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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种植就绝谈不到，在北方推广种稻是有天然的限制的，当然，古人是不能充分利用地下水，但也不要忘记，地下水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古代北方农民只能是种旱庄稼。
我国古代农书里面讲起北方种地，一贯强调“保泽”（保墒），对于如何充分利用土壤中的水分，真可说是细致入微。
北方农民的锄头功夫是使人惊叹的，他们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从这句话可以领会到，他们靠了一把锄头在对付干旱上面是花费了多少的心血!
假如水的条件不是太坏，农民种地就不会是在这方面特别费力。
明朝的丘濬说：
“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惧旱，惟水潦之是惧，十岁之间，旱者十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
”这话大致也接近事实。
徐光启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引了丘氏的话，又加上注解说，“旱非不惧其所伤不如潦多尔。
旱而蝗，大可惧也，而蝗又生于潦也”。
徐氏的补充是重要的。
北方的旱和涝二者是相连的，这中间还掺上一个蝗灾，推究起来，都是“水”这个因素上面出的问题。
这种种灾难从我们的有文字的历史一开始就有记载，而且一直没有间断。
问题的中心是水，水的问题总也解决不好，农民只好乞灵于龙王爷。
特别是北方，到处修的有龙王庙，这是农业生产上水的条件不好的最显著的证明。
二、有两种说法值得商榷
说起我国农业的发展来，水的条件是不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理想的。
可是讲述中国历史的却有与这个现实不相符合的说法，硬说我国历史早期曾有过非常出色的农田水利建设，这是需要弄清楚的。
一种说法来自西方。
立此说者虽然是看到东方的几个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仑、印度都是很早就发展起来农田灌溉，后来又听说中国古籍里也有关于沟洫制度的详细记载，因而相信农田水利应该也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
这种说法流传颇广，到后来有人把它概括起来说，西方的文化是森林文化，而东方的文化则是灌溉文化，用以表示东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的类型。
西方人很早就知道尼罗河谷、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要晚得多。
来华较早的西方人看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区，可能会联想到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远在上古时期已经有了很像样的灌溉事业，也像其他他们早已知道的那几个文明古国一样。
通过他们的介绍，一般欧洲人就很容易对于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制度的存在不加怀疑了。
马克思、恩格斯讲到古代东方，也指出了农田灌溉的重要性。
我同意有些人的意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师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说过也包括中国在内，这一点不应忽略。
因此在谈这个问题时，不能引据他们的话。
西方人讲起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农业史，一般都强调农田水利的意义，往往把我国的水田经济和精耕细作联系到一起，这就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国传统农业的经营集约度是和灌溉密切相关。
例如K．WITTVOGEL在讲到汉代的农业生产时曾说，灌溉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意义，有如机器之于现代西方的农业生产。
这种理解也是导源于对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农田水利事业颇为完善的想法。
这里想要指出，那种想法是成问题的。
他们相信中国上古时期，也就是我国历史舞台主要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为限的时候，农田水利设施已然极为可观，至少也不亚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可是像这样规模的灌溉制度，自然应该是以水的来源充足为其前提，而恰恰这个前提是不可靠的。
他们也没有说明，上古时期的这种完善的农田水利制度是到何时趋于败坏的，以及败坏的原因何在。
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水旱灾害的频繁和严重程度。
如果他们真是像我们上面所设想的那样，知道了我国后来南方水田区的生产情况，却转而用来作为证明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生产现实的根据，那也是不合逻辑的。
特别是他们讲起“古代东方”来，在时问上究竟以何时为下限，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这也是后来人们关于所谓“亚细亚的”一词的解释颇有出入的根源之一。
可以简洁地说，前几代的西方人关于中国古代农田水利事业的设想和说法是缺乏可靠的证据的。
他们开始知道一些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在十六七世纪，那时他们自己是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
根据对埃及、巴比仑和印度的古代文明的认识，他们很自然地想像到，同样属于“东方”范围之内的中国，一定也是很早就有了一整套农田灌溉制度。
当代中国现实的专制政体——他们称之为“仁慈的专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想像之不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很容易同所谓“土地国有”的观念联系起来，而此二者正是古代印度的灌溉制度的前提。
这种被理想化了的农田水利事业，显然也是被他们理想化了的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联想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潮，他们关于中国灌溉文化的设想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不要为他们的美妙构想所迷惑。
另一个要讨论的是所渭“井田”问题。
前面说的西方人关于我国古代的灌溉制度的设想，与“井田”的传说有关，有的人把这个问题同西方人的设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的说法拉扯在一起，要人相信我国古代确实存在过一整套完善的沟洫制度。
关于“井田”问题本身，不在这里讨论，现在只是想从水的角度来估量一下与“井田”相配合的沟洫制度的问题。
如果古时候确实是实行过“井田”，依照传统的说法也就是那时确实有过一整套整齐的沟洫之制了。
那么首先要问，那些水是从何而来?
黄河中下游的气候一直是偏于干旱的，年降雨量在时间分布上又过于集中；
要说是利用山洪，大平原上山区又是有限的，古书上也没有提到过水库；
如果是在遍地皆是的沟洫里面把雨水储存起来备用，沟洫都近在由边，又有个盐碱化的问题。
北方平原上水源充足的河道相对说来是不多的，干河沟倒是不少，只能在多雨季节供排水用，谈不上用于灌溉。
讲到利用地下水，又缺乏关于普遍凿井的记载。
如果水的资源不是丰富，而是恰恰相反，那么调动大量劳动力普遍地开挖大大小小的渠道又是为了什么?
岂不费解?
更不用说那些大小沟渠是需要经常维修的，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
这样考虑起来就会知道，那些“古先圣王”想必不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来的。
这是一。
再说如果按古书上的记载，田问的沟渠是互相连通的，由小到大，沟的宽和深也逐级倍增，如是用来排水，问题不大，如果说这些沟渠是灌溉用的，那就要问水的流向。
灌田的水总是从远处引来流入田间的，也就是从大渠逐步分散到较小的沟内直到田里。
这就是说，与排水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果然如此，那就是所引之水要由深沟流人浅沟，岂不是先要把较深较宽的沟注满，最后才把水“抬举”到田里去?
天下又哪里会有这样拙笨的溉田法?
这是二。
如果这样讲不通，那就只还有一种解释，即同一道沟渠兼有排水和灌田的功用。
可是这却是不可思议的。
种田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田里排水的沟和灌田的沟乃是两套系统，排水沟是要低于田面而溉田的沟则必须高于田面。
因此可以推想，设想出来一种农田水利规划的人，要让同一套沟洫既管排水，又管灌溉，这只能是那般不接触生产实际的、好心肠的书生在书斋里创造出来的。
从书本上的记载来看，沟洫之用于排水是清楚的，用于灌溉交代的就不是那么明白。
虽说解经的汉儒也有指明这一点的，可是后世读儒书的人大都不求甚解，一般说来，好像是兼有二用的理解占着上风。
随便举个例。
到了清朝，许承宣作《西北水利议》时还说：
“古井田之制，夫问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
川者、水之汇也，万夫之所恃赖也。
旱则川之水可由浍以入洫，由洫以入于沟，由沟以入于遂，而不病燥；
溢则遂之水可达于浍，浍之水可达于川，而田不病湿。
”看他的话说得是多么畅快，就像沟洫里的潺潺流水一样。
这也难怪，他们一向就是这样背诵，这样想像的，而再也不肯去印证一下实际。
尤其是他们奉儒家的典籍为圣经教条，不敢有丝毫怀疑。
不用说一般不达世务的白面书生，就连像王祯那样的农学家，在他的《农桑通决》的“灌溉篇”中也只笼统地说，“若夫古之田井沟洫，脉络布于田野，旱则灌溉，涝则泄去，……”没有明白分辨排水与灌水，可是王祯对于农事，绝不能说他是外行。
倒是徐光启引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在讲到古籍中所记的沟洫制度，所有“遂”、“沟”、“洫”、“浍”等等，最深者也还没有当时东南一带农民戽水灌田那样深时，注曰：
“遂沟洫浍皆以去水，非以奠水也。
”意思是说，《周礼》里面讲的那些田问沟渠是用来排水的而不是灌溉用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光启读儒家经书不是人云亦云，他自然是注意到了灌和排是功效不同的系统，作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学者，他不肯含糊其辞，但他还是没有指出典籍中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从这里可以领会到，教条的压力是有多么大。
徐光启也和王祯一样，在高压之下就是讲到生产实际问题时也不能畅所欲言，辨明真理。
传说的古代沟洫之制是不真实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一直主要是种旱庄稼的，最早的重要农作物是禾（即北方谷子）、黍、稷等等，都是不甚需要灌溉的。
或者说，也正是由于供水的条件差，才只有种这些耐旱的谷类。
为了保证旱庄稼的收成而花费那样大的力量来开挖成套的沟渠，那是不好解释的。
还有一点。
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普遍按照同一格式兴修灌溉渠网，这只有在一个具有高度权威和行政效率的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才可能做到。
照传说的那样，不用说史实渺茫的黄帝和夏朝时代，就连商周两朝的政权也很难说同秦始皇式的专制统治相比。
没有那样的权威，即使不考虑到所使用的工具的问题，又怎能实现那样整齐的规划?
除非是像古代传说的那样，那时的统治者都是天生圣人，神通广大，普天下人一个个衷心仰戴，主动地惟命是听；
可是这种说法又是不可信的。
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那一整套配合“井田”的沟洫之制就只是用来美化和神化圣王的一种幻想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上古时代绝对不曾有过沟洫之类的建设。
黄河流域水的条件不好，无论是为了排水还是溉田，农民在有的地方挖些沟渠，原是平常的事，只是谈不上有什么统一规划。
孔子说过“禹尽力乎沟洫”，关于禹的事迹，孔子也未必见过真实的证据，显然只是根据传说，至少他没有说禹时定出过什么灌溉制度。
《左传》上记载郑国的执政“子驷为田洫”，得罪了许多人，看起来也不像是原来早已存在着整齐的灌溉系统，否则子驷为什么又格外生枝，而有的人又对兴修灌渠没有认识呢?
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凿渠灌田的明确记载，那些渠道的开凿跟后来书本上所讲的与“井田”配套的沟洫之制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不好说清楚。
联想到汉武帝时曾出现过全国普遍的兴修水利运动，“用事者在争言水利，……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史记·
河渠书》）。
说不定就是那个时候的儒生迎合潮流，联系“井田”的设想，又给它搭配上一套同样整齐划一的沟洫之制的。
当时专制政权的权威已经又树立起来，由统一的国家政府制定各种全盘规划的思想正在时兴，就在那个时候想像出来这种制度，是很可能的。
可是纸上谈农，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
他们讲的“井田”也好，沟洫也好，都只是一种示意图，不考虑地形，把大地设想为平面，那可能是以关中平原或中州大平原即所谓“中原”为基准。
古代所谓“中原”，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大部分，可是现在的水利专家认为，河南的排水条件不佳，是不宜于发展渠灌的（见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河南省召开的座谈会上李赋都的发言）。
地势、自然条件古今应是无大差别，这就是说，汉儒设想的古代沟洫之制是非常不现实的。
必须不要忘记，在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读书人有一种信念，或者说“理论”，那就是，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时代越往上推，人的聪明才智也越高，因此著书立说就往往得“托古以自重”，而且一旦被宣布为经典，就不容许任何人触动，只能笃信、学舌。
其实许多说法都是汉儒编造出来的。
可是后世迂儒谈起“政事”来，就大讲恢复“封建”、“井田”，一讲“井田”，就连带着大讲沟洫之制。
实际上是越谈水越成问题。
当然也还有明白人，例如邱濬就说过，“井由之制虽不可行，而沟洫之制则不可废。
……为今之计，莫若稍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如此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
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亦不能为害矣”（《大学衍义补》）。
这里所说的办法还是比较切实的。
不过还得记住，这里讲的只是排水而不是灌溉。
总而言之，古代儒家经典中所讲的沟洫之制是不可信的，因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也找不到比较具体的根据。
只是古代沟洫之制的说法是同“并田”结合在一起的，过去不少读书人好像也是因为书本上讲的沟洫之制极为理想，而更坚定了他们对“井田”的信念。
最近这些年来，相信古代确实实行过井田制的人好像又多了起来，更加上了“亚细亚的”学说这样的外援，说不定这种与“井田”互为表里的沟洫之制的神话也会借此还魂，那将对于今后的农田水利建设（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应该不惮词费提出来讨论一下的。
总括起来说，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的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像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所讲的“东方”，实质上并不包括中国在内。
我国古籍中所记的沟洫之制，是所谓“井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井田”一样都是出于汉代儒生的虚构。
西方人的幻想，一部分也是受了中国传说的影响。
我国儒家的这种虚构以一种教条的形象，两千年来迷惑了不知多少迂儒，今天看来，它又颇有援引西方人的议论，假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再度以教条的形象来扰乱我们关于建设现实的农田水利的构思之势，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三、除水害第一兴水利第二
明代著名的《潞水客谈》（或题《西北水利议》）的作者徐贞明说，“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明史》本传）。
他讲的自然是明朝时候的情况，他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兴修水利和防除水害本是讲求治水的两个方面，而这二者又确实是常常纠缠在一起的。
一般说来，人类是先想到如何适应自然，然后才逐渐设法改造自然。
就同水打交道来说，一上来是逃避水的危害，进一步才考虑如何消除水害，这就开始了对自然改造活动。
具体到农业生产上面，这就是企求保证收获，至少是尽可能减少损失。
等到人的能力进一步有了提高，对水的认识更深刻了，于是再想法把它利用到农业生产上面来，这就是兴修水利了。
先求保收，然后再求多收，这应该是一般的逻辑。
从历史记载来看，古代传说大禹“平治水土”，意思是解决了洪水为害的问题，接着就是安排农田生产，这也可理解为包括兴修水利在内。
孔子也有“禹尽力乎沟洫”的话。
不过这里所说的“沟洫”是否一定要理解为农田灌溉，这还是值得思考的。
反正战国时人假托大禹所写的《禹贡》里面就只讲了“导水”，并没有提到开凿灌溉沟渠。
《左传》上记载的郑国“马驷为田洫”，那个“田洫”如果理解为用以排水的，也并不是讲不通。
看来如果不囿于我国远古时代已有完善的灌溉制度那样一种成见，而认为那个时候水的问题主要是在避害方面，这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郑玄注释《小司徒》就指出过，沟洫是用来消除水害的。
清朝程瑶田专门研究过沟洫的问题，他在《井田沟洫名义记》（收进他的《沟洫疆理小记》中）一文中也说，“余亦以为备潦非备旱也。
”可见古来的“经师”当中，也颇有认识到这一点的。
河渠书》中在讲过大禹治水之后接着叙述的那些水利事业，都是战国时期的事，而太史公所着意的好像是以“行舟”为主，只附带着说，“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而且就全文来看，那里所记的灌溉之利，在时间上也许包括战国以后，为了行文方便，笼统地用“自是之后”一句来概括。
这就是说，关于开渠溉田的明确记载都比较在后，而比较最早和可靠的农田水利的兴建如西门豹之于邺下，李冰之于蜀，又都确实是从解决水患开始的。
郑国渠倒完全是农田灌溉工程，可是考虑到秦人发觉了阴谋而欲杀郑国，就可知当时更重视的是政治影响。
这就说明，那时的人对农田水利虽然有了认识，但还是不够普遍。
也许可以设想，郑国渠的成功得到广泛的承认之后，灌溉的效果才进一步明确了。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开渠灌田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
想到兴修农田水利是由于田里缺水，而水这种东西，缺了固然不行，多了也是祸害，问题在于控制。
修了沟渠就是给水开了路，一个控制不好，水势大至，等于是引火烧身，主动招来水患，那当然是失算。
因而显然是在有了控制水的把握之后才考虑设计引水溉田的。
前面提到程瑶田，他的《沟洫疆理小记》是很有名的。
他虽然也是在“说经”，但也颇有值得注意的看法。
他也认为古先圣王治水是除水害，“若夫后世引水为渠以溉田，此沟洫之变法。
沟洫为除水害，引渠为兴水利”。
但他接着又指出“然水利兴而水害益烈”。
他本不以引渠为然。
他认为司马迁作《河渠书》就是“极言渠之大为河害”，而班固的《汉书》里面把《河渠书》改题为《沟洫志》是“名不得其正”。
他高度评价郑玄“言沟洫为除水害”的说法是“诚哉圣人之法，异于后世之言水利者也”。
他的结论是“圣人主除水害而利存，引渠之法主兴水利而害卒不能免”。
程瑶田的话有一点确是值得深思的，这就是，水害和水利二者是会互相转化的，其中的道理绝不简单，在规划治水时绝不可掉以轻心。
说明白些也就是，在设计兴修水利时，先要想一下防除水害的问题。
稍后于程瑶田的周梦兰作《五省沟洫图说》，也是认为古人所讲的沟洫之制是为的除水害，不过他仍主张在北方广泛修建沟洫。
他说：
“昔人谓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用之则利，所以东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也。
”接着下了个断语：
“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
”他这样的看法是由于他是从治河的角度出发。
他以为北方普遍修起沟洫，引黄河水溉田，一以减杀黄河的水势，再则经常把河淤运到田里，可以肥田，这就是把除害与兴利二者结合了起来。
当然他的想法只是个原则，也并不切合实际。
明朝的周用在治河问题上已经提出过这种主张，再往上还可以推到西汉的贾让。
无论如何，这种兼顾除害兴利的思想总是值得重视的。
在设计农田水利时，不要只打如意算盘。
一般说来，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说是在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向前更进了一步。
结合除害来兴利，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因为这是超出了群众的消极避害的愿望。
如果执行得好，也会在广大群众中提高对治水兴利事业的信心，而这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从很早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小农更具体地说即小土地所有者，总是惮于牺牲眼前利益的，开挖水渠要占用许多人家的土地，再加上要人们提供劳动力和物资等等，主动赞成的是不会多的。
但是如果结合上除害和防患，事情就容易办得多。
史书上记载着不少结合除害兴修水利的事迹，这里可举最著名的太湖区的农田水利为例。
太湖是那一带大小水流的总汇，源源不断的水最后顺了湖东面的吴淞江和另外几条河道流入大海或长江。
由于下游河道经常淤垫以及土地利用的不合理，水的去路一个不畅，湖面就要上升，湖水外溢，这就造成水灾。
因此在那一带兴修水利，是和治理水患分不开的。
防治水患的中心环节是下游疏导。
特别有名的是五代时候统治太湖区的吴越国设立了专一担任疏浚河道的“撩浅军”，解决了地方水患的问题，使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保证，从而奠定了广大地区农业繁荣的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
农田水利建设全面开花，说明当地农民群众是赞成的。
不过灌溉工程绝不是一劳永逸的。
河身的淤垫是经常的，各种水草的滋生也是完全自然的，如不根据情况随时进行维修，效益就不能维持长久。
仍以太湖区为例。
据北宋人的记载，吴越国归并宋朝政权之后才四五十年，显然是由于原来的管理制度败坏了，水患就逐渐多了起来，需要通盘治理。
那时以太湖为中心的水田区已是全国财赋的中心，当地的农田水利自然是格外受到重视。
有过许多的人如郏亶、单谔等，都致力于太湖水利的研究，著书立说，但一直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整修。
从后来明朝许多人议论吴中水利，多次施工整理，可以知道是不断出问题的，而前后提出的意见虽然因具体情况变迁不尽相同，但最主要的始终是个下游疏浚的问题。
这就说明，灌溉系统不单是建设起来绝非轻而易举，经常性的管理维修也很不简单。
水利设施如渠道、闸堰等等，都要经常检查修整，那是要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的，往往是管理不善，受益户对这种经常性的开支再有个不够积极，这就是许多农田水利设施不能维持长久的主要原因。
就拿最著名的都江堰来说，现在一般说起来是2000多年以来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其实话是笼统的。
元朝揭侯斯有一篇《大元敕赐修堰碑》（《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二），里面说到，“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自秦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大为民害”，他没有指明是哪个朝代什么时候曾经“大为民害”。
但他的话显然也不会是信口乱道而是必有所据。
这就是说，像都江堰那样效果昭著的水利工程，也有失修的时候。
还必须想到，一项水利事业如果一旦破坏了，紧跟着就会一变而为水患，而不是只变得无用而已。
因为失掉了控制的水是会闯祸的。
这就是说，开挖的灌渠本身很自然地就潜伏着引起水患的因子在内，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
揭傒斯下面接着说，“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上下交病”，最后由懂事的地方官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又修复起来。
由此可见，维持农田水利事业是多么不易。
甚至可以说，维持比起兴修来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
这是因为在兴修时，人们预期着未来的效果，积极性是高的，建成之后，就容易只想到受益，如果分配用水再处理得不好，出现豪强垄断，经手人员舞弊等等事情，群众就会心灰意懒，公益事业即将有始无终。
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史书以及地方志里记载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不少只是夸耀历史上的陈迹，徒供后人凭吊，或者闻名一时的渠道，曾几何时就已然被人忘却，只给大地上留下几道干沟。
特别是在北方大平原地区，长时期保持不败的农田水利建设是罕见的。
四、有了有效率的政权，才会有有效的水利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典型的农田灌溉制度，其根据之一是，中国有专制的政权。
从表面上来说，治水，无论是除水害还是兴水利，都是要在比较广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这样拟定出来的方案才会更合理，因此由一个专制的权威来主持，应该是合宜的。
或者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这个政权管理的地域越大，治理方案也就会越理想。
这样看来，兴办水利和专制政权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了。
可是如果拿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印证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根据明确的历史记载（即不是推想、猜测或不可尽信的传说），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至少是有一定规模的）的开始，可以说是同政治上走向封建专制阶段大约同时，也就是战国时期；
而正好也是在那时实行起来土地私有制。
当时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自然也注意到水利建设。
像见于记载的漳渠、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是官方主办的，这就显示出来水利建设同政权的密切关系。
秦始皇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政权空前集中，按说是为兴修水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他对此事好像是全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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