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Word格式.docx
《科学与人文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学与人文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欧战既使许多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对遥远静谧的东方文化产生羡慕。
西方中心论开始动摇，世界文化开始走向对话。
中国的一些学者对欧战也反应强烈。
最早著文明确这一点的是《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欧战初期即发文称国人应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
杜亚泉之后，中国老资格的思想家梁启超欧游后，将自己的观感写下，自1920年3月起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上分别连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后来的《欧游心影录》。
他用那只笔端常带感情的健笔为国人生动地描绘了战后欧洲哀鸿遍野遍地凄楚悲凉的情景，而且指出西方物质文明及其“科学万能”的迷梦，以告破产。
他写道：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看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
”虽然他在自注中声明自己并非承认科学破产，只是不承认科学万能，但他的此种评论，至少在客观上如胡适所说，又如放了一把野火，使科学在中国的权威打手贬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科学破产论也因此喧嚣一时。
不过，无论是杜亚泉还是梁启超，这种见解都是随感而发，缺乏系统的论证。
这时，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出场了。
2、对科学系统论证的反思
1920年底，梁漱溟推出自己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三条路向，即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要求，走第一路向；
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走第二条路向；
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走第三条路向。
他断言现在世界文化正在折入第二路向，趋归于中国化。
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知识分子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忧虑，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完全归结为时代差异，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漱溟这部著作是近代国人系统论述中西文化的第一部著作，为国人进一步认识中西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影响所及至今天。
梁漱溟这样，他就开辟了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
继其后的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基本上遵循着这条原则，向往着一条东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
直至70年代，这条道路被当代新儒家明确成为“儒家资本主义”。
三、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派——势不可挡的力量
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几与欧战同步。
国内反思欧战的学者被持激进观点的人认为是反动复古，并对此嗤之以鼻。
并说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胡适也指出，欧战后西洋人对自己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
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虽有胡适所谓的“旧势力”，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宣扬的科学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势不可挡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所产生的普遍的、极其严重的文化焦虑，迫切需要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安慰。
而科学主义极其自信、乐观和武断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和继承了传统文化有机一元论的宏大叙事，很能满足近代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因此，虽然在学理上难以成立，虽然同一时期国内学者有更深刻的认识，却依然以其简单而强有力的心理作用而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同。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科学主义，和西方的科学主义是不尽相同的，具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权力-文化秩序结合的大一统结构的现代变形。
唯一的变化不过是“独尊儒术”换成了“科学霸权”而已。
四、学衡派及其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对科学派的反动
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输入的主要是西方科学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学衡派就以最有力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对于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张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
《学衡》于1922年1月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直到1933年7月终刊。
为《学衡》供稿的作者，起初除发起人外，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和东南大学的师生，如缪凤林、张其钧等。
其编辑部设在东南大学内的时间共二年半，即从1922年1月到1924年6月，共出了1-32期。
1925年初吴宓赴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等清华师生，也因吴宓而成为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汤用彤、钱念孙等人因为认同《学衡》的宗旨，而成为刊物上的重要作者。
《学衡》最初的发起者，在1923年就相继走散：
梅光迪自第13期起，即不再为《学衡》供稿；
刘伯明在11月病逝；
胡先骕于秋季出国。
吴宓则始终是《学衡》最坚定的核心，他一直把《学衡》视为他的毕生事业，顶着来自新文化阵营和亲友的诸种压力，含薪茹苦，勉力支撑。
《学衡》杂志上的文章可分为四类：
批判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论文；
新人文主义的译介；
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
旧体诗词文赋。
《学衡》开篇即点明办刊目标：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以中正的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宗旨是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点上，致力于国学和西学两个方面，并特别提倡“以吾国文字，表西来思想”。
这一派多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反思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怀有温情的敬意，在传播西方现代科学文明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性的提升作用方面有较多的发挥。
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并非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排拒，不同于林琴南等纯然出于卫道的热忱，展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观念。
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派的理论源头同样来自西方，只不过是以古典主义来对抗新文化派的浪漫主义罢了。
其结论亦非单纯地回归传统，而是提出一种融中西文化精华于一炉，从而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出路，而不像新文化派那样激烈地反传统。
其思想源头主要是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动，主张摒弃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其主旨在于造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认为欲造成一种于世界各民族、各时代皆有益之世界性文化，必循中、西、印三大文化自古相沿之轨辙，而上述三种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典文化，已经受到来自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的威胁，只有以“人本主义”对抗“物本主义”，才能恢复古典世界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特征。
学衡派也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国粹派。
与国粹派不同的是，学衡派在中西文化上持有一种平等文化观，对于文化的选择评判标准，也不再象新文化派那样，一切以西人的标准为标准，较多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
学衡派本身也是反观五四新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映照出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等，在近代科学成为新的信仰，在科学万能的呼声中胡适了人的精神、心灵世界的时候，学衡派的出现，是对新青年派文化激进主张的制衡。
让人们反思在这种激进的文化运动中人文性的缺失与萎缩，重寻由于科学的过渡发达而遭到压抑的人文性。
学衡派因文化保守的情结，而于传统情有独钟。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体现了较为健全的文化心态。
学衡派所反复强调的，在人类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忽视人文关怀的重要命题，具有可贵的前瞻性。
在诉求人性、人文精神的呼声日高的今天，其内在合理性愈加明显这也正是吴宓等人重现魅力为人们所记起的重要原因。
五、科学与人文之争的白炽化——科玄论战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见解由于战后的山东问题而被搁置，且后来科玄论战的主角张君劢在对倭铿的拜访时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
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
三年后，张君劢回国，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
以丁文江、胡适之等为首的‘科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首的‘玄学派’，分别代表了这两大世界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传播。
有意思的是，科玄论战的两位主将张君劢和丁文江都在欧战后同梁启超一道去考察，回来后两人关于科学及物质文明的理解却截然相反，最后引发了这场论战。
这可能与双方不同但并无任何独创的哲学依据有关，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传达的是欧洲大陆的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
胡适、丁文江等人则是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同时，需介绍中国的“玄学”这一宽泛的，且在中国思想上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心性传统，包括了中国的儒家传统，甚至囊括进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的传统”。
1、科玄论战概况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
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
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
（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
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
（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
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2、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
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张君劢指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
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
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
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
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
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
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
“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
丁文江指出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身体里面。
关于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并且认为“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
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关于中国的精神文明，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
“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予以反击。
3、论战的展开与深入
张君劢于无意中惹起战端，成为祸首，而临于孤军深入，“四面楚歌”之中，而主脑任务——二梁（梁启超，梁漱溟）见寡不敌众，来势凶猛，梁任公先生只做墙上观，宣布“战时国际公法”，持了灰色态度，实则这次大战的导火线来自他的《欧游心影录》，正式宣布科学破产；
而梁漱溟先生，则临阵脱逃，这次空前未有的思想论战，始终未见他出兵；
5月5日，梁启超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
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
”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
“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
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
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
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是最值得注意的。
此文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
“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从他的上下文来看，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
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主要有任叔永、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吴稚晖等。
其中，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
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
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
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
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虽然梁漱溟在这场论战中并未出场，可是敌人不因其未出兵而饶恕他，白发老将吴敬恒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对于玄学派的主角——二梁迎头痛击。
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
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
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
形上、形下。
形下又分两个方面：
情意（审美、意志）、理智。
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
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
学灯》。
这篇文章要义有五：
（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
（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3）肯定科学的作用（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
“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
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
“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
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
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
”“‘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
学灯》林宰平表示：
“科学我是相信的”；
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补充一下，林宰平是学佛法的人，丁在君很无奈地说“学佛的人同学科学的人对玄学的态度，当然是不能相同的。
这种绝对不能相容的讨论，大半是辞费……”
另外甘蛰仙、屠孝实、菊农、王平陵等发表文章来支持玄学派。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
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
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
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
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4、论战的转折与结局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
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
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
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
《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
《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
《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
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他文章。
张君劢所作的序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
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
《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
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
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
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
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作于11月29日；
并附《答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
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
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
最后表明：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
“
（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
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
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
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
（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
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
（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
）”“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
”陈独秀的答复是：
“‘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
“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通常认为科玄论战至1923年底即结束，乃是以论战文章的结集出版为标志，事实上两本文集都比较仓促，很不全面，还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发表出来的、尤其是唯物史观派的文章未收入。
因此，要全面考察科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
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
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
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
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
“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
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
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提出：
“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
……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文章：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第二篇文章是批判科学派、尤其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其目的在于要说明：
实验主义不是真正彻底的科学，只是一种唯心论的改良派哲学；
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彻底的“科学”、因而才是一种“革命哲学”。
1924年还有一些关于科玄论战的文章发表，例如5月25日，陈独秀又作了一篇《答张君劢及梁任公》，7月29日，萧楚女（署名“萧初遇”）作了一篇《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科玄论战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