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禁毒探析Word格式.docx

1、鉴于清末民初禁烟政策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各省军阀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公开号召种植罂粟，但为了获取鸦片特税，却鼓励和强迫农民大肆种植。贵州军阀“始则弛禁，继则提倡，公开鼓励种吸贩烟” 。周西城时期，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的谬论，要求每个议员负责三四个县。鸦片收获后，即以鸦片代替现钱，支发“一部分军饷”。这个时期，不少军阀更是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在四川，军阀规定重庆县的84个村子必须种植10万亩罂粟，种植区由“军警负责保护”（。凡未按规定种植者，则科以“懒捐”或交纳成倍的田赋。在福建和湖南不按命令种植鸦片者，往往“被枪杀”，“处以死刑”或村庄“被焚毁”（。由于滥种罂粟，到20年代后期“

2、已造成中国鸦片对香港、马来联邦、海峡殖民地、安南及缅甸大量的非法输出”（。第二，烟馆遍地，吸食成风鸦片泛滥致使土行林立，烟馆遍地，吸食成风。湖北汉口为川滇烟土运往内地的枢纽，1929年有济康隆等25家烟土公司公开挂牌营业。在安徽，芜湖一地即有10家大烟土公司，亳县城内有十几家，均系钱店兼营。烟馆更是数不胜数，四川平均每县有烟馆300余家，全省共5万余家。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烟馆800家，吸食者6万余人。广东汕头、福建厦门、湖南长沙等每地都有数百家。由于产鸦片过多，价格下降，吸食极多，云南全省60的人吸食鸦片。值得一提的是，二三十年代，吸食鸦片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西南各省，民间已把吸食鸦片看

3、作是生活中的“唯一要件”，“交际则恃此为应酬，疾病则视此为药饵，家居则借此为消遣，旅行则视此为良朋”（。在云南，人们将鸦片作为招待宾客的必备品，犹如今天的抽烟喝茶。一些边远地区，连嫁姑娘都要陪送一套精致的烟具，士兵出征则随身携带烟具，与枪支同样重要，时刻不离。时人惊呼：“现在无论城市乡村，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鸦片的踪迹！不分贫富男女老幼，大多数都染着鸦片的癖毒了！”第三，外国鸦片毒品大肆进口旅居中国的外国不法分子乘机贩运制造毒品。1926年，江海关破获印度烟土4000多万两，波斯红土不下1800万两，外国海洛因等毒品在100万两以上。1927年6月至1928年12月，全国各海关查获外国人私运吗

4、啡12390两，鸦片560两，海洛因26269两，高根603两，印度麻精467两，另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名目的毒品。面对烟毒品的泛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间禁毒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就发表宣言，提出严禁外国毒品入口，严禁国内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八条建议。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巩固政权。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就选择了一箭双雕的禁烟政策“寓禁于征”。（二）“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前期由财政部出面，主要颁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等十大章程。十大章程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进行禁烟，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寓禁于征”。其主要特点是对

5、收税和罚款规定较为严格详尽。首先，由财政部设禁烟处管理全国禁烟，从1928年起三年禁绝鸦片。贩卖鸦片抽以重税，第一年70，第二年100，第三年200；不领戒烟执照私自吸食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元以下罚金，再犯者加重本刑13。各项具体规定，无论是戒烟执照、特许证或贴印花税票，其目的只有一个向烟毒犯收税。其次，为了保证鸦片特税，各项具体章程实际是在公开纵毒。如各省检查烟苗局章程规定，各种烟业户必须如实向检查烟苗局申报，如申报不实，一经查出，除补报外，并处以应交费额10倍以上100倍以下之罚金。农民经“特许”便可栽种罂粟；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规定，严禁私运。戒烟药料满100两以上者纳税后即可请

6、专运所代运，但不满1000两均按1000两征收特税。这一规定实际是在鼓励烟贩从事大宗的鸦片贩运，如果一二百两均按1000两收税，烟贩何不尽可能多运赚大钱，反而少运多交税呢?更有甚者，1928年4月颁布的审理烟案简易程序还特别规定，凡被告人予以声明，愿纳法庭最高度罚金额者，可“不经审判，径行执行”，可见只要交钱，就可大贩其毒而不追究责任。很显然，国民政府就是借禁烟之名，搞烟毒品的公吸、公售、公运，把一切隐蔽的烟毒犯罪变为公开，以达到最大限度收取鸦片税的目的。在这里禁烟变成了纵烟，禁烟机构和章程越完善，距离民众所要求的禁烟也就越远，禁烟也就变成了收税的代名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发表演说，反对这种

7、禁烟办法：“禁烟之事，宜划归民政，不宜划归财政，财政以收入之多寡，为考核成绩之标准，收入愈多，成绩愈好专以筹饷为目的，系根本错误。”（财政部长郑洪年接见拒毒会代表时也说:“目下禁烟计划，仅为筹款之计，如谋禁烟，不但不能禁烟，实足纵毒。”（在毒品财政的支持下，1928年7月，东北张学良预定易帜，服从中央，8月，国民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正如蒋介石所说：“现在我们北伐成功，中国统一，所有一切建设的事业已积极进行，这弱国病民的鸦片，我们自然也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来把它一律革除。”这样，1928年下半年禁烟政策便开始向严禁过渡。第二，后期由行政院出面

8、督理全国禁烟。首先，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1928年7月，颁布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会议，研究各项禁烟问题的症结，厘订切实有效的禁烟措施。11月，全国禁烟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议决有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各种议案44件，并发表宣言，指出要“毅然痛割寓禁于征之秕政，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厉行铲除烟毒之计划。大会通过的所有议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首先从党政军各机关开始严禁。同时制定具体办法及刑法，强调在全国加强大规模的禁毒宣传，要求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加入拒毒内容。另外，还通过了禁止外国毒品输入案等议案。其次，禁烟宣传。全国禁烟会议之后，禁烟委员会与民间禁烟团体联合，开展

9、了声势浩大的禁烟宣传。禁烟委员会制定了劝戒洋烟宣传大纲，进行张贴和广播，不仅警告抽吸鸦片的严重危害，还把禁烟与否提到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提出“反对禁烟就是反革命!”并把禁烟与外交相联系，提出“取消由鸦片战争而产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扑灭世界烟毒，收回包庇贩运烟毒的一切租界!”等口号，表明了这次禁烟不仅关系到内政，而且关系到由鸦片引起的外交和主权问题。最后，禁烟条例及章程。1929年7月，根据刑法鸦片罪制定并颁布了禁烟法。禁烟法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公务员犯鸦片罪科刑的规定，这是刑法中所未涉及的，它填补了“历来厉行禁烟，大抵仅及平民，公务人员往往置身法外”的空白，表明当政者已经认识到，整顿统

10、治阶级本身对于禁烟的重要性。公务员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民众的榜样，只有他们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才能真正带领民众肃清烟毒。1930年还颁布了医院兼理戒烟事宜简则、检查邮件和私递麻醉药品办法、各地水陆公安机关考查烟犯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禁烟的章程办法。使得禁烟不仅有禁烟法等根本性法令指导全局，而且有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真正做到禁烟有法可依。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即训政时期开始之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环境，因而为了迎合民意和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国民政府对其禁烟政策进行了调整。此后直到“二年禁毒 六年禁烟”之前，禁烟政策一直处于过渡阶段。因为地方军阀虽被打倒，形

11、式上统一，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却日益壮大，又成为其“心腹之患”，所以蒋介石仍在绞尽脑汁剿灭工农武装，并没有把心思真正用在禁烟上。政策转变之后，各地虽缉获了大量的私运烟毒品，抓获了大量的烟犯，但这些也仅仅是一个过渡而已。当时有人对这一时期的禁烟作了这样的评价：“近来官厅的禁烟法令到处布告着，民众拒毒的呼声到处叫喊着，差不多闹得满天星斗讵料证诸事实，官民奔走呼号的成绩，只是在白纸上落个黑字”。这也是我们对前期禁政的评价。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不少法令，大造了禁烟舆论。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禁烟成绩不能令人满意，基本上是纸上谈兵。二、中期的严禁：“二年禁毒 六年

12、禁烟”从19341940年的6年中，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国内鸦片继续泛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日益壮大，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进行，在民众的推动和国际形势的逼迫下，开始实施严厉的禁烟毒政策。（一）鸦片毒品继续泛滥30年代前期鸦片毒品继续泛滥，主要表现为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私贩猖獗，吸食成风。第一，滥种罂粟。30年代前期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在云南，边远地区有23的土地种植罂粟。在河南，豫西、豫东边境种罂粟农田占4050以上。甘肃鸦片田占农田34，产值占农作物的90。全国种烟面积800万亩。有人对13个地区20年间种罂粟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做了调查，结果为，19141919年为3，1

13、9241929年上升为11，19291933年剧增为20。以小见大，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趋势。罂粟的滥种致使鸦片产量剧增。有人统计，1931年中国产鸦片12000吨，是世界产额的7倍。长期滥种罂粟致使国内形成了以地区命名的特有的鸦片名称。如云土、川土、贵土、甘土、西土、东土、热河产的北口土等，都是各地的名产。第二，私贩猖獗。30年代前中期利用近代化交通工具轮船和铁路走私毒品司空见惯。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外国轮船和军舰几乎没有不偷运鸦片毒品的。一些铁路职工更是利用工作之便，大搞走私。1930年，北宁线破获列车工作人员参与贩运鸦片者80余人，其中既有一般职工，又有列车长。这个时期

14、，不少军人、官员还利用军车、飞机贩运毒品。如西康的刘文辉，曾动用飞机将鸦片运往汉口、上海贩卖。四川的刘湘以21军名义派其仅有的“同德”、“同心”号军舰装运7000担烟土到宜昌出售。广西李宗仁主政时一次就用军车往桂林运送黔土20军车。1934年，湖南航空处处长黄飞因多次往返于贵阳与长沙和汉口之间运售吗啡，后携带吗啡飞到南昌，被由蒋介石处死。平民百姓利用随身携带物品藏运鸦片毒品者更是无奇不有。更有甚者，包头的不法烟贩还组织了肛门屁股队，利用人体贩毒。第三，吸食成风。由于毒品数量充足，政府和各地军阀又只征不禁，全国的吸毒人数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1932年，中国人口4.74487亿人，而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达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在吸毒者中37.5%的吸食红丸。贵州省吸食者占总人口的33.3%；四川省的瘾君子占总人口的57.1（。川贵地区甚至还有“十人中有十一人吸烟”之说，因为孕妇吸毒致使腹中的胎儿也染上了毒瘾。婴儿出生后每日必嗅三四次烟气始能停止啼哭，直到四五岁后，便开始自动吸食。（二）“二年禁毒 六年禁烟”政策的实施鉴于初期禁烟成效甚微，鸦片烟毒继续泛滥，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之际决定废除原来的禁烟法，采取新的断禁政策。第一，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