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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民主，就是货真价实，有据可查的“democracy”。

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

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

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

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

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

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

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

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

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

于是就剩下个供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

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

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

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

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

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

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

谁说中国人“不认真”呢?

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不过泛泛而谈，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毕竟没有例子，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编成书，还配上图，“认真”得要命。

当然，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一得势就“封妻荫子”，让后人乘凉。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就对子女尽责来讲，都是一流的。

私德太盛，公德难免欠缺，哪里“兼爱”得过来。

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

道德究竟是什么?

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

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

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

古希腊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

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

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

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对科学，哲学，，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

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

古希腊也有类似“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

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

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

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不“愚”?

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

西方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

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

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

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

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

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

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

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

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

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

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

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

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

结果只能是向后看。

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

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

神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

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

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

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

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

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

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

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始终缺少对政权与，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

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

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

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

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

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

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来平衡公和私?

天理又是什么?

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

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

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

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

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

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

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

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

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

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

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

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

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

就连以保守著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

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了。

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

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

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

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

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

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

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

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2　　中国哲学的贫困与出路

摘要中国哲学的贫困窘境是由于崇拜西方分析哲学的结果。

要寻找出路，必须回到中国传统的综合、分析哲学上来。

本文从“吉”、“喆”、“嚞”、“悊”、“哲”等字，以及“思维、思想、智慧等词，进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指出中国哲学就是双吉之学，多吉之学，合分之学，知人之学，思维之学，智慧之学。

关键词嚞喆综合分析悊哲思维智慧

中国哲学曾经的辉煌就是“全民学哲学”的运动，但在辉煌之下也蕴藏着危机。

其辉煌之际，表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前身被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如今天把经济凌驾于社会之上一样：

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社会效益。

其实社会效益就包涵了经济效益，正如同社会科学就包涵了哲学一样。

其实说它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不如说它是政治社会科学部。

所说的“哲学”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都是为无产者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物质服务的，为夺取政权服务的，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的。

一旦整个社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唯物论”的哲学，就难于为有产者的“唯资论”服务了，也就更难为今天的以人为本的“唯人论”服务了，其贫困的窘境也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哲学何以会走进贫困的窘境?

原来这个中国“哲学”不是中国的“喆学”，而是西方的哲学。

西方哲学侧重于分析，而忽略了综合。

请看“哲”字便明白。

它由“扌”、“斤”、“口”三字构成。

“扌”就是“手拿”的意思;

“斤”就是“斧斤斫砍”的意思;

“口”用来吃飯、讲话，这里是讲话言说。

言为心声，所以“哲”又写成“悊”。

“悊”与“思”都有一颗“心”，但“折”侧重于思维方法中的分析方法，而“田”则是思维对象和方法兼重，思维方法中的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兼重。

“折”字符号给人类显示的意思是，手拿着斧斤斫砍木材，进行分析的

实践活动：

了解树木的年轮，有无疾病，削减旧枝让生长出新芽，砍伐木材搭建房屋，制造家具等。

当年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学思想侧重于分析的表现，而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则是侧重于综合的不同观点。

其实何止“一分为二”，也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一分为六，一分为七，一分为八，一分为九，一分为十，一分为百，一分为万千。

同样“合二为一”，也可以合三为一，合四为一，合五为一，合六为一，合七为一，合八为一，合九为一，合十为一，合百为一，合万千为一。

所以，分和合，即分析和综合都是中国“喆学”的基本方法问题。

中国哲学的出路就在于用回中国的“喆学”二字，回到中国的喆学思路上来。

中国古代的“哲”字是由“喆”、“嚞”来表述的。

即两个“吉”并列为“喆”（哲），三个“吉”叠列为“嚞”（哲）。

何以两个“吉”为哲，三个“吉”为哲，这就势必要了解“吉”字的意思。

《说文解字》释“吉”为：

“善也，从士口。

“吉”字由上“士”下“口”组成。

“士”，由“十”综合成为“一”，又由“一”分析成为“十”，因此善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人，就称之为“士”。

“士”字上的“十”字架也是时空的“十”字架，因此能从时空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人，也往往称之为“士”。

“士”思考问题后，出“口”表述就为之“吉”。

善思、多思为之吉。

一个“吉”只是个人的吉，只有男人和女人两个人的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

或者说，只有白天的吉不是真的吉，只有白天和晚上两个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

还有说，只有东半球的吉不是真的吉，只有东半球和西半球两个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

“喆”就是喆思，就是善于思维，善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不但由“十”综合成为“一”，又由“一”分析成为“十”，还能将“廾”综合成为“一”，又由“一”分析成为“廾”，并连续用两个“口”表述出来，那就是“喜”字了。

如果说，“吉”是由“一”分析成为“十”，又由“十”综合成为“一”，用一个“口”表述出来的话;

那末“喜”则是由“一”分析成为“卅”，又由“卅”综合成为“一”，用两个“口”表达出来。

古代的“卅”表明是多数的意思，能将众多的东西综合为一，又能将一的东西分析为众多，连续用两个“口”说出来，其喜悦的程度人们都可体认到。

吉兆、吉祥只不过是象征而已，而喜悦、喜欢则是身体的亲自感认了。

不只一人喜欢，而是两人喜欢，那就成了“囍”事。

男女婚姻大喜、双喜，为的是能生下有“喆”思的聪明的孩子，这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希望。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喆”字是在《尚书》的《虞书》、《商书》和《周书》里。

《虞书&

舜典》：

“重华协于帝，濬喆文明，温恭允塞。

记载的是虞舜（重华）协助尧帝治理天下的事，重华的生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鉴;

重华的性情有温和之色，恭顺之容。

在这里把“喆”定为“智慧”。

皋陶谟》：

“知人则喆，能官人;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能喆而惠，何忧乎驩兜?

何迁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

”这里把“喆”定为“知人”。

《商书&

伊训》：

“敷求喆人，俾辅于尔后嗣。

“喆人”就是知人的人。

说命上》：

“知之明喆，明喆实作则。

明喆就是明智，知人知事则为明智，明智则能制作法则。

而在《周书》讲到“喆”的地方就有多处。

《周书&

洪范》：

“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喆，聪作谋，睿作圣。

大诰》：

“弗造喆，迪民康。

“爽邦由喆，亦惟十人。

康诰》：

“往敷求于殷先喆王，用保乂民。

“别求闻由古先喆王，用康保民。

“我时其惟殷先喆王德。

酒诰》：

“在昔殷先喆王，迪畏天显小民。

经德秉喆，自成汤咸至帝乙，成王畏相。

召诰》：

“兹殷多先喆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

“呜呼!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喆命。

今天其命喆，命吉凶，命历年。

呂刑》：

“喆人惟刑，无疆之辞。

由于周朝实行的是“封建制”，不但需要有“喆人”，而是需要更多的“喆王”。

比《尚书》还要古老的《易》书里，其卦爻辞中，却没有出现一个“喆”字。

但是出现的“吉”字却是频率最高的一个字，一共出现有144次。

在64卦的卦爻辞中，除了观卦、剥卦、坎卦、夬卦四卦未有出现“吉”字外，其余60卦都有“吉”，尤其是“讼”卦，不但卦辞中有“惕中吉”，而且爻辞中的初六爻、六三爻、九四爻、九五爻都有“吉”字的出现。

可见，中国《尚书》的“喆”是由《易》中的“吉”而来的。

如果《尚书》中说的“知人则喆”，和《易》的“趋吉避凶”主旨，再和老百姓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联系思考的话，接下来的是“知心知音不知意”，再接下来的是“知意知章不知日”，最后则是“知日知月不知易”。

可见，《易》乃中国符号学之根，中国喆学之源。

知道源就应知道流，知道根就应知道路。

在甲骨文中，尚没有“嚞”、“喆”、“悊”、“哲”字。

而对“吉”字的写法也有许多种：

有把“士”刻成男士的生殖符号，把“口”刻成女性的生殖符号，有男有女当然是“吉”，有吉就有喜，这是所有人

发展自身的喆思。

有把“士”刻成牡器符号，有把“口”刻成牝器符号，有牡有牝的生产器具，人类就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这是人类发展的喆思。

有把“士”刻成“王”字的符号，有把“口”刻成人口的符号，有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这是社会治理的喆思。

有把“士”刻成无柄之斧的符号，把“口”刻成垫具的符号，“吉”字成一斧一碪之形，斧头在碪砧上所砍之物当为吉祥之物，这是人们生存的哲思。

在《尔雅》中出现了“哲”的释言：

“濬幽，深也;

哲，智也。

不管《尔雅》是否为《尚书》这部经典作阐释，对《舜典》：

“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中的“濬哲”二字进行训言也好，却是第一次出现了对“哲”字的解释，并且注明其意思是“智”的意思。

在《尔雅&

释训》中对“智”又训为：

“条条、秩秩，智也。

“条条”就是条分缕析，“秩秩”就是積資积聚。

前者分析，后者综合。

特别是“秩”的读音为zh&

igrave;

，与“智”的读音同，说明分析在“智”中固然重要，而综合在“智”中更为重要。

中国的文字符号在汉朝已基本确定下来，所以到今天，人们研究汉字多以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圭臬。

《说文解字》释“哲”为：

“知也。

从口折声。

悊或从心。

嚞，古文哲从三吉。

在这里，许慎从“哲”字的义、音、形，以及其由上古至汉朝

“嚞”、“喆”、“悊”、“哲”字的变化过程来进行阐释。

首先要知道“哲”字的意义是“知”：

知字从口从矢。

《尔雅》训：

“矢，弛也;

矢，誓也。

平时要掌握知识，把许多有用的矢箭装进口袋中去，而需要用之时便可从口袋中掏出矢箭去弛射击东西。

比喻知理之速有如矢之疾也，也就是说思维敏捷，快思即为哲也。

古时“知”与“智”相通：

“知”就是知识、认识、知道、了解、明白等意思;

“智”就是智力、智慧、智能、聪明等意思。

其实“知”与“智”是有区别的：

“知”是地球上的“知”，而“智”是太阳系中的“智”;

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表面上是“知识改变命运”，实质量是“智慧改变命运”;

因此，尚书中的“知人则哲”，应在今书里改为“智人则哲”。

“嚞”、“喆”、“悊”、“哲”字的读音和“折”字的读音同为zh&

eacute;

。

音同必有形同、义同之意。

“折”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都像用曲把斧砍折一木之形。

因此，刀斧砍断曰折，两手折断亦曰折。

《说文解字》释“折”为：

“断也。

从斤断艹。

“折”的本意也就是对草木的折断、砍断，引伸则有判断、决断、了断和辨别的含义。

“哲”字原本为“悊”也是对的，心与口一致，言为心声。

心中的思维活动只有借助口中的

语言才能进行，心中的思维活动也要借助口中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思维和口中的语言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所以“悊”又是“思”，又是“惟”。

“悊”字为“心”上折断的草木，这些草木是在田地上生长起来的，没有田地何来草木?

从这个意义来说，悊就是思。

一个“思”字，包涵了思维工具、思维对象和范围，以及思维方法。

“心”是思维工具：

不但包括“心思”和“脑思”，原来“思”写成“悤”，下面是“心”，上面是“囱”（脑）。

思要用“心”和“囱”，用心思侧重于感性思维，用囱思侧重于理性思维，只有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思”。

所以心和脑都是思维工具。

“田”则是思维对象、思维范围和思维方法。

思维对象：

是禾生的“农田”，还是人的“心田”，或是人的“性田”，三者皆是。

思维范围：

囗。

思不能漫无边际的思，一定要在时空的框架下明确界线里的内外。

思维方法：

十、士、田。

时空的十字架：

时间的春夏秋冬，空间的东西南北;

十综合为一，一分析为十;

坚持时间上的十综合为一，一分析为十，再坚持空间上的十综合为一，一分析为十。

“思维”和“思想”也是紧密相连的。

“维”就是“纟”（丝）为代表的草本植物，而“佳”就是“不善鸣叫的禽鸟”为代表的动物，也就是“想”字上的“相”，即“木”和“目”，“木”为植物，而“目”为动物。

植物和动物是密切“相”联的，先有植物，后有动物。

思维要处于最“佳”状态，就要把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人的关系相处好，也要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