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之隋唐两宋Word格式.docx

1、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曾说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

2、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五经正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新旧唐书俱有传。孔颖达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

3、。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互相讨论学问，孔颖达水平最高。其时孔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他，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隋末农民起义时，孔颖达避居于虎牢（今河南荥阳）。入唐后，孔颖达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助魏征撰写隋书，有“良史”之称。又参与修订“五礼”，进爵为子。唐

4、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不过，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

5、作为试用教材。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旧唐书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周易正义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主伪孔安国传；毛诗正义四十卷：主毛公传、郑玄笺；礼记

6、正义七十卷：主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主杜预集注。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

7、，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臬。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

8、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闭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

9、，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闭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

10、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诂、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

11、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而且贯穿了他独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运动变化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即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爻以象阴；画八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其

12、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爻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

13、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简易、变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

14、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也就是道家的“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的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

15、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灿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就是“作易者其有忧患”者。具体说，即是文王作卦辞。有人说爻

16、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他认为书经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他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

17、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

18、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

19、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势！孔颖达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从伪孔注，舍真取赝，实在难辞其咎！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

20、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民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向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民情之喜怒哀乐，社会之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诗歌还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动于中，声发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

21、，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于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孔颖达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

22、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305篇而成，号称“诗三百”。其论礼记，曰：“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

23、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

24、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其论春秋，曰：“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义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

25、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治安，伦理纲常，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圣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服，“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春秋笔法”，真是威力无比，足以令乱臣贼子惧！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170卷

26、，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成数十万字，为170卷，真是神速！究其原因，舒大刚认为有二：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

27、，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