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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提出的自利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观点被斯密体统而且合法化，同时也彻底奠定了理性人的基础。
人追求自身利益会导致公共利益，但是也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造成社会繁荣有前提条件，即政府要发挥调节作用。
荷兰医生孟德维尔（1670——1733年）。
孟德维尔在其《蜜蜂的寓言：
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蜜蜂的王国，最初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社会一派繁荣。
后来，节俭的品德流行，经济逐渐陷入萧条。
“手工业者——不再有人订货；
艺术家、木工、雕石工——全部没有工作而身无分文。
”孟德维尔认为，节俭对个人而言是美德，对社会却是罪恶。
节俭带来的是失业增加，商业衰落和经济崩溃。
相反，奢侈对个人而言可能是劣行，对社会则可能是好事。
因为奢侈消费可以增加需求，增加就业，可以促进社会繁荣。
分工受什么制约？
交换受市场范围限制，市场范围由运输效率决定。
他还考察了人口规模对生产规模进而对分工的影响。
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原理”
斯蒂格勒感叹“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杨格强调指出，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斯密困境（Smith’sdilemma）：
“看不见的手”（或斯密原理）和斯密定理（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的矛盾（Stigler，1951）（1982年诺奖获得者）。
推荐：
斯蒂格勒：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
（二）迂回生产（round-about）：
庞巴维克（1851～1914）
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
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
庞巴维克
欧根.庞巴维克（1851-1914）被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位伟大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资本理论专家。
老门格尔退休以后，他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
直接受到他教诲和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列出维克塞尔，熊彼特，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米塞斯以及哈耶克等著名经济学家。
熊彼特认为庞巴维克足以和李嘉图相提并论，而他的代表作《资本实证论》“…是攀登经济学中最高峰的一种尝试，其成就实际上达到了一种高度，在这一高度上只有少数几座高峰巍峨屹立。
庞巴维克是一名政府高官的儿子，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学院。
随后，他到德国跟随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尼斯学习。
1884年，他出版了后来以《资本与资本利息》为总标题的三卷本巨著的第一卷，名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921年第四版；
英译本1890年出版）。
1989年，他出版了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921年修订到第四版，英译本1891年出版）。
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行政（他三度入阁）以及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批判等事务所干扰。
就这样，他在1896年出版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终结》（英文版是1898年出版）。
随后，在1905年，他拒绝了国王的邀请而出任维也纳大学教授。
他开设了一个著名的讨论班，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尤其是第三卷）的逻辑。
直到1920年他去世，都没有写完《资本与资本利息》的后续内容，只是对《资本实证论》作了大量增补。
1921年，维塞尔写了一篇导言以后，以《关于资本与利息的论文续集（1909－1912）》为名出版。
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是奥地利学派一脉相传的。
即认为产品的总效用等于它的边际效用乘以单位数量。
而生产手段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大于的数额正好等于所流逝的这段时间的利息。
这样，就牵涉到庞巴维克更著名的资本理论，特别是利息理论。
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庞巴维克正是这方面的先驱。
他提出了利息贴水理论来解释利息的实质。
其中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第一是人们总是看重现在的产品，目前的生活。
现在的产品与未来的产品相比总是会被高估；
第二个因素则是对财富增长的预期，所以人们总是看重现在的消费。
第三个因素最重要，即迂回的生产，这是奥地利学派生产理论的核心。
即随着越来越多资本品被生产出来并用于制造其他最终产品，整个的生产过程被逐渐延长，越来越迂回，而利息就是体现这种迂回程度的一个变量。
后来的费雪乃至凯恩斯都批评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但是熊彼特指出，“…可是他的思想还是继续起作用，并使人们，包括那些批评者与诋毁者在内，都从中受到教益。
综合庞巴维克以上三条理由，资本家必须要支付利息。
资本的出现使得生产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资本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概念毫无立足之处。
奥地利学派始终强调，价值永远是主观的。
（三）增长理论的“误导”：
马歇尔
经济学家马歇尔从来不用分工理论来论述生产力的提高。
相反，他用“规模经济”取代了“分工经济”。
由于马歇尔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规模经济”令后来者们无法跨越，乃至后人多有认为，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产业和地区，其经济效益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规模化生产，而不是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
但是，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
“内部经济规模”和“外部经济规模”。
他认为，内部经济规模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的规模经济；
外部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所产生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苦恼：
马歇尔冲突。
马歇尔在分析规模经济成因时，发现了被后人称之为“马歇尔冲突”的矛盾，即大规模生产能力给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性，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加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
自马歇尔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
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
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和熊彼特（Joseph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企业家机制，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至于在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占居了统治地位。
（四）分工理论的最高峰：
阿伦·
杨格（1876～1928）
杨格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
杨格的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代表了当时研究分工问题和报酬递增的最高成就，也是被当代研究分工问题文献引用最多的文章。
他重视分工、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发了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
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被后人概括为“杨格定理”，择其要有以下几点:
①有保证的收益递增依赖于渐进的劳动分工；
②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彼此增进；
③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
针对马歇尔就纯粹生产者和纯粹消费者绝对分离的论点，他强调了分工中所有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称地位，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给决定的，扬格称之为倒数需求律。
他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分别是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
为了全面解读杨格的有关思想，还须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1）动态均衡——静态均衡。
扬格认为，产业的运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随着分工的不断演进，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会带来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进一步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上述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并逐渐深入的，是内在的动态均衡，而不是静态均衡。
分工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果。
因此，专业化经济与劳动分工才是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源泉。
（2）专业化经济——外部规模经济。
按照扬格的观点，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化分工，仅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单个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报酬递增是真实经济中的动态经济现象，是由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应当把大规模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统一起来。
扬格提出了社会收益递增概念，以区别于马歇尔的规模收益递增概念。
并认为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
（3）迂回生产——直接生产。
迂回生产方式作为分工的最大特点，其发展会使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企业，从而导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扬格将这种由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称为“市场规模经济”，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
在这里，分工、迂回生产方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是同一含义的概念。
迂回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是人均资本的增加，这不仅是指投入的增加，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劳动分工是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
反之，企业家也必须在不同的迂回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
（五）创新理论的先驱：
熊彼特
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
（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
（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
（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
（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
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
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
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
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
”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
除利润动机外，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由五个要累构成的：
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
1、建立私人王国。
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潮。
”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
由于他有一个创立私人王国的梦想，这在现代世界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工商业上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
2、对胜利的热情。
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
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
”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视”。
3、创造的喜悦。
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
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
。
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
”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
回想一下徽商的没落。
贾而好儒。
由于他想要享受创业的愉快，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就是想要发挥自己的精力与智慧。
4、坚强的意志。
企业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
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
”“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
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
”，由于他有一种征服的意志，有一股不可抑止的奋斗欲念，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他所追求的就是成功这一事实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所产生的果实。
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
这些能力包括：
1、预测能力。
企业家应具有“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机会，挖掘市场中存在的潜在利润。
2、组织能力。
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是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
”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
3、说服能力。
企业家善于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可能性；
注重取得信任，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实现生产方式新组合。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
Schumper,JosephA.：
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
年轻熊彼特的三个理想：
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六）专业化分工理论的复兴：
杨小凯（1948～2004）
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
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核心思想是：
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对分工深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能否实现高水平分工则与交易效率有关；
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决定着专业知识的积累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决定报酬递增。
分工的深化取决于交易费用与分工收益的相对比较，呈现出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
因此，通过大量的关于分工组织的试错实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从而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改进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使他们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提高，形成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上述这种自发演进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效率很低，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
随着劳动经验的逐渐积累，生产效率有所提高，经济开始逐步增长，人们相对可以承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通过互相交换产品，开始产生初步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由于专业化生产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的“溢出效应”，使生产效率进一步上升，经济发展逐步加速，使人们在权衡专业化将带来的报酬和将要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实验新的分工组织，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水平。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
杨小凯：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内生曾理论问题的提出
1．索罗模型中三个关键的外生变量：
储蓄率（s）、人口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g），如何实现稳定的技术进步？
换言之，A从何而来？
2．AK模型表明，放松边际产出递减的假定可以实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那么什么因素可以打破边际产出递减？
3．索罗模型中，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劳动（L）和资本（K）都是同质的，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吗？
为了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就必须避免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或者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engine）。
基于这个目标，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通过扩大资本的范围——例如将人力资本等其它资本包括进来，并继续把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KingandRebelo,1990；
Rebelo,1991）；
另一个发展方向是认为经济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按照这个思路，当个人或者厂商积累新的资本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提高他人所拥有的资本的生产率。
这种溢出效应可能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bydoing）而发生在物质资本投资过程（Arrow，1962），或者发生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Lucas，1988）。
第三个发展方向是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AghionandHowitt,1992；
GrossmanandHelpman1991c；
Romer，1990）。
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对于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大陆在20世纪后20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新增长理论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1994；
GrossmanandHelpman,1994）。
三、边际产出递增的源泉：
外部性模型
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以外部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增长模型。
它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较长的研究传统，也是第一轮内生增长模型的核心，在增长理论文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类增长模型的基本特征是：
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
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
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
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
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巴罗的公共品模型等，阿罗及其后继者提出的“干中学”模型则是这类模型的重要先驱。
（一）“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模型
阿罗（Arrow，1962）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
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
一方面（纵向）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杨格定理和卡尔多定律）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
另一方面（横向）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
一个经济范围内的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
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
阿罗引用怀特（White）的研究作为证据，美国空军生产每架战机所费的工时与该厂家生产过的战机总数的立方根盛成反比，这一关系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
但是，在Arrow的“干中学”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摩尔定律
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摩尔定律”，它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于1965年在总结存储器芯片的增长规律时（据说当时在准备一个讲演），发现“微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目每12个月翻一番”。
当然这种表述没有经过什么论证，只是一种现象的归纳。
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说法，使其享有了“定律”的荣誉。
后来表述为“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或者说“三年翻两番”。
这些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表明半导体技术是按一个较高的指数规律发展的。
就在摩尔定律提出3年后，英特尔公司诞生了。
从它1971年推出第一片微处理器Intel4004至今，微处理器使用的晶体管数量的增长情况基本上符合摩尔定律。
有人认为英特尔刻意要求公司的技术发展符合摩尔定律。
2002年11月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摩尔先生时，年已古稀的摩尔先生说：
“开始时公司并没有把摩尔定律作为一个驱动力来看待，说老实话，我是直到10～15年前才能够启齿用摩尔定律来称呼它的。
开始我们只是试图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推动存储器芯片电路技术的发展……起初我们仅仅是想尽快推进技术的发展，但后来发现，发展几乎总是沿着同一条曲线前进。
要说我们真正地刻意按照定律推动技术朝此方向发展那是从最近几代技术才开始的。
”这表明芯片工业一开始就比较准确地遵循着这条定律的轨迹发展着。
只是后来英特尔才把它写进了公司的发展计划，这也比较符合在特定阶段的发展实际。
今天，我们手头使用的电脑有几台没有“Intel”的标记呢？
可以说，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即我们常说的CPU）引导了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代表了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轨迹。
一系列与电脑相关的产业，甚至软件也都按摩尔定律的指数规律发展。
根据新摩尔定律，互联网用户每9个月增加一倍，同时信息流量与带宽也增加一倍。
实际上，在产业竞争的驱动下，不按这样的速度研发新的产品，企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目前，大规模芯片生产已达到0.25微米工艺。
微电子工业发展每下一步的线宽大约是前一步的0.7倍，因而0.25微米的下一步是0.18微米，其后是0.13微米、0.09微米、0.06微米。
如果芯片生产仍然能以3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那么在十几年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硅芯片技术0.05微米的物理极限。
摩尔定律是否已经遭遇到挑战了呢？
其实不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即使硅芯片技术达到了极限，人们还会发明其他的替代技术，如人们热心的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
即使英特尔公司走到了终点，还会有其他的公司接上来。
这就是技术经济时代新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换个角度说，微处理器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只是技术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就拿我们身边的汽车工业来说，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如果说半导体工业的“摩尔增速”已令人惊奇不已，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大惊奇的是生物技术的增速发展，我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在微芯片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的技术指标非常容易量化。
无论是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还是芯片的运算速度等指标，都直接反映出计算机领域的发展速度。
在其他产业中并不是都有这样清晰量化的指标，但是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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