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之隋唐两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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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
《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
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
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曾说过：
“《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
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
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
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
五经正义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
”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
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
新旧《唐书》俱有传。
孔颖达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
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
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互相讨论学问，孔颖达水平最高。
其时孔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他，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
隋末农民起义时，孔颖达避居于虎牢（今河南荥阳）。
入唐后，孔颖达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
曾助魏征撰写《隋书》，有“良史”之称。
又参与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
“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
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
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
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
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
“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
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不过，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
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旧唐书·
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
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
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
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
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
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
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
《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
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
主伪孔安国《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
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
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主杜预《集注》。
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
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
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
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
《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
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
隋代“二刘”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臬。
《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
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
《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
《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
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
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
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
如《诗经"
周南"
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一句，毛传说：
“窈窕，幽闭也。
淑，善；
逑，匹也。
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郑笺说：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
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
“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
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
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
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
”再疏通毛传说。
“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闭静也。
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
逑，匹，《尔雅"
释诂》文，孙炎云：
‘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
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
”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
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
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
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
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
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
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诂、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
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
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
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而且贯穿了他独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
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
“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周易正义卷首》，下同）运动变化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
“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
”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即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
“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
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
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爻以象阴；
画八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
其曰：
“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
布以三位象三才也；
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
“易者象也；
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
爻即效，即效法。
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
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
”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
其四，主“易兼三义”说。
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的一个方面。
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
“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
”简易是说：
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
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
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
不易，指尊卑之位。
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
其五，易包有无。
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
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简易、变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
“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
因此《乾凿度》说：
“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
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是看不见的气；
太初是气体的开始；
太始是形体的开始；
太素是品质的开始。
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也就是道家的“无”。
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
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
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
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
“《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
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的利民措施，“以赡民用”。
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
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
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
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
”《系辞》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圣人”即伏羲。
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灿然明备。
《系辞》说：
“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
”《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谁有忧患呢？
《史记》说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就是“作易者其有忧患”者。
具体说，即是文王作卦辞。
有人说爻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
《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
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
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
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
首先，他认为《书经》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
“《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
”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
他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
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
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
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
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
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
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
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
“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
”嘉言懿行，其来远矣！
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
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
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
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
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
《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
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
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
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
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
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
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
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
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
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
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
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
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
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
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
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
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
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
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
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势！
孔颖达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从伪孔注，舍真取赝，实在难辞其咎！
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
其论《诗经》，曰：
“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
”（《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
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民教化。
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
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
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
”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向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民情之喜怒哀乐，社会之治乱兴衰。
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诗歌还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
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
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动于中，声发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这就是诗。
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于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
孔颖达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
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
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
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
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
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
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
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
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
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
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
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
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305篇而成，号称“诗三百”。
其论《礼记》，曰：
“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
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
”（《礼记正义序》，下同）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说：
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
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
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
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
“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
”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
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
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
“礼，体也，履也，理也。
”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
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
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
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
《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
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
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
“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
”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
《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
《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其论《春秋》，曰：
“《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
”（《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
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义原理的具体运用。
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
孔颖达说：
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社会治安，伦理纲常，十分混乱。
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
圣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
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
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服，“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
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
”所谓“春秋笔法”，真是威力无比，足以令乱臣贼子惧！
《唐会要》（卷77）说：
“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
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
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成数十万字，为170卷，真是神速！
究其原因，舒大刚认为有二：
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
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
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
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
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
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
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
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
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
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
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
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
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
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
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
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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