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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整理的《水经注》，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同时出了两个本子：
一个是由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一个是孔继涵及他本人作序的自刻本。
《戴谱》三十七年载：
是年主讲浙东全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巳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都炙。
后在都踵成之……与聚珍板同时而出者也。
《水经注》既由皇帝题诗、武英殿刊行，戴震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完成他的自刻本呢？
我们对照比较这两个本子，即可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不同：
一、殿本是分为四十卷的；
而自刻本则不分卷，以水为篇。
二、殿本随文案校；
自刻本没有校语。
三、殿本《注》文不分段；
自刻本则适当分段。
行文分段，是戴氏写作的一个特点。
如《孟子字义疏证》、《续天文略》、《句股割圜记》等皆然，甚至连单篇文章（如《答段若膺论韵》）有的也分段。
戴震对《注》文的分段，一是就内容进行适当划分，二是为了突出某问题，以示显目。
段氏评曰：
“于《注》文循其段落，每节跳起，难读处一目了然。
”（见《戴谱》三十七年）
殿本案校，其内容多为“近刻讹作”、“近刻衍”、“近刻脱”，此与《提要》“补其缺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云云，自是相应的。
自刻本不加校语，径自改订。
戴震的稿本《水经考次》之后有《附考》，就是作订讹补缺说明的。
估计自刻本原来大概也会有这样一个“附考”的，而且更详尽。
但毕竟与殿本同时刊出，二书可以互补，这个“附考”亦就可省却了。
最值得深究的是关于分卷与不分卷的问题。
戴震自刻本《序》曰：
《崇文总目》：
“《水经注》亡者五卷。
”今所传即宋之残本，后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数。
如《注》文“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注》讹列为《经》，遂与《经》文“又东过巫县南”割分异卷。
《唐六典》注云“《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员水，凡百二十三，应脱逸十有四水，盖在五卷中者也。
正是因为逸去五卷，后人又“割裂以傅合”，所以自刻本不分卷。
同时对于以水为篇，《序》又说出了充足的理由：
今以某水各自为篇。
北方之水莫大于河，而河以北、河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类。
南方之水莫大于江，而江以北、江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矣。
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
这也就是说：
“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为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
”（见《戴谱》三十七年）如此则源流有别，枝干分明，有条而不紊，使《水经注》篇次之间有着自然的内在联系，这样虽亡逸五卷，但全书仍浑然一体。
相反，妄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实际上是使原书被肢解，更加面目全非。
殿本分为四十卷，在《提要》中没有阐述任何理由；
相反，还不得不委婉地、闪烁其词地交代“已逸五卷”这样的事实。
请看《提要》之措辞：
《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
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也。
明眼人一看便清楚：
既然“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为什么还要以讹传讹，不加订正，仍作四十卷呢？
由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推断：
殿本分卷决不是戴震的主张。
据胡适考证，在戴震进四库馆前——
四库馆里已先有一位纂修的翰林先生从《永乐大典》里抄出了一部古本《水经注》。
这部《大典》本《水经注》是乾隆三十八年底或三十九年正月校写进呈给乾隆皇帝看了。
皇帝题了一首诗，有“悉心编纂诚宜奖”，“足称中尉继功人”的褒语。
但这位纂修官并不是专治《水经主》的学者……他（指戴震）大概曾托纪昀把《大典》本借来校订他自己的校本。
四库馆的大臣们（尤其是纪昀）知道他的郦学成绩，后来就请他担任校正这部《水经注》。
[5]
由此可见，既然这部《大典》本《水经注》乾隆皇帝已过目且题诗，那么戴震的校正工作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
而且可以想见，在后来戴震接手正式校订这部《水经注》时，作为四库总纂官的纪昀、陆锡熊等人不可能不管不问，甚至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插手其间。
这样，戴震也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构想、意愿去进行整理校订工作。
胡适说：
“戴震自己对于这部官本《水经注》好象颇不高兴，颇不满意。
他自己的《水经注》序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部官本。
”[6]我想其原因正在于官本《水经注》肯定有不少违背戴震心愿的地方，因此他节衣缩食，把他自定本《水经注》要完全刊刻出来。
自刻本《水经注》从《大典》本《水经注》中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
乙酉年（1765），戴震在《水经考次·
附考》中，对于渭水郦《注》仅补了九十九个字；
而自刻本《渭水篇》第十七页与殿本十八卷二页一样，都增补至四百三十七字。
关于颍水错简，《附考》是纠正了朱笺本部分错误，但却未能考复原貌[7]，而自刻本恢复了原貌。
又如《水经考次》、《水经校稿》的目录上均无“序”（即郦《序》），自刻本于目录最末，即“禹贡山水泽地”之下加了个小写的“序”字。
殿本郦《序》冠于目录之前，自刻本置于书后，这可能与原书在浙时已刻四分之一有关。
两百多年来，人们在评价戴震的郦学成就时，总是把殿本看作他整理《水经注》的代表成果，却很少注意到他的自刻本，更谈不上对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了，这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戴震的郦学思想，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
自刻本无成书时间。
丙申年（1776），戴震在京《与段玉裁第八札》时，寄去了“《水经注》全部，计十四册”。
武英殿本也无成书年月，据段氏“与聚珍板同时而出”云，那么这两个本子均成于乾隆丙申或丙申之前。
需补充说明的是，梁氏在《书目考》中，于自刻本、武英殿本之外，又列了所谓“遗书本”[8]。
查自刻本《水经注》，有册数不同的两种，一种为十四册装，一种为十二册装。
十四册装已很稀见，无疑是戴震的初印本；
十二册装较为通行，据笔者在几家图书馆所见，都把它放进了《微波榭丛书》。
我们曾以十四册装与十二册装相对照：
两本内容完全相同；
版式皆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无纤毫差异。
孔继涵刊刻的书，上下左右四栏皆双线，版心有黑色单鱼尾，中缝下方皆有“微波榭”或“微波榭刻”字样。
十二册装《水经注》没有孔刻书的这些特征，可见它并非孔刻，不是什么“《遗书》本”，而是自刻本的重印本。
重印者大概是孔继涵。
三、《直隶河渠书》的卷帙及其作者
梁氏《书目考》曰：
“《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
”[9]胡氏《所著书考》据《戴谱》亦作“一百十一卷”，又据《汉学师承记》、《清史列传》作“六十四卷”。
段玉裁对于《直隶河渠书》的卷轶，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他在《与方葆岩制府书》、《直隶河渠书辨》（均见《经韵楼集》卷七）中说是一百零二卷。
当时是嘉庆十五年（1810），戴中孚将书稿送到苏州，玉裁“披读往返”，具体记下这个数字的。
光绪甲申（1884），缪荃孙从北京厂肆购得此书，记的卷数也是一百零二卷（见《艺风堂藏书记》卷三）。
然而段著《戴谱》三十三年却记作“一百十一卷”。
那么孰是孰非呢？
我们把《戴谱》所列各条河渠的卷数加以统计后发现：
既不是一百零二卷，也不是一百十一卷，而是九十六卷；
若按段氏的意思，把“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除去，实为九十五卷。
由此可见《戴谱》说“一百十一卷”是肯定有问题的。
我们把《戴谱》同《与方葆岩制府书》一对照，问题也就暴露了。
其一，《与方书》中，“东西淀二十一卷”，并注有其中各河泊的卷数，把这些卷数一一相加，正好是二十一卷。
《戴谱》未作任何说明，亦未具体一一列出各河泊的卷数，而是笼统地说“次东西淀合唐河……清河共三十一卷”。
此“三十一卷”之“三”字无疑是“二”字之误。
其二，《与方书》有“永定河十六卷”；
而《戴谱》又没有这个数字。
以上两项差错，便使《戴谱》记的实际卷数统计相加则为“九十五卷”。
我们估计《戴谱》中没有“永定河十六卷”，是属于刻漏，段玉裁成稿时并未写漏。
东西淀二十一卷错为“三十一卷”，在他成稿时就写错了，统计总卷数时又未发现，这样便多出十卷；
再把“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去掉，正好多出九卷，致使原来的一百零二卷便错成“一百十一卷”。
后人未作比较审核，便沿袭了这一错误。
另据《直隶河渠书辨》曰：
“《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册。
”《汉学师承记》等作“六十四卷”，其“卷”恐即“册”之讹。
关于《直隶河渠书》的作者，段玉裁说是戴震，何元锡说是赵一清，后人多从段说。
事实上真正的原作者既不是戴，也不是赵，而是当了多年直隶总督的桐城方观承。
戴、赵只是这部书有关部分的审订人。
可详见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的<
直隶河渠书>
稿本二十六册》[10]。
四、《毛诗补传》并非未成书
《毛诗补传》，简称《诗补传》。
该书初稿之完成，《戴谱》有详细的记载。
《谱》十八年曰：
“是年《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又三十一年载：
“先是癸酉成《诗补传》，已而在扬州以此书之《序》及《论郑声》一条示是仲明，仲明索观《诗补传》，先生辞之，作书与之论学而已，盖亦自恐于斯未信也……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
”既有如此详尽确切的记载，何以有《诗补传》未成之说呢？
其原因有二。
一、由于《诗补传》是初稿，戴震说“仆此书尚俟改正”（《与是仲明论学书》），而他后来之改正并非在《诗补传》原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是另写就《毛郑诗考正》与《杲溪诗经补注》（即《二南》）。
《诗补传》既然未被著录，更不可能刊刻传世，人们未见到此书，于是就误认为是未成书。
二、更主要是戴震《诗比义述序》中的以下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昔士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
别录书内辨证一帙。
曾见有袭其说以自为书刊行者，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择其合于比义若干条，俾得以名附大著中。
最先由这段话产生误解的是孔广森，他的《东原遗书总序》没有作为佚著收列《诗补传》，同时还说：
“为《毛郑诗考正》四卷，别为《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
”[11]梁氏对孔说信以为真，并据此误断“《遗书》中之《杲溪诗经补注》即《诗补传》也”[12]。
胡氏在《所著书考》中只字未提及《诗补传》，自然也是认为未成书。
魏建功先生的《戴东原年谱》在谈到《诗补传》时，专门引用了《诗比义述序》的以上这段文字，结论是“可证其未成”[13]。
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过由叶德辉藏校的《戴氏经考》二十六卷，该书内容全部是说《诗》的。
其中目录一卷，风、雅、颂合计二十六卷。
该书的《序》，即《文集》中的《毛诗补传序》，全书体例悉如其《序》所言：
“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
”另经过多方查证，笔者认为《戴氏经考》即是《毛诗补传》（已另文详证）。
因此，作者自己所说的“震为《诗补传》未成”，这“未成”并非未完稿，而是未最后修改定稿，即“未至十分之见”。
戴震说“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这“元书”是指哪一部书呢？
为此，笔者通览了王千仞《诗经比义述》全书[14]。
该书共八卷，书中有三十二处引用戴震《诗》说，但均未注具体书名，而是以“戴震云”出现的。
我把这三十二处引文与戴震治《诗》著作进行了认真查对，发现有二十二条引文的内容只见于《戴氏经考》，而不见于戴震其他著作。
这二十二条引文，一半为意引，一半为直接引用，有的甚至只字不差。
如《诗经比义述·
秦风·
兼葭》：
戴震亦云，此诗“疑贤者志高而远遁，知其在蒹葭水际，作是以思之，欲从靡由，庶几一遇焉。
溯洄不得，则溯游或得，互文也。
夫秦，周之旧也，失之于戎，而平王以赐秦（襄？
）公，其子文公卒伐戎取其地。
数十年之间，必有周之遗民，志行甚高，而不肯出者，则此诗或指其人欤！
[15]
以上引文见于《戴氏经考·
兼葭》篇义解[16]。
仅两个虚字与原文有出入，即“互文也”之前原文有“盖”字，文末“欤”，原作“也”。
另如《诗经比义述·
小雅·
无羊》：
戴震云：
“‘众维鱼矣’，言梦而见鱼之众，有‘旐潍旟矣’，言梦而见旐旟。
”[17]引文原见《戴氏经考·
无羊》第四章解[18]，文字完全相同。
可见“元书”即指《毛诗补传》是确切无疑的。
《毛诗补传》为什么要改题为《戴氏经考》呢？
当年是仲明求观《诗补传》，作者辞之曰：
“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
后来此书未及改正便流传出去，显然有违作者心愿。
《诗比义述序》作于“乾隆丙申（1776年）三月”，为作者去世的前一年。
《毛诗补传》流传出去，是在作者生前，不用说是背着作者，暗中流出的，因此传抄者要改其名为《戴氏经考》，而不敢径称《毛诗补传》。
五、经韵楼本《东原文集》的得与失
刊刻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微波榭本《东原文集》，合计十卷，作为《戴氏遗书》的一种，故凡见于《遗书》其他著作的文章一般都不再收至《文集》中。
而段玉裁认为：
“论音韵，论六书转注、论义理之学诸大篇，不可不见诸《文集》中。
”（见《戴谱》附录）于是在微波榭本《文集》的基础上，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新编刊了十二卷本的《东原文集》，这就是经韵楼本。
与微波榭本相比，经韵楼本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增刊了二十六篇微波榭本《文集》所没有的文章。
二、采取了“略以意类分，次其先后”的分卷方法。
三、附刊了《覆校札记》。
增刊的二十六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从《戴氏遗书》中选出了十七篇。
如《诗生民解》等两篇选自《毛郑诗考正》卷三，《论韵书吕字义答秦尚书蕙田》等六篇原为《声韵考》卷四。
这些文章对于《遗书》之一的《文集》未免多余，而对于独立成书的经韵楼本《文集》则不可少，它可以反映戴氏治学涉及的各个方面。
其二，从友人或遗稿中搜求出八篇。
如《与丁升衢书》、《族支谱序》等。
这一类真正具有补遗价值。
其三，误辑一篇。
《记洞过水》一文，既见于《东原文集》卷六，又见于《经韵楼集》卷七。
对照比较这两篇《记洞过水》，内容完全相同；
不同之处是题目下，《东原文集》注为“己丑代”，《经韵楼集》注为“代寿阳龚导江”。
这是怎么回事呢？
查《戴氏杂录》原稿方才明白，原来底稿非戴氏手笔，而他却对底稿作了亲笔修改，并写了许多眉批。
眉批一方面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寓意作了高度评价，一方面又说明作部分文字修改的原因。
可见原文作者不是戴震。
乾隆己丑（1769）夏，戴、段皆在山西，“玉裁主讲寿阳书院，先生客文正署中”（《戴谱》三十四年），段玉裁可能是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于是便把戴震修改的文章说是戴震所作（详见《年谱》三十五年），并收入《东原文集》中。
而这篇文章的初稿又毕竟是段玉裁写的，所以后人又把它收进《经韵楼集》，这才物归原主。
若不是原稿完整地收存在《戴氏杂录》中，一部《经韵楼丛书》有两篇相同的文章，其疑团则无以得解。
经韵楼本又漏收了《闽中师友渊源考序》等微波榭本原有的四篇文章，这不能说不是疏忽。
关于卷次，微波榭本按文体分编，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只要看看题目即可着手进行。
而按意类分编，不把握全书每一篇的内容就无从下手。
梁氏《书目考》为经韵楼本十二卷分别撰列了大标题[19]，从这些大标题可以看出，各卷的内容集中，相对独立；
卷与卷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交叉。
通览全书，审视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各卷之中没有一篇文章不在其大标题的统摄之下，由此可见段氏按意类分卷之精当。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经韵楼本总体分类是精当的，但每一卷中的文章编次却未必无刺可挑。
卷一的文章是按易、书、诗等六经顺序来编排的，其中《河间献王传经考》作为涉及群经考证的文章，放在首篇固然可以，但是《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置于卷末就不妥当了。
此文出自《毛郑诗考正》，题目为编者所拟，而内容却是针对《公刘》篇义郑笺“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这句话所作的考释。
该篇理所当然应置于《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之前，以与《诗生民解》放在一起，否则就失次了。
又如卷七，《书水经注后》（按实为《书水经后》）应置于《水经郦道元注序》之前等。
段氏的《覆校札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勘误表。
古代校书，总是找别人的错误。
事实上谁编刊的书能一点错误没有，然而有谁为他自己编刊后的书出过“勘误表”呢？
尽管段氏把编校的部分责任推给了臧、顾，但是他毕竟把他编刊的《东原文集》的错误刊布于世。
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第一份“勘误表”，它的价值和意义远在其覆校作用之上。
六、对未刊稿的补充看法
《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连同遗墨（即《与段茂堂十一札》）实刊二十三种；
漏刊二种，即微波榭本《算经十书》中的《九章算经补图》、《五经算术考证》各一卷；
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创刊号（1942年）刊出《孟子私淑录》三卷。
这样到目前为止，戴震已刊著作为二十六种。
近年来，我们先后看到了十三种戴震的未刊稿。
这十三种未刊稿是：
《戴氏经考》、《深衣解》、《水经考次》、《水地记抄本》、《水地记残稿》、《石经补字正非》、《准望简法》、《割圜弧矢补论》、《句股割圜全义图》、《方圜比例数表》、《戴东原先生文》、《戴氏杂录》、《经雅》。
关于这十三种未刊稿的收藏、内容、价值、成稿年代等，请见拙作《戴震未刊稿述略》[20]。
现将不同于适之先生的两点看法补充如下。
解放前夕。
适之先生为研究《水经注》，潜心搜集戴震的遗稿。
1946年，他在李氏?
?
嘉馆善本中找到了《水经校稿》，次年又从中查得《戴东原先生文》，48年周叔弢先生又送给他《水经考次》。
他给《戴东原先生文》作有内容详尽的跋，逐篇分析其中的文章[21]。
《水经考次》也作有跋。
《水经校次》与《水经校稿》都是乙酉年（1765）秋，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原钞本。
其中《水经校稿》，孔继涵于壬辰（1772）夏以朱笔作了校改。
适之先生得到《水经考次》后如获至宝，将它与《水经校稿》进行极细致的对比分析，写下了《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的研究文章[22]。
适之先生治学既淹博又精审，不过偶尔亦有识断偏颇之处。
他说：
建德周氏本封面上有人题“戴东原水经考次手稿”九个字，这是错误的题名。
错误的来源是由于周本首叶有“水经考次目录”一行，其下即是戴震第一次改定《水经》各水的新次序。
“水经考次”不是这一卷书的标题，只是说下面的各水次序不是向来刻本的次序，乃是新“考”次的，所以作“考次”[23]。
简单概括一下上述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即：
“水经考次”是水经目录的考次，因此它不能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
然而适之先生是不是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
目录不等于写作提纲。
对于任何一部书稿来说，总是先有正文，后有目录。
就次序而言，不是目录决定正文，而是正文决定目录。
北大藏孔氏抄本有两个目录：
一是原本目录，一是考定的目录。
虽然正文各水的排次与原本目录相同，但是各水首句天头均标有考定的序码，如河水为“一”、江水为“七十一”等。
这个序码与新考定的目录顺序相同。
周本只抄有新考定的目录，而无原本目录，照说应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遗憾的是不但没有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而且戴震著述书目补正连各水首句天头的序码也省却了。
这样便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水经考次只是目录的考次，而不是正文一百二十三水内容的考次。
《水经考次》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不但表明了《水经》一卷是从经注混淆的《水经注》一书中考定分析出来的，同时又说明整理者“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重加排次所付出的劳动，因此这一题名是确当的，而不是错误的。
适之先生说：
“北京大学藏的李氏?
嘉馆善本书之中，有一册钞本，题为《戴东原先生文》。
”[24]这“钞本”二字，实不能概括《戴东原先生文》的全貌。
《戴氏杂录》中有一篇《寿阳县志序》，《戴谱》三十五年载：
龚君方修《寿阳志》，请先生点窜。
先生因为辨证晋、隋、唐史“寿”、“受”二字之讹乱，并为审定目录，今手稿犹在玉裁处，皆端楷也。
细读《寿阳县志序》，内容诚如玉裁所记。
其字迹同《与段茂堂十一札》遗墨对照，粗粗一眼看去，相去甚过；
细细加以比较，只是端重与遒逸之别，其笔势神采极为相似，实同出戴震之手。
本篇可以肯定即玉裁原所收藏的手稿，是戴震端楷手书的代表作。
与此篇端楷字迹相同或相近的，《戴东原先生文》中有《序》（即《永宁州志序》）、《法象论》等六篇文章，无疑为手稿，而非钞本。
另外还有两篇草书，均无题，一篇内容是读《禹贡》札记，另一篇是已收入《文集》的《与某书》。
适之先生说这两篇草书，“字迹颇似现存的东原儿子中立《与段玉裁书》，似是中立钞存的稿本。
”[25]而这两篇草书自然遒劲，神采飘逸，与《石经补字正非》的正文字迹相同，无疑也是戴震手笔。
中立草书的火候远没有达到这一步。
由于适之先生还没有完全分辨出东原的手迹，他把《三字经笺注序》、《祭裴太夫人文》、《于公敏中寿颂》（以上三篇均为中华本《戴震文集》所补录）等手稿均放入“不能定为何人所作”之列。
如果适之先生当年能收集到更多的遗稿，他对《戴东原先生文》一定会做出全面正确判断的。
七、对有关佚著的蠡测
胡氏《所著书考》列有“佚失者”十七种。
现据零星材料，对其中部分书目蠡测如下。
关于《仪礼考正》，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曰：
“取忠甫《识误》、德明《释文》，弹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
”[26]《戴东原先生文》第二篇为手稿，仅一叶，无题目，其内容是对《仪礼注疏》的校正，可能是《仪礼考正》的残卷。
关于《学礼篇》，《戴谱》附录曰：
“《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
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
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尝言此等须注乃明。
”据此，则《深衣解》一卷，是在十三篇之一《记深衣》的基础上“须注乃明”的产物。
因为《礼记》关于深衣的记载甚为简古，郑玄作注语焉未详，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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