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华文化传统思想对当代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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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家将慎独列为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所谓做人要“以存诚慎独为主”。
明清以后，经过儒家文化的倡导，慎独的价值取向逐渐取得既深且广的社会基础，被人们广泛认同。
到了明代，朱熹也非常重视“切己体验”，“向自家身上讨道理”并且说“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
我们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其意亦是如此。
他们强调内在的修养，并且相信通过修养可以达到内在的超越和价值的实现。
孔子用“仁”来界定“人”字，孟子说“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
”，陆象山更提出“不识一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人”，都是说人有提高自己和自我修炼的能力。
人对自我的态度，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价值实现的态度。
因为对内表现为修身养性，内在超越，对外则自然表现为重视自我的尊严与高尚人格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自我价值不在于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在于追求真理、高尚品格、崇高的道德意识和独立意志。
儒家文化重视追求真理高于物质享受。
孔子提出：
“君子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对于耻于穿破衣吃粗粮的人，不值得与他探寻真理。
“朝闻道，夕死可以。
”（《论语里仁》）所以，热爱真理、辨别是非，是儒家文化人格价值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种人的自我价值在仁与生、义与利等关系上得到充分体现和扩展。
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孟子告子上》：
“生亦我所欲望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子孟子肯定人的生命和道德的价值，但两者若发生矛盾，应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认为人格尊严比保全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对高尚品格的崇高追求。
独立意志是人格价值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都非常强调这一点。
孔子有句名言：
“三军可夺帅也，不可夺志也。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认为仁、知、勇就能充分表现独立意志。
孟子也谈到：
“志，气之帅也。
”认为，志气，是精神面貌的统帅。
他还提出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庄子提出“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
”当整个社会都赞美他时，他淡然处之；
当整个社会都诽谤他时，他也不为所动。
所以说，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是讲究对自我的检测，讲究通过自我的修养，从而达到一种内在超越，实现自我的人格实现。
内心超越必然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组织化的教会可依，没有系统的教条可循，甚至象征性的仪式也不是很重要的。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显然都是放在每个人的内心自觉上，所以个人的修养和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所以也相信，人的价值之源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自我的解剖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传统：
上起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迄宋明理学，都是以自我认识和控制为努力的主要目的。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能维持大体的安定，与我们这种独特的修身养性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与西方人遇到自我的精神危机往往向外求救，或求救于上帝或求救于心理分析不同。
在西方，上帝死了，很多人对宗教的信仰并不是出自全心全意而虔诚的信仰，而心理分析又有偏于放纵本能的流弊，自由、解放反成放纵的借口。
仅从这点看，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挖掘的精神资源。
[1]
二．在人与人关系上，重视崇“仁”重“和”，对解决现在人们之间紧张关系有借鉴意义。
人际关系包括个人对个人、个人对群体的关系。
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的，儒家强调的忠孝礼仪是对人际关系相互的责任、义务的具体规定，其都是在“仁”的框架下展开的。
孔子强调孝悌为仁之本，克己复礼为仁，指约束自己，并把外在礼仪规范反之于己身而践履之。
“爱人为仁，仁者爱人”，特别强调了人际交往要有仁爱之心，友爱相处。
仁的精神就是爱人、忠恕、推己及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是仁的基本精神。
[2]例如，儒家关于“礼”的思想，一是要求人们“爱人为仁，仁者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克己复礼”，就是说彼此之间要相互仁爱，道德生活要符合社会制度的规范。
遵从“礼”，就是要遵从社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
二是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讲求礼节仪式。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
“不学礼，无以立“。
孟子也曾说过“规矩，方员之至也；
圣人，人伦之圣也。
”“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人际情感交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形式。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就是从儒家对于礼的重视说开的。
儒家思想在人际关系中虽然是崇尚“仁”，讲究“爱人为仁”，但“仁”只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核心精神和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人和”，“和为贵”。
孔子的“人和”思想，从他对家庭、国家、天下的看法可以分析出，他力图用这一原则处理好这些人际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庭的处理关系上，孔子认为，实现家庭和谐的关健是要做到“孝悌”。
他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他要求弟子做到“入则孝，出则悌。
”（《学而》）儿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弟弟出门要顺从兄长。
孔子对“孝”的规定，不仅包括“事父母能竭其力”；
“有事，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先生馔”；
（《为政》）；
而且还包括“事父母几谏”（《里仁》），劝谏和帮助父母发现和改正缺点错误。
弟弟对兄长除了顺从以外，还要互相监督，做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子路》）这说明，实现家庭和谐也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对父母，既要尽到孝心，又不能搞愚孝；
对兄长，既要讲顺从，又不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孔子“人和”思想用于国内政事上，为了达到“政是以和”，孔子主张德法并举、宽猛相济。
首先，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加强官德建设；
其次，他主张辅之以法，做到德治和法治、宽大和严惩相结合。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而对于君民关系，则要求实行有原则的和谐。
在君民关系上，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子路》）这是君民高度和谐的表现，前提是君主必须好礼、好义、好信，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才能背着小孩前来投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孔子认为君民关系应是鱼水关系，君要以民为本。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哀公》引）在国际关系上，“人和”思想表现为反对战争。
孔子一以贯之道是“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这一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上表现为：
我希望和平地生活，也要让别人和平地生活；
我反对别人侵略我，我决不去侵略别人。
由此出发，孔子宁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也不学军事。
“军旅之事，未尝学也。
”（《卫灵公》）他甚至提出“去兵”（《颜渊》）即全面裁军。
一日，冉有和季路向他报告季孙氏将对颛臾国“谋动干戈”。
孔子说，作为他的助手，你们应该竭力劝阻。
为什么？
他讲了一套道理：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季氏》）孔子反对战争，主张国家间和睦相处的思想可见一斑。
[3]当然，孔子所提倡的和合，并非是无原则的，抹煞一切差别、差异性的和，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同，他说道“君子和而不同”，庄子也谈到“不同同之之谓大”。
所以，“和”是承认有差别的“和”。
和的思想在我国社会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对社会制度的制定影响也是深远的。
历史上，以“均”与“和”为名的制度不可胜数，如均田、均徭、均役、和价、和买、和雇、和售、和市等。
[4]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也是基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
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基于此。
可见，“和”的思想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着重大价值。
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
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真诚，甚至很多人蔑视他人的生命，视他人生命如草芥。
坑蒙拐骗事件，自杀或他杀事件时有发生，近段时间药家鑫事件、陈家事件等接连发生的驾车撞人却视同儿戏的事故也接连不断。
所以这些，同我们建设共享、共乐的民族精神家园是相违背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机更特别提倡我们要发扬儒家的崇仁重和的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爱人为仁，和合共处，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讲究人际交往的真诚、宽容、谦让、礼貌等，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进而有利于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
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却并非和谐。
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益拉大，西方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形成了更加隐蔽的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政治、宗教意识仍然存在着对立和冲突，甚至兵刃相向。
而这是最需要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和为贵”。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5]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
“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这样各国人民才能携起手来，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增强人们社会责任心尤其有激励作用。
人对社会的关系体现为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在中华文化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世之人，都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一脉相承，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价值观念。
孔子提出，“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的解决人民群众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就是圣人。
《大学》中谈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人的修身齐家最终也要落实到治国、平天下，充分体现了天下情怀。
孟子说“夫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公孙丑）
道家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通过关注社会，对社会的批判和反省精神表现出来的。
老子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意思说，治理大国如烹小鱼虾一样，要小心谨慎，不能翻动频繁，扰乱百姓。
圣人无私心私欲，凡事以百姓意见为意见。
道家这种关心时事和治理国家的看法，从深处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老子还谈到；
“天之道犹如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
也就是说，上天是比较公平的，社会也应该是平等、公正、和谐的。
道家也注重社会的济世救人，“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太上感应篇》）现代我们社会所强调的救人之危，同舟共济的精神即来源于道家。
至宋代范仲淹说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张载在自述学术宗旨时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清代林则徐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
这种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尤其是士大夫精神的责任感，及积极入世视国家问题为一己问题的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这种责任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一是人生的义务感，人生的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先国家后自己。
二是历史的责任感，为尽人生义务，不计报酬，甚至不惜性命。
三是由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道德理想追求。
由此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后代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这与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注重对自然的探求，热衷寻求“彼岸”的探求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儒家和道家的社会责任感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色部分，尤其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身上表现明显。
社会历史发展也表明，当儒家的政治文化发生危机时，统治者往往采用道家的反省和批判精神，道家言论又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积极建构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对社会之责任感，虽说来自对儒家学说的推崇，但并不是一种信仰，并不像西方人其努力工作是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来源于积极工作来世能进入天堂信奉。
中国思想家从来不看重灵魂不灭的观念，桓谭论“形神”、王充的“无鬼论”、范慎的“神灭论”都是著名的例子。
然中国思想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地肯定人生。
如果说存在信仰，那么中华文化中，儒家、道家等杂糅而成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便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
这信仰一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
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
提出科学最有力的胡适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朽——我的宗教”的文章，事实上便是中国传统不朽论的现代翻版。
根据中国人的生死观，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度小我的死亡而仍然积极地做人，勤奋地做事。
人活一日便尽一日的本分，一旦死去，则此气撒归天地，并无遗憾。
这便是所谓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
”张载的《西铭》说的最好：
“存，吾顺事；
没，吾宁也。
”[6]人们常说的“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也是此意。
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我中华民族的发展正处于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世界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应该发扬立功、立德、立言的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文化传统思想提倡和合共生的关系，对人们建立“自然道德观”是一个宝贵资源。
中华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关系，认为万物生命是等同的，人也只是自然间的一渺小分子，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
这种观点具体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万物一体说。
道家从道的观点来看到万物，老子说“是以圣人…以辅万物而不敢为”。
庄子说：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
”“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
”（《庄子。
齐物论》）“磅礴万物以为一”（庄子逍遥游），宣扬万物是一个整体，人也是万物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
他还提出“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庄子，秋水）在广袤的宇宙中，人是渺小的，应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
”（庄子，秋水），不要用人为去排除天性，不要用世事排除天命。
深切体悟到与万物相通，与万物一体的道理，会升起一种对大自然的崇敬、敬畏感，这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
二、佛家的众生平等说。
佛教宣扬众生平等说，认为神、人、动物都是平等的，所不同的只是迷妄和觉悟及两者程度不同的差异。
我国佛教天台宗和禅宗还宣扬“无情有性说”，指无感情意识的天地花草也有佛性，也能成佛。
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说翠竹是佛法之身，黄花是般若智慧，花草都可以成佛。
苏轼在庐山的东林寺也曾作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意思是水声山色都是佛的显现。
佛教的不杀生、放生、吃素等，都是佛教环境伦理实践的具体表现。
这种平等说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每个生物和非生物都有生存的自然权利，二是生物和非生物都有佛性，都有向上提升的可能性。
这对于人们热爱自然、敬重自然、敬畏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说。
《周易大传·
泰第十一·
象传》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指完成；
辅相，说明。
主张遵循天地之规律，辅助天地之所宜，适当调整自然，使自然更利于万民生产，安排生活。
这是把人与自然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理想。
所以，中华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是讲究和合共生，共同协调发展的。
古人把自然界，把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视为与人的生命是同等的，其它生物也都有生存的权利。
用现代话说我们不能以地球主人身份自居，任意破坏自然，践踏其它生物的生命。
这一思想穿越几千年，仍闪耀着光芒。
尤其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类通过不断的向地球索取以求得自己的发展所最终造成的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中华文化中和合共生的思想，必将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带来新的智慧。
总的来说，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虽已几千年，但它穿越时间的隧道，在21世纪人们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的严重的冲突时，及由此引发的人类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之时，却更加闪耀出耀眼的光芒，凸显其现代价值，对于现在社会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去发扬和提倡中华文化传统积极思想，以促进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问题。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
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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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清.试论儒家学说中人际关系思想[J].社科纵横，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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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增辉.孔子人际和谐思想启示录.大家论坛，
[4]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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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胡民伟.中华文化推广对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11.
[6]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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