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禁毒探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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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清末民初禁烟政策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各省军阀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公开号召种植罂粟，但为了获取鸦片特税，却鼓励和强迫农民大肆种植。

贵州军阀“始则弛禁，继则提倡，公开鼓励种吸贩烟”。

周西城时期，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的谬论，要求每个议员负责三四个县。

鸦片收获后，即以鸦片代替现钱，支发“一部分军饷”。

这个时期，不少军阀更是强迫农民种植罂粟。

在四川，军阀规定重庆县的84个村子必须种植10万亩罂粟，种植区由“军警负责保护”（。

凡未按规定种植者，则科以“懒捐”或交纳成倍的田赋。

在福建和湖南不按命令种植鸦片者，往往“被枪杀”，“处以死刑”或村庄“被焚毁”（。

由于滥种罂粟，到20年代后期“已造成中国鸦片对香港、马来联邦、海峡殖民地、安南及缅甸大量的非法输出”（。

第二，烟馆遍地，吸食成风

鸦片泛滥致使土行林立，烟馆遍地，吸食成风。

湖北汉口为川滇烟土运往内地的枢纽，1929年有济康隆等25家烟土公司公开挂牌营业。

在安徽，芜湖一地即有10家大烟土公司，亳县城内有十几家，均系钱店兼营。

烟馆更是数不胜数，四川平均每县有烟馆300余家，全省共5万余家。

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烟馆800家，吸食者6万余人。

广东汕头、福建厦门、湖南长沙等每地都有数百家。

由于产鸦片过多，价格下降，吸食极多，云南全省60％的人吸食鸦片。

值得一提的是，二三十年代，吸食鸦片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在西南各省，民间已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生活中的“唯一要件”，“交际则恃此为应酬，疾病则视此为药饵，家居则借此为消遣，旅行则视此为良朋”（。

在云南，人们将鸦片作为招待宾客的必备品，犹如今天的抽烟喝茶。

一些边远地区，连嫁姑娘都要陪送一套精致的烟具，士兵出征则随身携带烟具，与枪支同样重要，时刻不离。

时人惊呼：

“现在无论城市乡村，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鸦片的踪迹！

不分贫富男女老幼，大多数都染着鸦片的癖毒了！

”

第三，外国鸦片毒品大肆进口

旅居中国的外国不法分子乘机贩运制造毒品。

1926年，江海关破获印度烟土4000多万两，波斯红土不下1800万两，外国海洛因等毒品在100万两以上。

1927年6月至1928年12月，全国各海关查获外国人私运吗啡12390两，鸦片560两，海洛因26269两，高根603两，印度麻精467两，另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名目的毒品。

面对烟毒品的泛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间禁毒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就发表宣言，提出严禁外国毒品入口，严禁国内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八条建议。

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巩固政权。

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就选择了一箭双雕的禁烟政策—“寓禁于征”。

（二）“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

“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前期由财政部出面，主要颁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等十大章程。

十大章程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进行禁烟，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寓禁于征”。

其主要特点是对收税和罚款规定较为严格详尽。

首先，由财政部设禁烟处管理全国禁烟，从1928年起三年禁绝鸦片。

贩卖鸦片抽以重税，第一年70％，第二年100％，第三年200％；

不领戒烟执照私自吸食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元以下罚金，再犯者加重本刑1／3。

各项具体规定，无论是戒烟执照、特许证或贴印花税票，其目的只有一个—向烟毒犯收税。

其次，为了保证鸦片特税，各项具体章程实际是在公开纵毒。

如《各省检查烟苗局章程》规定，各种烟业户必须如实向检查烟苗局申报，如申报不实，一经查出，除补报外，并处以应交费额10倍以上100倍以下之罚金。

农民经“特许”便可栽种罂粟；

《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规定，严禁私运。

戒烟药料满100两以上者纳税后即可请专运所代运，但不满1000两均按1000两征收特税。

这一规定实际是在鼓励烟贩从事大宗的鸦片贩运，如果一二百两均按1000两收税，烟贩何不尽可能多运赚大钱，反而少运多交税呢?

更有甚者，1928年4月颁布的《审理烟案简易程序》还特别规定，凡被告人予以声明，愿纳法庭最高度罚金额者，可“不经审判，径行执行”，可见只要交钱，就可大贩其毒而不追究责任。

很显然，国民政府就是借禁烟之名，搞烟毒品的公吸、公售、公运，把一切隐蔽的烟毒犯罪变为公开，以达到最大限度收取鸦片税的目的。

在这里禁烟变成了纵烟，禁烟机构和章程越完善，距离民众所要求的禁烟也就越远，禁烟也就变成了收税的代名词。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发表演说，反对这种禁烟办法：

“禁烟之事，宜划归民政，不宜划归财政，财政以收入之多寡，为考核成绩之标准，收入愈多，

成绩愈好……专以筹饷为目的，系根本错误。

”（财政部长郑洪年接见拒毒会代表时也说:

“目下禁烟计划，仅为筹款之计，如谋禁烟，不但不能禁烟，实足纵毒。

”（

在毒品财政的支持下，1928年7月，东北张学良预定易帜，服从中央，8月，国民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

正如蒋介石所说：

“现在我们北伐成功，中国统一，所有一切建设的事业已积极进行，这弱国病民的鸦片，我们自然也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来把它一律革除。

”这样，1928年下半年禁烟政策便开始向严禁过渡。

第二，后期由行政院出面督理全国禁烟。

首先，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

1928年7月，颁布《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会议，研究各项禁烟问题的症结，厘订切实有效的禁烟措施。

11月，全国禁烟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议决有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各种议案44件，并发表宣言，指出要“毅然痛割‘寓禁于征’之秕政，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厉行铲除烟毒之计划。

大会通过的所有议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首先从党政军各机关开始严禁。

同时制定具体办法及刑法，强调在全国加强大规模的禁毒宣传，要求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加入拒毒内容。

另外，还通过了禁止外国毒品输入案等议案。

其次，禁烟宣传。

全国禁烟会议之后，禁烟委员会与民间禁烟团体联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宣传。

禁烟委员会制定了《劝戒洋烟宣传大纲》，进行张贴和广播，不仅警告抽吸鸦片的严重危害，还把禁烟与否提到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

提出“反对禁烟就是反革命!

”并把禁烟与外交相联系，提出“取消由鸦片战争而产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扑灭世界烟毒，收回包庇贩运烟毒的一切租界!

”等口号，表明了这次禁烟不仅关系到内政，而且关系到由鸦片引起的外交和主权问题。

最后，禁烟条例及章程。

1929年7月，根据《刑法·

鸦片罪》制定并颁布了《禁烟法》。

《禁烟法》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公务员犯鸦片罪科刑的规定，这是《刑法》中所未涉及的，它填补了“历来厉行禁烟，大抵仅及平民，公务人员往往置身法外”的空白，表明当政者已经认识到，整顿统治阶级本身对于禁烟的重要性。

公务员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民众的榜样，只有他们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才能真正带领民众肃清烟毒。

1930年还颁布了《医院兼理戒烟事宜简则》、《检查邮件和私递麻醉药品办法》、《各地水陆公安机关考查烟犯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禁烟的章程办法。

使得禁烟不仅有《禁烟法》等根本性法令指导全局，而且有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真正做到禁烟有法可依。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即训政时期开始之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环境，因而为了迎合民意和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

国民政府对其禁烟政策进行了调整。

此后直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之前，禁烟政策一直处于过渡阶段。

因为地方军阀虽被打倒，形式上统一，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却日益壮大，又成为其“心腹之患”，所以蒋介石仍在绞尽脑汁剿灭工农武装，并没有把心思真正用在禁烟上。

政策转变之后，各地虽缉获了大量的私运烟毒品，抓获了大量的烟犯，但这些也仅仅是一个过渡而已。

当时有人对这一时期的禁烟作了这样的评价：

“近来官厅的禁烟法令到处布告着，民众拒毒的呼声到处叫喊着，差不多闹得满天星斗……讵料证诸事实，官民奔走呼号的成绩，只是在白纸上落个黑字”。

这也是我们对前期禁政的评价。

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不少法令，大造了禁烟舆论。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禁烟成绩不能令人满意，基本上是纸上谈兵。

二、中期的严禁：

“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从1934—1940年的6年中，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国内鸦片继续泛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日益壮大，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进行，在民众的推动和国际形势的逼迫下，开始实施严厉的禁烟毒政策。

（一）鸦片毒品继续泛滥

30年代前期鸦片毒品继续泛滥，主要表现为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私贩猖獗，吸食成风。

第一，滥种罂粟。

30年代前期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在云南，边远地区有2／3的土地种植罂粟。

在河南，豫西、豫东边境种罂粟农田占40％—50％以上。

甘肃鸦片田占农田3／4，产值占农作物的90％。

全国种烟面积800万亩。

有人对13个地区20年间种罂粟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做了调查，结果为，1914—1919年为3％，1924—1929年上升为11％，1929—1933年剧增为20％。

以小见大，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趋势。

罂粟的滥种致使鸦片产量剧增。

有人统计，1931年中国产鸦片12000吨，是世界产额的7倍。

长期滥种罂粟致使国内形成了以地区命名的特有的鸦片名称。

如云土、川土、贵土、甘土、西土、东土、热河产的北口土等，都是各地的名产。

第二，私贩猖獗。

30年代前中期利用近代化交通工具—轮船和铁路走私毒品司空见惯。

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外国轮船和军舰几乎没有不偷运鸦片毒品的。

一些铁路职工更是利用工作之便，大搞走私。

1930年，北宁线破获列车工作人员参与贩运鸦片者80余人，其中既有一般职工，又有列车长。

这个时期，不少军人、官员还利用军车、飞机贩运毒品。

如西康的刘文辉，曾动用飞机将鸦片运往汉口、上海贩卖。

四川的刘湘以21军名义派其仅有的“同德”、“同心”号军舰装运7000担烟土到宜昌出售。

广西李宗仁主政时一次就用军车往桂林运送黔土20军车。

1934年，湖南航空处处长黄飞因多次往返于贵阳与长沙和汉口之间运售吗啡，后携带吗啡飞到南昌，被由蒋介石处死。

平民百姓利用随身携带物品藏运鸦片毒品者更是无奇不有。

更有甚者，包头的不法烟贩还组织了肛门屁股队，利用人体贩毒。

第三，吸食成风。

由于毒品数量充足，政府和各地军阀又只征不禁，全国的吸毒人数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

1932年，中国人口4.74487亿人，而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达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

在吸毒者中37.5%的吸食红丸。

贵州省吸食者占总人口的33.3%；

四川省的瘾君子占总人口的57.1（。

川贵地区甚至还有“十人中有十一人吸烟”之说，因为孕妇吸毒致使腹中的胎儿也染上了毒瘾。

婴儿出生后每日必嗅三四次烟气始能停止啼哭，直到四五岁后，便开始自动吸食。

（二）“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政策的实施

鉴于初期禁烟成效甚微，鸦片烟毒继续泛滥，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之际决定废除原来的《禁烟法》，采取新的断禁政策。

第一，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