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码头工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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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社会群体是城市中重要的劳动者与建设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长期居留于城市,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为现代化与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超出城市发展需要的过量劳动力由农村涌入城市也会带来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不仅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更会形成相应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初期就已显露出来,并对近代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笔者选取民国时期下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一支——码头工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发展脉络,分析其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这一群体的历史面貌,以为今天借鉴。

一、近代上海码头工人概况

（一）码头工人队伍的形成

大约在康熙年间,上海港及周围市镇河港就有从事码头装卸搬运的脚夫,专代船户、商行扛抬货物。

在嘉庆《南翔镇志》中就记载了康熙年间南翔镇脚夫横行要挟,“以致货物窒塞于河、市口”,屡禁不止的情形[1]。

脚夫以其搬运方式不同又分为扛夫、箩夫,并有专门操纵码头货物装卸、管理脚夫的“脚头”。

据乾隆《上海县志》记载:

“邑之肩挑脚夫、箩杠,推强有力者为脚头,余夫受其统辖,俱听指使。

”这些搬运货物的“箩杠”和“脚夫”就是码头工人的前身,而“脚头”就是最早的封建把头,相当于近代码头上的包工头。

随着航运贸易的发展,轮船码头仓库的兴建,货物装卸工作日益增多,上海港码头工人队伍逐渐形成并壮大。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港被迫对外开放,外国船只进入码头,需要更多的装卸工人。

由专门的“夫头”负责招募,大量劳动力聚集码头守候,工作则按件给资[2]。

到19世纪末,上海港已有码头工人2万多人,以后不断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达到5万人左右;

上海沦陷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和码头装卸业务的萧条,减至2万人左右;

抗战胜利后美国剩余物资涌进上海港,出现了畸形繁荣局面,又增至3万人以上;

上海解放时,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有码头工人2.8万人[3]。

上述统计数据主要是指工作较为固定的正式工人,大概分为扛棒工、肩运工、轮装工和堆装工等4种,除此之外,在码头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人,如野鸡工、小野鸡工、矮子工、行李伕等。

野鸡工是临时工,工作不固定,有工作时,按运货件数及路程远近计算收入,无工作时则流浪街头,挨饿度日。

在野鸡工中,有一部分宁波人因劳动力较差只能做小件货包的扛棒工作,所以叫做宁波野鸡工人,俗称小野鸡。

行李伕专代旅客搬运行李,兼做船舶外档装货工作,因行李伕大都头戴红颜色的帽子,所以被称为红帽子。

这些临时工流动性更大,据估算有十多万人。

合计抗战前的上海有码头工人15万人[4]189。

（二）码头经营管理与封建把持

近代以前,上海各码头划地为界,分帮把持,但是帮派之间经常为争夺业务引发纠纷,甚至械斗。

由于工作垄断,勒索客商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查上海地方大小东门向有箩夫扛夫两项。

凡码头各店粮食油酒及航报等船,一切钱货、民间婚丧、舆轿等项,俱系箩夫承值;

各洋行内烟糖棉花等货,悉归扛夫扛抬,久经详明有案”[3]。

为此,当时的上海县专门设置告示牌,以确定各码头分工、界址以及脚价标准。

明确了箩夫、扛夫的分工:

前者专事内贸船货的装卸搬运,后者专事外贸船货的装卸搬运。

后因实施日久,箩夫、扛夫争夺货源,外面的扛挑小工也掺入其间,各行商受制于人,不堪骚扰,告到县衙。

上海县不得不重申前令,并进一步详明各帮利权:

“……嗣后凡有店铺粮食、油酒及航报船只钱货等项,俱归箩夫;

至烟糖、棉花及一切洋货等物,悉归扛夫,照依旧分界地承值。

扛挑设立夫头,稽查管理。

行铺佣工搬送客商零星物件,不得紊越扛挑货物;

外来流民,毋许影入扛帮……婚丧舆轿,均听民便,不得专归箩夫,以杜把持勒索。

渡船驳载货物,亦听商民随便雇用,照旧发给水脚……”[5]脚头对码头工作权的封建把持垄断得到了官方公开确认。

这种封建把持并未随清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反而延续到民国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不过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强势介入,将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带入码头,使得两者交织,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色的码头管理体制。

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外籍职员控制着码头的财务、业务大权;

买办负责装卸生产,洋大班与买办之间采用包工制,避免与货主、工人直接发生接触;

码头装卸和搬运工作由包工头操纵,实行封建把持制度,码头上的装卸和搬运,大都由买办转包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层层转包,工人由小包工头召募。

包工头依靠封建势力,划定码头地段把持装卸业务,形成帮派,不许帮外零散工人插足。

形成了上层殖民势力、中间买办势力、下层封建势力结合的三层管理模式[6]。

二、码头工人与城市化进程

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是城市吸引大量周边地区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结果,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状态。

（一）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增加了城市人口

人口是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城市化首先需要一定量城市人口的聚集。

近代上海的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提供了城市化所需的人口。

自从1845年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划定租界,又霸占沿江两岸土地兴建码头仓库之后,原来的农田遭到破坏,渔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而洋船的入伍又排挤了民船运输业。

因此,原来以农、渔和船运为业的劳动人民失去生计,这些失业的劳动力没有出路,大都流入码头以搬运为生。

所以早期的码头工人绝大部分来自本地的失业农民、渔民和船民。

同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在中国市场上大肆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产品,促使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加之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反动统治者苛捐杂税,加速了农村的衰败,导致农民大量破产。

生活无着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逃荒。

长江中下游一带广大地区的农民,则不少都流入上海。

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哪里有穷人的插足之处呢?

他们进店无体入厂无门,往往只得流落在江边和码头,出卖廉价劳动力。

越来越多苏北、湖北、广东、浙江一带的农民和城市失业者加入了码头工人队伍。

他们进入城市后,一没有固定工作场所,二没有固定住处,多数分散在街头和码头附近,等待召唤做些零工或进入码头装卸货物,工作完毕拿到力资后又到别处另寻生计,当时被称为“野鸡工”。

根据调查,1918年在码头上做工的85名工人中,来自本地的49名,占58%,来自外地农村的23名,占39%,外地城镇3名,占4%。

外地的占将近一半。

到1937年情况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在码头做工的271名工人中,来自本地的10人,占4%;

来自外地农村的233人,占80%;

来自外地城镇的28人,占10%。

来自外地的已占绝大多数[3]。

这些人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工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生力军。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先天不足,不仅技术落后而且资金严重匮乏,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在某种程度对上述不足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

（二）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

码头吸纳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

一是人口结构。

码头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人基本上是男性,其中又以青壮年居多,使得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两方面变化:

一方面是男性比例增加,另一方面是青壮年比例增加。

二是家庭结构。

传统中国社会盛行大家族制度,以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

码头工人大都是孤身一人或与兄弟来到上海工作,有的在工作居住稳定后携妻带子进城。

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他们与农村的大家庭居住上分开,经济上独立,使得城市中的小家庭（核心家庭）①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社会理论中关于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常用概念。

核心家庭,又称夫妇家庭,就是以婚姻为基础,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生活;

主干家庭,指父母（或一方）与一对已婚子女（或者再加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

联合家庭,指父母（或一方）或多对已婚子女（或者再加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包括子女已成家却不分家。

主干家庭与联合家庭又合称为扩展家庭。

共同生活不仅指共同居住,更重要的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即统一的经济核算。

逐渐增多。

三是职业结构与阶级阶层结构。

大量的码头工人增加了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比例,并与广大产业工人、铁路工人、海员及人力车夫共同构成了处于近代上海城市底层的工人阶级,加大了城市底层劳动者数量,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

四是码头工人群体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清末的码头工人是在封建衙役管辖之下,其组织按“码头”分帮;

到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政治活动深入码头,引导工人建立起工会,使数万名码头工人统一于码头职业工会之内,改变了城市社会组织结构。

（三）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

大量码头工人的流入,给上海带来了其家乡所在地的多种文化和其他特色的东西,在外来文化不断涌入及其与本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城市文化。

码头工人来自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

他们大都同乡同姓聚伙工作、生活,居住在其从事工作的码头周围,久而久之渐渐形成了新的城市社区,且保留着大量家乡的文化色彩,包括语言、岁时节庆及婚丧嫁娶习俗等,他们与原住居民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另一方面,码头工人整体素质不高,所从属文化层次低下,甚至大都流于俗陋,但同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由于码头工人工作区域大、活动范围广、接触层面多、流动性强,更加便利了他们传播其原属地域文化及学习当地地域文化。

三、码头工人与社会问题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虽然能够为城市提供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由于城市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形成所谓“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即流入城市的人口与城市里能获得的机会和服务相距悬殊。

“一面农村失却了精明强干的劳动者,一面都市生产方法没有进步,害滞销病。

它的本身胃口不健,而拼命的装食料下去,病态的膨胀,达了极点。

”[7]这个问题也始终困扰着上海的码头搬运业,在抗战胜利后更为明显,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加大了城市就业压力

过量劳动者涌入码头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导致失业率升高。

码头搬运业与一般工厂企业不同,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每天的工作量都没有特定标准。

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当业务繁忙时正式工人不够,需要大量散工补充人手,而业务清淡时,即使正式工人也做不足。

对于正式工人而言,工作虽不确定,但以每月而论,工作量大致是有保障的;

但对于散工来说就是一种灾难——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码头等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的工作。

码头搬运业既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给他们以希望,同时又将他们的精力大部分耗费在无休止的等待中。

换言之,数量大约3万～10万（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的工人,长期处于半失业,甚至偶尔就业的状态,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劳工贫困化更加严重。

码头工人的生活艰难窘迫,这种贫困状况主要是由于雇主与工头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剥削,但大量候补（后备）劳动者对码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剥削如此残酷,工人也不得不接受。

因为对于工头来说,工人多得很,这个不做自然有别人做;

而对于工人自身来说,工资虽然少,总好过完全没有收入。

这种状况,将更多的工人拖入到贫苦的深渊,不得不更驯服地受制于包工头,任其克扣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工人整体的贫困化。

使得“‘苦力’,这种最下层的中国劳动者,其生活状态,离禽兽之域并不甚远”[8]。

（三）影响社会安定

码头工人生活极端贫困,数量众多、流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