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著述书目补正上Word文档格式.docx

1、戴震整理的水经注，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同时出了两个本子：一个是由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一个是孔继涵及他本人作序的自刻本。戴谱三十七年载：是年主讲浙东全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巳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都炙。后在都踵成之与聚珍板同时而出者也。水经注既由皇帝题诗、武英殿刊行，戴震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完成他的自刻本呢？我们对照比较这两个本子，即可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不同：一、殿本是分为四十卷的；而自刻本则不分卷，以水为篇。二、殿本随文案校；自刻本没有校语。三、殿本注文不分段；自刻本则适当分段。行文分段，是戴氏写作的一个特点。如孟子字义疏证、续天文略、句股割圜记等皆然，甚至连单篇文章（如答段

2、若膺论韵）有的也分段。戴震对注文的分段，一是就内容进行适当划分，二是为了突出某问题，以示显目。段氏评曰：“于注文循其段落，每节跳起，难读处一目了然。”（见戴谱三十七年）殿本案校，其内容多为“近刻讹作”、“近刻衍”、“近刻脱”，此与提要“补其缺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云云，自是相应的。自刻本不加校语，径自改订。戴震的稿本水经考次之后有附考，就是作订讹补缺说明的。估计自刻本原来大概也会有这样一个“附考”的，而且更详尽。但毕竟与殿本同时刊出，二书可以互补，这个“附考”亦就可省却了。最值得深究的是关于分卷与不分卷的问题。戴震自刻本序曰：崇文总目：“水经注亡者五卷。”今所传即宋之残本，后人又加割

3、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数。如注文“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注讹列为经，遂与经文“又东过巫县南”割分异卷。唐六典注云“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员水，凡百二十三，应脱逸十有四水，盖在五卷中者也。正是因为逸去五卷，后人又“割裂以傅合”，所以自刻本不分卷。同时对于以水为篇，序又说出了充足的理由：今以某水各自为篇。北方之水莫大于河，而河以北、河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类。南方之水莫大于江，而江以北、江以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矣。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这也就是说：“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为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见戴谱三十七年）如此则源

4、流有别，枝干分明，有条而不紊，使水经注篇次之间有着自然的内在联系，这样虽亡逸五卷，但全书仍浑然一体。相反，妄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实际上是使原书被肢解，更加面目全非。殿本分为四十卷，在提要中没有阐述任何理由；相反，还不得不委婉地、闪烁其词地交代“已逸五卷”这样的事实。请看提要之措辞：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也。明眼人一看便清楚：既然“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为什么还要以讹传讹，不加订正，仍作四十卷呢？由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推断：殿本分卷决不是戴震的主张。据胡适考证，在戴震进四库馆前四库馆里已先有一位

5、纂修的翰林先生从永乐大典里抄出了一部古本水经注。这部大典本水经注是乾隆三十八年底或三十九年正月校写进呈给乾隆皇帝看了。皇帝题了一首诗，有“悉心编纂诚宜奖”，“足称中尉继功人”的褒语。但这位纂修官并不是专治水经主的学者他（指戴震）大概曾托纪昀把大典本借来校订他自己的校本。四库馆的大臣们（尤其是纪昀）知道他的郦学成绩，后来就请他担任校正这部水经注。5由此可见，既然这部大典本水经注乾隆皇帝已过目且题诗，那么戴震的校正工作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可以想见，在后来戴震接手正式校订这部水经注时，作为四库总纂官的纪昀、陆锡熊等人不可能不管不问，甚至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插手其间。这样，戴震也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自

6、己的构想、意愿去进行整理校订工作。胡适说：“戴震自己对于这部官本水经注好象颇不高兴，颇不满意。他自己的水经注序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部官本。”6我想其原因正在于官本水经注肯定有不少违背戴震心愿的地方，因此他节衣缩食，把他自定本水经注要完全刊刻出来。自刻本水经注从大典本水经注中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乙酉年（1765），戴震在水经考次附考中，对于渭水郦注仅补了九十九个字；而自刻本渭水篇第十七页与殿本十八卷二页一样，都增补至四百三十七字。关于颍水错简，附考是纠正了朱笺本部分错误，但却未能考复原貌7，而自刻本恢复了原貌。又如水经考次、水经校稿的目录上均无“序”（即郦序），自刻本于目录最末，即“禹贡山水泽

7、地”之下加了个小写的“序”字。殿本郦序冠于目录之前，自刻本置于书后，这可能与原书在浙时已刻四分之一有关。 两百多年来，人们在评价戴震的郦学成就时，总是把殿本看作他整理水经注的代表成果，却很少注意到他的自刻本，更谈不上对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了，这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戴震的郦学思想，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自刻本无成书时间。丙申年（1776），戴震在京与段玉裁第八札时，寄去了“水经注全部，计十四册”。武英殿本也无成书年月，据段氏“与聚珍板同时而出”云，那么这两个本子均成于乾隆丙申或丙申之前。需补充说明的是，梁氏在书目考中，于自刻本、武英殿本之外，又列了所谓“遗书本”8。查自刻本水经注，有册数不同的两

8、种，一种为十四册装，一种为十二册装。十四册装已很稀见，无疑是戴震的初印本；十二册装较为通行，据笔者在几家图书馆所见，都把它放进了微波榭丛书。我们曾以十四册装与十二册装相对照：两本内容完全相同；版式皆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无纤毫差异。孔继涵刊刻的书，上下左右四栏皆双线，版心有黑色单鱼尾，中缝下方皆有“微波榭”或“微波榭刻”字样。十二册装水经注没有孔刻书的这些特征，可见它并非孔刻，不是什么“遗书本”，而是自刻本的重印本。重印者大概是孔继涵。三、直隶河渠书的卷帙及其作者梁氏书目考曰：“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9胡氏所著书考据戴谱亦作“一百十一卷”，又据汉学师承记、清史列传作“六十四卷”。段玉

9、裁对于直隶河渠书的卷轶，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他在与方葆岩制府书、直隶河渠书辨（均见经韵楼集卷七）中说是一百零二卷。当时是嘉庆十五年（1810），戴中孚将书稿送到苏州，玉裁“披读往返”，具体记下这个数字的。光绪甲申（1884），缪荃孙从北京厂肆购得此书，记的卷数也是一百零二卷（见艺风堂藏书记卷三）。然而段著戴谱三十三年却记作“一百十一卷”。那么孰是孰非呢？我们把戴谱所列各条河渠的卷数加以统计后发现：既不是一百零二卷，也不是一百十一卷，而是九十六卷；若按段氏的意思，把“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除去，实为九十五卷。由此可见戴谱说“一百十一卷”是肯定有问题的。我们把戴谱同与方葆岩制府书一

10、对照，问题也就暴露了。其一，与方书中，“东西淀二十一卷”，并注有其中各河泊的卷数，把这些卷数一一相加，正好是二十一卷。戴谱未作任何说明，亦未具体一一列出各河泊的卷数，而是笼统地说“次东西淀合唐河清河共三十一卷”。此“三十一卷”之“三”字无疑是“二”字之误。其二，与方书有“永定河十六卷”；而戴谱又没有这个数字。以上两项差错，便使戴谱记的实际卷数统计相加则为“九十五卷”。我们估计戴谱中没有“永定河十六卷”，是属于刻漏，段玉裁成稿时并未写漏。东西淀二十一卷错为“三十一卷”，在他成稿时就写错了，统计总卷数时又未发现，这样便多出十卷；再把“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的滦河合热河一卷去掉，正好多出九卷，致使原来的

11、一百零二卷便错成“一百十一卷”。后人未作比较审核，便沿袭了这一错误。另据直隶河渠书辨曰：“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册。”汉学师承记等作“六十四卷”，其“卷”恐即“册”之讹。关于直隶河渠书的作者，段玉裁说是戴震，何元锡说是赵一清，后人多从段说。事实上真正的原作者既不是戴，也不是赵，而是当了多年直隶总督的桐城方观承。戴、赵只是这部书有关部分的审订人。可详见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的稿本二十六册10。四、毛诗补传并非未成书毛诗补传，简称诗补传。该书初稿之完成，戴谱有详细的记载。谱十八年曰：“是年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又三十一年载：“先是癸酉成诗补传，已而在扬州以此书之序及论郑声一条示是仲明，仲明索观诗补传

12、，先生辞之，作书与之论学而已，盖亦自恐于斯未信也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既有如此详尽确切的记载，何以有诗补传未成之说呢？其原因有二。一、由于诗补传是初稿，戴震说“仆此书尚俟改正”（与是仲明论学书），而他后来之改正并非在诗补传原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是另写就毛郑诗考正与杲溪诗经补注（即二南）。诗补传既然未被著录，更不可能刊刻传世，人们未见到此书，于是就误认为是未成书。二、更主要是戴震诗比义述序中的以下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昔士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一帙。曾见有袭其说以自为书刊行者，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择其合于比义若干条，俾得以名附大著中。最先由这段话产生误解的是孔广

13、森，他的东原遗书总序没有作为佚著收列诗补传，同时还说：“为毛郑诗考正四卷，别为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11梁氏对孔说信以为真，并据此误断“遗书中之杲溪诗经补注即诗补传也”12。胡氏在所著书考中只字未提及诗补传，自然也是认为未成书。魏建功先生的戴东原年谱在谈到诗补传时，专门引用了诗比义述序的以上这段文字，结论是“可证其未成”13。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过由叶德辉藏校的戴氏经考二十六卷，该书内容全部是说诗的。其中目录一卷，风、雅、颂合计二十六卷。该书的序，即文集中的毛诗补传序，全书体例悉如其序所言：“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另经过多方查证，笔者认为戴氏经考即是毛

14、诗补传（已另文详证）。因此，作者自己所说的“震为诗补传未成”，这“未成”并非未完稿，而是未最后修改定稿，即“未至十分之见”。戴震说“不知先生何由见震元书”，这“元书”是指哪一部书呢？为此，笔者通览了王千仞诗经比义述全书14。该书共八卷，书中有三十二处引用戴震诗说，但均未注具体书名，而是以“戴震云”出现的。我把这三十二处引文与戴震治诗著作进行了认真查对，发现有二十二条引文的内容只见于戴氏经考，而不见于戴震其他著作。这二十二条引文，一半为意引，一半为直接引用，有的甚至只字不差。如诗经比义述秦风兼葭：戴震亦云，此诗“疑贤者志高而远遁，知其在蒹葭水际，作是以思之，欲从靡由，庶几一遇焉。溯洄不得，则溯游

15、或得，互文也。夫秦，周之旧也，失之于戎，而平王以赐秦 （襄？）公，其子文公卒伐戎取其地。数十年之间，必有周之遗民，志行甚高，而不肯出者，则此诗或指其人欤！15以上引文见于戴氏经考兼葭篇义解16。仅两个虚字与原文有出入，即“互文也”之前原文有“盖”字，文末“欤”，原作“也”。另如诗经比义述小雅无羊：戴震云：“众维鱼矣，言梦而见鱼之众，有旐潍旟矣，言梦而见旐旟。”17引文原见戴氏经考无羊第四章解18，文字完全相同。可见“元书”即指毛诗补传是确切无疑的。毛诗补传为什么要改题为戴氏经考呢？当年是仲明求观诗补传，作者辞之曰：“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后来此书未及改正便流传出去，显然有违作者心愿。诗比

16、义述序作于“乾隆丙申（1776年）三月”，为作者去世的前一年。毛诗补传流传出去，是在作者生前，不用说是背着作者，暗中流出的，因此传抄者要改其名为戴氏经考，而不敢径称毛诗补传。五、经韵楼本东原文集的得与失刊刻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微波榭本东原文集，合计十卷，作为戴氏遗书的一种，故凡见于遗书其他著作的文章一般都不再收至文集中。而段玉裁认为：“论音韵，论六书转注、论义理之学诸大篇，不可不见诸文集中。”（见戴谱附录）于是在微波榭本文集的基础上，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新编刊了十二卷本的东原文集，这就是经韵楼本。与微波榭本相比，经韵楼本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增刊了二十六篇微波榭本文集所没有的

17、文章。二、采取了“略以意类分，次其先后”的分卷方法。三、附刊了覆校札记。 增刊的二十六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从戴氏遗书中选出了十七篇。如诗生民解等两篇选自毛郑诗考正卷三，论韵书吕字义答秦尚书蕙田等六篇原为声韵考卷四。这些文章对于遗书之一的文集未免多余，而对于独立成书的经韵楼本文集则不可少，它可以反映戴氏治学涉及的各个方面。其二，从友人或遗稿中搜求出八篇。如与丁升衢书、族支谱序等。这一类真正具有补遗价值。其三，误辑一篇。记洞过水一文，既见于东原文集卷六，又见于经韵楼集卷七。对照比较这两篇记洞过水，内容完全相同；不同之处是题目下，东原文集注为“己丑代”，经韵楼集注为“代寿阳龚导江”。这是

18、怎么回事呢？查戴氏杂录原稿方才明白，原来底稿非戴氏手笔，而他却对底稿作了亲笔修改，并写了许多眉批。眉批一方面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寓意作了高度评价，一方面又说明作部分文字修改的原因。可见原文作者不是戴震。乾隆己丑（1769）夏，戴、段皆在山西，“玉裁主讲寿阳书院，先生客文正署中”（戴谱三十四年），段玉裁可能是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于是便把戴震修改的文章说是戴震所作（详见年谱三十五年），并收入东原文集中。而这篇文章的初稿又毕竟是段玉裁写的，所以后人又把它收进经韵楼集，这才物归原主。若不是原稿完整地收存在戴氏杂录中，一部经韵楼丛书有两篇相同的文章，其疑团则无以得解。经韵楼本又漏收了闽中师友渊源考序等微波榭本

19、原有的四篇文章，这不能说不是疏忽。关于卷次，微波榭本按文体分编，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只要看看题目即可着手进行。而按意类分编，不把握全书每一篇的内容就无从下手。梁氏书目考为经韵楼本十二卷分别撰列了大标题19，从这些大标题可以看出，各卷的内容集中，相对独立；卷与卷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交叉。通览全书，审视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各卷之中没有一篇文章不在其大标题的统摄之下，由此可见段氏按意类分卷之精当。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经韵楼本总体分类是精当的，但每一卷中的文章编次却未必无刺可挑。卷一的文章是按易、书、诗等六经顺序来编排的，其中河间献王传经考作为涉及群经考证的文章，放在首篇固然可以，但

20、是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置于卷末就不妥当了。此文出自毛郑诗考正，题目为编者所拟，而内容却是针对公刘篇义郑笺“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这句话所作的考释。该篇理所当然应置于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之前，以与诗生民解放在一起，否则就失次了。又如卷七，书水经注后（按实为书水经后）应置于水经郦道元注序之前等。段氏的覆校札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勘误表。古代校书，总是找别人的错误。事实上谁编刊的书能一点错误没有，然而有谁为他自己编刊后的书出过“勘误表”呢？尽管段氏把编校的部分责任推给了臧、顾，但是他毕竟把他编刊的东原文集的错误刊布于世。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第一份“勘误表”，它的价值和意义远在其覆校作用之上。六

21、、对未刊稿的补充看法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连同遗墨（即与段茂堂十一札）实刊二十三种；漏刊二种，即微波榭本算经十书中的九章算经补图、五经算术考证各一卷；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创刊号（1942年）刊出孟子私淑录三卷。这样到目前为止，戴震已刊著作为二十六种。近年来，我们先后看到了十三种戴震的未刊稿。这十三种未刊稿是：戴氏经考、深衣解、水经考次、水地记抄本、水地记残稿、石经补字正非、准望简法、割圜弧矢补论、句股割圜全义图、方圜比例数表、戴东原先生文、戴氏杂录、经雅。关于这十三种未刊稿的收藏、内容、价值、成稿年代等，请见拙作戴震未刊稿述略20。现将不同于适之先生的两点看法补充如下。解放前夕。适之先生为研究

22、水经注，潜心搜集戴震的遗稿。1946年，他在李氏?嘉馆善本中找到了水经校稿，次年又从中查得戴东原先生文，48年周叔弢先生又送给他水经考次。他给戴东原先生文作有内容详尽的跋，逐篇分析其中的文章21。水经考次也作有跋。水经校次与水经校稿都是乙酉年（1765）秋，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原钞本。其中水经校稿，孔继涵于壬辰（1772）夏以朱笔作了校改。适之先生得到水经考次后如获至宝，将它与水经校稿进行极细致的对比分析，写下了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的研究文章22。适之先生治学既淹博又精审，不过偶尔亦有识断偏颇之处。他说：建德周氏本封面上有人题“戴东原水经考次手稿”九个字，这是错误的题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周

23、本首叶有“水经考次目录”一行，其下即是戴震第一次改定水经各水的新次序。“水经考次”不是这一卷书的标题，只是说下面的各水次序不是向来刻本的次序，乃是新“考”次的，所以作“考次”23。简单概括一下上述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即：“水经考次”是水经目录的考次，因此它不能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然而适之先生是不是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目录不等于写作提纲。对于任何一部书稿来说，总是先有正文，后有目录。就次序而言，不是目录决定正文，而是正文决定目录。北大藏孔氏抄本有两个目录：一是原本目录，一是考定的目录。虽然正文各水的排次与原本目录相同，但是各水首句天头均标有考定的序码，如河水为“一”、江水为“七十一”等。这个序码与

24、新考定的目录顺序相同。周本只抄有新考定的目录，而无原本目录，照说应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遗憾的是不但没有按新考定的次序抄录正文，而且戴震著述书目补正连各水首句天头的序码也省却了。这样便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水经考次只是目录的考次，而不是正文一百二十三水内容的考次。水经考次作为这部书稿的题名，不但表明了水经一卷是从经注混淆的水经注一书中考定分析出来的，同时又说明整理者“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重加排次所付出的劳动，因此这一题名是确当的，而不是错误的。适之先生说：“北京大学藏的李氏?嘉馆善本书之中，有一册钞本，题为戴东原先生文。”24这“钞本”二字，实不能概括戴东原先生文的全貌。戴氏杂录中有一

25、篇寿阳县志序，戴谱三十五年载：龚君方修寿阳志，请先生点窜。先生因为辨证晋、隋、唐史“寿”、“受”二字之讹乱，并为审定目录，今手稿犹在玉裁处，皆端楷也。细读寿阳县志序，内容诚如玉裁所记。其字迹同与段茂堂十一札遗墨对照，粗粗一眼看去，相去甚过；细细加以比较，只是端重与遒逸之别，其笔势神采极为相似，实同出戴震之手。本篇可以肯定即玉裁原所收藏的手稿，是戴震端楷手书的代表作。与此篇端楷字迹相同或相近的，戴东原先生文中有序（即永宁州志序）、法象论等六篇文章，无疑为手稿，而非钞本。另外还有两篇草书，均无题，一篇内容是读禹贡札记，另一篇是已收入文集的与某书。适之先生说这两篇草书，“字迹颇似现存的东原儿子中立与

26、段玉裁书，似是中立钞存的稿本。”25而这两篇草书自然遒劲，神采飘逸，与石经补字正非的正文字迹相同，无疑也是戴震手笔。中立草书的火候远没有达到这一步。由于适之先生还没有完全分辨出东原的手迹，他把三字经笺注序、祭裴太夫人文、于公敏中寿颂（以上三篇均为中华本戴震文集所补录）等手稿均放入“不能定为何人所作”之列。如果适之先生当年能收集到更多的遗稿，他对戴东原先生文一定会做出全面正确判断的。七、对有关佚著的蠡测胡氏所著书考列有“佚失者”十七种。现据零星材料，对其中部分书目蠡测如下。关于仪礼考正，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曰：“取忠甫识误、德明释文，弹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26戴东原先生文第二篇为手稿，仅一叶，无题目，其内容是对仪礼注疏的校正，可能是仪礼考正的残卷。关于学礼篇，戴谱附录曰：“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尝言此等须注乃明。”据此，则深衣解一卷，是在十三篇之一记深衣的基础上“须注乃明”的产物。因为礼记关于深衣的记载甚为简古，郑玄作注语焉未详，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