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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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

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

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

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

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

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

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特点。

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

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

如黑格尔就声称：

“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

“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

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如“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

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

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

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

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

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

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

孔子早就提倡：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

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

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

中国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

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

“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

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

道家则更进了一步。

王弼认为：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

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周易略例·

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

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

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

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

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

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

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

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

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

如老子说：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

”（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

”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

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

“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

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

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

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

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

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

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

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

这同样是错觉。

所谓逻辑，就是客观性。

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

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

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

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

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

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

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

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

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

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带来了方便。

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

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思想、哲学思想、思想、心思想、伦理学思想等。

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

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

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

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

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

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

达·

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

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

亚里士多德就说过：

“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

”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

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

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

“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

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

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

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

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

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

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

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

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

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

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

第二，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

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

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

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生产经验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

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

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

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

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

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

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

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

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

西方科技在现代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

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