间上证指数由05年6月998点上升到07年10月6124点，是中国股市升势最急的牛市。
2005年之后，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的局面大大缓解，但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国家连续出台针对房地产业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提高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推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
2007年之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速上涨，宏观调控措施更加严厉，一年之内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调高存贷款利率。
此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检验。
（政策积累效应令08年股市急转直下跌到08年10月1664点。
..................................................
央行
二○○七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02-22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
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11-17
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以诸多举措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
（从1664点新一轮扩张的开始------一道投资）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2009-08-05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
2009年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温家宝
在“保增长、扩内需”前提下，下大力气“调结构”，坚决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
发展演变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自上个世纪30年代经历巨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日益盛行，国家资本主义基本成为国家的最高经济指导原则，但是在“二战”后出现的种种国内外新形势，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根据新情况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20世纪3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总需求管理型的财政政策
（一）“罗斯福新政”——由被动到自动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拉开了“罗斯福新政”的序幕。
“罗斯福新政”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扩大财政支出，开办政府工程，实行失业救济，以此振兴经济。
这些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迅速扩大，赤字也急剧上升。
虽然罗斯福早期并不是赤字财政的信奉者，但。
“罗斯福新政”的结果的确导致了连年赤字，巨额的赤字与其说是出于主观意愿，不如说是为环境所迫。
但赤字财政使美国经济摆脱了危机，经济重回良性增长之路。
（二）“二战赤字”对美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巨大的开支使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现为极度的扩张。
以1942年为例，美国联邦政府当年财政赤字达到36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近40％，这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种赤字财政政策却促使了美国经济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1940—194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了20％，并使失业率降低到1-2％，物价平均每年只上涨6-3％。
这是赤字财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例证。
（三）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对平衡预算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赤字膨胀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将控制赤字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杜鲁门曾在回忆录中说：
“从1946年6月30日到1952年6月30日，我的政府有超过支出30亿美元的净收入。
这在我看来是卓越的理财之道”。
艾森豪威尔1955年2月19日在讨论减税建议时说，“那将意味着回到膨胀性的赤字财政政策上去”，并斥责这种行为是“财政上不负责任的顶峰”。
艾森豪威尔重回平衡预算的努力，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频繁的衰退，史称该时期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四）肯尼迪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动采用。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所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悲观地宣布：
“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
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
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
为了使经济迅速走出“艾森豪威尔停滞”的泥潭，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认为“艾森豪威尔停滞”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的资源，使得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也就是所谓的“产出缺口”。
赫勒认为，缩小产出缺口可通过扩大支出或减税等总需求管理的方式进行，认为应该主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964年通过的肯尼迪一约翰逊减税法案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减税，这是美国历史上到那时为止的最大一次减税，个人所得税率大幅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由91％削减到70％，这被称为后来里根减税的预演。
肯尼迪减税政策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1964-1966年，实际GDP以令人瞩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失业在1965年下降到4.4％，通货膨胀率保持每年低于3％，肯尼迪减税政策的成功通常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伟大成就之一。
60年代末，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支出迅速增长，而政府又不削减其他支出，并且实行巨额的社会福利计划。
结果，财政的极度扩展导致总需求膨胀，商品价格水平迅速攀升，通货膨胀在60年代初期曾经维持在1—2％，到了1969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
三、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及80年代“总供给”性的财政政策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
至1982年失业率已接近10％，在1973-1982年的l0年间，平均失业率约为6.9％。
1965年，美国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为86％，至70年代末，该指标已下降至70％以下。
“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进退两难：
刺激需求，会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
抑制通货膨胀，又会导致生产更加萎缩。
面对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的威胁，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失宠了，以供给管理为重要特征韵“总供给”性的财政政策登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主导了政府政策的制定。
供给学派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减税，减税的重点是公司所得税，通过减税刺激供给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高赤字、高失业率、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下，里根接受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提出了“三少一增一紧”政策，即“减少税收减少非国防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国防支出，同时支持联邦储备局紧缩货币供应的政策”。
里根以供给性的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同时试图削减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
值得强调的是，里根减税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减税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减税，不管是l954年艾森豪威尔的减税还是1964年肯尼迪一约翰逊减税，都是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性的减税，即减税的最初目标都是为了刺激总需求，阻止经济衰退，这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供给性减税完全不同。
里根减税使美国经济从1982年底转向复苏，到1984年生产增长率达到6．8％，成为30多年来最有力的增长。
失业率由1982年的lO.8％降到1988年下半年5.3—5.4％，通货膨胀率也降到4.2％。
特别是80年代，美国政府利用公共政策调整机会适时促使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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