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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工业品出口增势强劲,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

  第二,企业效益明显提高。

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利润成倍增长。

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622亿元(创90年代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1倍;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903亿元,同比增长2.1倍。

前不久,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讲,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也出现了重大转机。

据最新统计,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1997年底的亏损面为39.1%)中,已有3463户实现脱困,占52.2(亏损面降至不足20%)。

从地区看,已有22个省区市实现净盈利,净亏损减少到8个。

从行业看,14个重点工业行业中,除煤炭、军工外,都实现盈利。

  第三,财政税收大幅增长。

1~7月全国税收收入71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收1251亿元,同比增长21.3%。

其中受企业效益增加、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影响,国内增值税(增长18.5%)、企业所得税(完成604亿元,同比增长25.7%)、进口税收(代征增值税、消费税增长36.3%,关税增长22.3%)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1.1%,已完成全年计划的160.3%)均较大幅度增长,这四类税收增加额占全部税收增加额的80%以上。

  第四,需求开始转旺。

被誉为需求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正全面回升。

出口需求:

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57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3%,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增长分别为35.8%和36.8%,累计贸易顺差144亿美元。

出口加快主要得益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

目前祖国大陆出口的最大贸易伙伴依次为:

美国、香港、日本、欧盟、东盟、韩国、台湾,除美国外,这些都是经济恢复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

消费需求:

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0.0%,增幅加快。

其中5月份出现了“假日经济”这一中国特有的消费经济现象。

7月份还出现了“夏日消费”特征。

因7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炎热,各种应季的防暑降温商品,如凉席、防晒霜、游泳衣、风扇、空调、啤酒、饮料的销售大幅度增长。

投资需求:

1~7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达938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以上),增长12.6%,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55.9%)增长7.4%,更新改造投资(占18.5%)增长22.5%,房地产投资(占25.6%)增长24.1%。

  第五,物价下降的势头得到基本遏制。

1~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2%,其中7月份上涨0.5%。

消费价格已经结束了两年多的负增长。

上半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也转为正增长,结束了长达3年多的负增长局面。

目前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月为-1.8%)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仍为负增长,但降幅比去年同期均缩小了。

按国际惯例,反映物价基本走势主要是看消费价格,我国过去是用商品零售价格,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二、怎样看待这个重要转机

  在承认上述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怎样理解这个重要转机?

也就是说,经济形势好转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根本性的?

即经济形势是否出现“拐点”?

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看法不一,但归纳起来,基本有两种看法:

一种持谨慎态度,认为只是出现了“亮点”,“拐点”还没有出现;

一种持乐观态度,认为“拐点”已经出现了。

  持第一种看法的同志认为,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转机”不等于“转折”,是否出现“拐点”还要再观察。

主要理由是:

  1.需求因素。

出口:

今年我国出口的增长率肯定是前高后低(去年前低后高),再说,美国经济有泡沫,日本经济回升比较慢,世界经济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包括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议论已见诸舆论,随时都有可能对我出口造成冲击。

消费:

传统的消费已经基本饱和,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形成,住房、汽车消费受制于购买力(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广大中低收入者还消费不起),加上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未完全到位,对居民心理预期支出的压力还比较大,抑制了即期消费;

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投资:

投资中的主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仍然比较慢,1~7月仅增长7.4%,表明投资后劲不足。

  2.供给因素。

一般工农业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传统产业的发展余地不大了,而要短期改变结构失衡现象是不可能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增长。

  3.通货紧缩趋势没有完全消除。

物价回升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国际上一些主要产品价格上涨拉动的,如石油(已由一年多以前约10美元/桶涨到现在约30美元/桶)、钢材、有色金属、纸浆、棉花、食糖等,有些产品国际价格上涨,进口减少,国内需求相应增加,促使价格回升。

国内一般工农业产品价格仍呈下降之势,如前面讲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月为-1.8%。

消费价格反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季节性因素,如鲜菜价格上涨(上半年上涨12.5%,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53个百分点)等。

还有一部分服务价格是政府调价的结果(如交通、房租、水电、汽油价上调等),影响消费价格上涨1.74个百分点);

居住价格上涨4.7%,影响消费价格上涨0.46个百分点。

剔除国际因素、季节性因素、政府调价因素,消费价格的自然走势仍为负增长,因为基本工农业产品是过剩的。

现在家电产品频频降价销售,甚至出现“跳楼价”,如一些品牌的29寸平面直角彩电,只卖1800元左右,顾客要排队过夜等候购买。

  4.经济周期是否出现“拐点”尚待观察。

“拐点”是就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言的,通常在经济增长率持续几年下滑后,又连续几年上升,其回升的第一年可称为“拐点”。

如果明年经济增长率又下来,即使今年增长加快,也不能称为“拐点”。

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债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对明后两年经济增长趋势还很难预料。

加上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将低于7.5%,又是一个前高后低呈下滑的态势,对明后年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种看法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

  为什么说经济形势的好转是根本性的?

主要不是看速度,如果看速度,上半年增长8.2%,比较高,今年经济增长肯定超过去年,出现“拐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速度过高,容易造成经济过热,未必是好事。

对形势好转的判断,主要是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速度只能建立在质量和效益好转的基础之上。

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比较慢,有基数大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质量和效益比较好,其速度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增长3%~4%,就很高了。

同样的速度,效益好的,表明资源耗费少,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得到实惠。

而判断质量和效益的好转,主要是看两点:

一是看企业效益,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效益,如果说去年带有一定的恢复性,今年则是实质性的提高。

企业效益好转还反映了供给面的改善,即经济回升不完全是短期的需求因素带来的。

二是看财政收入,因为财政收入的增加,是国民经济运行好转的综合反映。

这两点,在讲经济形势好转的标志时谈到了。

形势好转的原因有:

  1.中央多年来采取大力度的、综合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连续实施三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共发生3100亿元建设国债,连同配套资金一道,共投入约1万亿元资金用于国债建设项目,建成了一大批公路、铁路、水利、电信、粮库、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优化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将起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电信业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世界第3位(在美、加之后,但不久会超过加拿大)。

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在扩大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增加消费、促进出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增加城镇职工工资,提高低收入居民的补助,调高出口退税率等。

在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还进一步发挥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从1996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

央行还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增加再贷款等措施,增加基础货币投放。

商业银行在不断加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增加贷款投放,搞好金融服务。

近年来实施的货币政策力度也相当大,对刺激经济回升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不仅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为今后治理通货紧缩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2.加快了经济改革的进程。

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因为今年是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最后一年。

近两三年来,在经济增长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下,中央并没有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而是继续按照原定目标,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推进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加强内部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还大力推进财税、金融、社会保障、住房、科技、教育、政府机构等各项体制的改革,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由于不断地推进改革,以改革作为动力,同时重视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使经济增长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3.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

对传统工业加快了调整步伐,淘汰了一大批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管理混乱的企业,特别是治理“五小”,使过剩生产能力得到压缩,如煤炭、钢铁、制糖等行业今年以来生产下降或低增,但价格不同程度回升,效益开始好转;

同时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传统产业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换代。

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取得进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均获得发展。

  4.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今年一季度增长5.0%),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一季度增长0.7%),东南亚、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已先期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一季度韩国增长12.8%、新加坡增长9.1%、马来西亚增长11.7%、泰国增长5.2%、印尼增长3.2%),祖国大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受其影响,我外贸增长迅猛,进而通过外需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

此外,由于国际贸易和需求的增加,一些主要国际产品(如石油、有色金属、棉花、食糖等)价格上涨,带动了国内相应产品价格的上涨或回升,刺激了这些行业的生产,增加了效益。

  5.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持续动因仍然存在。

首先,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

西部大开发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潜力,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源。

其次,中国加入WTO在即,加入以后,将会出现对外开放新的高潮。

一方面将大量引进外资,加快国内经济的建设;

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将使“两个市场”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外需。

  总起来看,经济形势好转,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因素: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

二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

三是内生因素的作用,如体制性改革、结构调整、市场机制作用加强等。

  尽管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好转的趋势,但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1)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近几年农业丰收,出现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已持续三年下降,199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5%,1998年下降8%,1999年下降12.2%,农民收入因价格下降而增长缓慢,按可比价格计算,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4.0%,今年上半年仅增长1.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7%)。

农民收入短期难有明显增加:

一是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余地不大,农民仍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的压力;

二是农业结构调整尚需时日,农民收入在短期内难有明显增长,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减收因素,如一些劣质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范围;

三是来源于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余地也不大,乡镇企业总体上不太景气,农民工素质普遍较差,只能干些粗活,报酬较低。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广大农村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制约了消费的稳固回升。

(2)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今年6月末,全国城镇从业人员20070多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40多万人,但比去年底减少940多万人。

一季度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60多万人,比去年同期略有增加。

截止5月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8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33万人,比去年底增加30万人。

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和推算(按国际通行的失业定义:

在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当前有就业可能,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上半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为1096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8%。

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总失业人数的增加,也制约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3)结构问题比较突出。

产业结构:

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占50%;

产值中,第三产业占3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同一发展水平国家40%~50%水平。

产品结构:

全社会一般的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但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能力又显不足。

如钢材,我国产量已突破1亿吨,总量供大于求,但一些真正需要的品种又供不应求,每年不得不进口1000多万吨钢材,支付几十亿美元外汇。

这表明传统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地区结构:

地区发展差距还在拉大。

      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

  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总的力度不能放松,要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扩张政策,同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作出调整。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为保持和加大国债投资的力度,今年年中还要增发500亿元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市环保、技术改造、国家储备粮库以及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工程和天然林草场保护建设等方面。

如果中断投资,就会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货币政策:

在继续做好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同时,要积极支持经济增长:

如国债配套贷款的投放;

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发放;

扩大对居民买房、教育、购车和大件商品的消费信贷业务;

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

在有效遏制通货紧缩趋势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

    

(二)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一是要增加公务员(包括吃“皇粮”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

公务员工资偏低,不利于廉政建设。

在财政增收的情况下,可考虑拿出一定的财力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增加对城镇低收入人员的补助,进一步增加消费。

  二是要营造新的消费热点。

随着居民对轿车、住房、电信及信息服务和旅游消费的扩大,抓紧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

目前汽车消费中各种价外收费占到了30%~40%;

住房消费领域商品房住宅价格过高,房地产二级市场手续繁杂;

电信消费中价格的限制性因素较多;

等等。

所以,要取消对购买轿车的一切不合理收费,破除地方保护措施;

要适当降低商品房价格,继续实行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发展一定数量的廉价房,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继续搞好电信资费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降低长话费、上网费、农村电信资费,移动电话由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减少基本电信资费种类;

加强重点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增辟新的旅游路线和景点,提高服务质量;

适当延长假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使“假日经济”由集中消费变为均衡消费。

  三是要调节高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目前城镇居民中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家庭收入的42%,而收入较低的20%的家庭仅占全部家庭收入的6.5%,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要将调节高收入的钱用来补助低收入者,扩大总体消费需求。

因此,要面向社会高收入阶层和高消费领域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力争年内开征遗产税;

对餐饮业、旅馆业、娱乐业等特殊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按一定比例征收个人所得税附加等;

修订《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法。

    (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一是积极做好加入WTO的应对准备工作。

抓紧清理和修订现行涉外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在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要逐步取消对外商给予的超国民待遇政策;

同时研究利用WTO规则允许的保护性措施和开放过渡期。

加入WTO以后,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逐步减低或取消,但我们可采取相应的其他措施,如行业协会干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等有效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二是努力扩大出口。

要落实和稳定扩大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

近期不会采取汇率贬值以扩大出口的政策。

  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制定有关到国外投资办厂、开展加工贸易等鼓励措施和监管制度。

  四是继续深入开展打击逃汇、套汇、骗汇、骗税和反走私的斗争。

    (四)农业政策的核心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增加农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1.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对粮食形势要有个基本估计。

今年夏粮将减产220亿斤,主要原因:

一是调减种植面积减产119亿斤,占54%;

二是因北方发生大面积旱灾,全国4.4亿亩夏粮有2.1亿亩绝收或减产,5000万亩遭受蝗灾,共减产101亿斤,占46%;

三是农民抗旱的积极性不高,因粮食价格低迷抗旱成本高,不合算。

尽管夏粮减产,但因夏粮占全年产量不足1/4,对整个粮食供大于求格局影响不大。

目前国有库存粮食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自己存粮,大体上有1万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产量,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防止和忽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倾向。

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是缺粮的国家。

当前粮多,解决12亿人吃饱肚子的问题,是了不起的成就。

形势好,若政策失误,比如通过价格误导,农民都不种粮了,形势就会发生逆转。

为保护农民利益,关键是坚持“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现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如果不敞开收购或压级压价收购,就会出现农民“卖粮难”,私商乘虚而入,又偷漏税,销价低于国有粮店,“三项政策”难以落实,农民利益就会受损。

所以,在收购环节必须按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可按质论价,引导农民调整结构),彻底垄断粮源,严禁私商进入收购环节。

解决粮多的根本办法,一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增加优质品种;

二是做好粮食转化和深加工。

  2.通过减负增加农民收入。

最主要的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实行单一的农业税)。

目前已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各省区选择几个县(市)进行试点。

结合地方机构改革,精简乡镇干部。

各项建设事业要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先后顺序。

严禁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

  3.发展小城镇经济。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有12亿多人口,农民近9亿,占70%多。

中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

如果农民都集中在种植业上,很难普遍富起来,

但农民都涌向大中城市也不行,因为城市就业压力已经非常大。

有效措施是发展小城镇经济,将农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土地适当集中,让种植能手搞规模经营,可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加收入,政府要研究探索促进土地经营权合理流动的措施;

另一方面,要合理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积聚(乡镇企业布局不要分散),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放宽限制,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经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五)确保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

  今年是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的最后一年。

目前国务院确定的“三大杀手锏”已进入实质性发挥作用阶段,对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债权转股权。

主要是对前几年建成的,一些特别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资本金,完全靠银行贷款搞建设,资产负债率高,但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国有工业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

对一些国有商业企业也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试点。

银行将这部分债权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运作。

这些企业欠银行的钱,变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

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看,公司可派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可将股权向境内外转让,前提是保持国家控股或一定的持股比例,也可让企业回购股权。

从企业来看,企业原来所欠利息就不收了,这样可明显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大大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许多企业会因此减亏甚至扭亏为盈。

企业有了盈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可参与分红。

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第一批580户企业实行债转股,总额度为4050亿元。

中央已确定了1万亿元的债转股规模,将分期分批进行。

  第二,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是一个投资省,见效快,有利于防止重复建设,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举措。

要利用当前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集中必要力量,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大先进装备制造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去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由中央财政增发600亿元国债,除一部分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拿出153亿元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其中90亿元用于贴息,其余63亿元用于充实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资本金。

今年中央财政又拿出165亿元继续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及贴息。

今后技术改造的国债贴息政策范围要拓宽,不仅面向国有企业,还应面向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

  第三,直接融资。

(1)鼓励企业进行股票、债券融资。

国有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偏高,过于依赖银行的贷款,使资产负债率畸高,负担重,不利于搞活国有企业。

因此,要积极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增加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

为此,要使更多的经济效益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在保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出售一部分国有股。

我们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去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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