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浅析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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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后来遭到奸臣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及顷襄王的放逐。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波兰哥白尼、英国莎士比亚、意大利但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风骚”也因此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2、《离骚》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长篇抒情诗。

它也是作者——屈原心灵的歌唱。

全诗整体展现了诗人“存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都闪耀着诗人灿烂的思想文化。

《离骚》的艺术造诣也十分高，无论是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象、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和创新，同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屈原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抒写，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让读者更亲近主人公，更能体会到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同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两者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与发展，也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再有，《离骚》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屈原寄情于物，托物言情，创作出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二、《离骚》结构分析

在《离骚》的结构研究中，从思想内容上对其作段落层次划分的“文章学”结构分析，依然占着重要地位。

但与旧时代的段落层次分析所不同的是，新时期的这种分析，更带有现代学者的系统性思考特征，并且与作品整体表现的“主题”，以及不同段落的表现方式结合起来探讨，显示了更深人、更细致的特点[1]。

这种结构分析，可以金开诚、戴志钧二位先生的论文为代表。

金开诚先生的论文《<

离骚>

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2]，认为“《离骚》在整体上是‘三段，两线，一结’的结构；

必须把握这个结构，恰切认明‘两线’在‘三段’中的具体表现，才能准确了解各个局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三段”、“一结”，指的是“这篇宏伟的辞作，从内容上看显然应依清人王邦采《离骚汇订》中所作划分，读为三大段加一个结语：

一、开头——‘岂余心之可惩’。

二、‘女晏之蝉媛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三、‘索复茅以筵蕙兮’——‘蜷局顾而不行’。

最后以‘乱辞’作结。

上述三大段的内容是层次分明、互不相混的，所以它们又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一、写诗人在现实中的斗争与失败；

二、写诗人在想象中的追求与幻灭；

三、写诗人设想去国而终于不忍离去。

”金氏分析《离骚》结构最有特色的，是他的’‘二线”即“两个‘主题旋律”’说。

金氏取司马迁、班固关于“离骚者，犹离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之解，确定《离骚》的创作旨意和主要内容是“遭忧作辞”。

而“《离骚》所述之‘忧’，概括地说就在于不能通过政治变革以实现‘美政’，所以诗人在篇末结出题旨时明确声称：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但具体说来，这种忧患又可以分析为二。

屈原要在当时的楚国实行变革、实现‘美政’，事实上只有两种手段:

一是通过君王（楚怀王）由上而下实行变革（这是主要的），二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

但在《离骚》创作之时，屈原在这两方面所作的努力均已彻底失败，所以他深感得不到君王信任之忧，也深感孤立无援之忧。

表现这两种忧患的诗的形象，就像交响乐中的两个‘主题旋律’，在全篇中反复出现，并在其它内容的陪衬之下多次‘变奏’，谱成全曲”。

戴志钧先生对《离骚》的结构分析，主要体现在与金开诚论辩的《也谈<

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问题》[3]（P112-125）以及《论<

离骚）的形象体系和抒情层次》[4]（P91-111）中。

戴氏认为，《离骚》的总体结构，可用“一个中咨函涟条”、“两部分”和“三个抒情层次”概括。

所谓“一个中心链条”，是针对金氏的“两个主题旋律”说提出的不同见解：

“我认为，长诗并不存在两个“主题旋律”’，只有一个艺术形象中心链条，表现一个抒情基调。

”“长诗艺术形象中心链条包括四个环节：

抒情主人公、楚王、党人、‘兰蕙’，主要形成三种关系:

抒情主人公与楚王;

抒情主人公与党人：

抒情主人公与‘兰蕙’。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则是诗人与楚王的关系。

”“一个抒情基调”，则指《离骚》全诗所表现的“对‘美政’，理想不得实现的忧愤基调”，但其具体“表现情态”却又是复杂的：

“对楚王是‘忧’，与‘怨’，”，“对党人是‘忧’，与‘愤’”，“对‘兰蕙’变质感到‘忧’与‘哀’”。

三、文体风格

屈原所作《离骚》是《楚辞》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于《离骚》的文体风格，历代学者和诗家作过不少描述。

笔者研读相关文献之后发现，人们对《离骚》风格的种种描述大致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文体风格的论述。

汉代之后，历代学者和诗家的描述各有侧重，但他们大都肯定《离骚》和《楚辞》风格的丰富性。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对《离骚》和整个《楚辞》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

而这些论述有一个总的倾向，那就是人们对屈原、《离骚》乃至整个《楚辞》的定位越来越拔高，而歌颂也越来越纷繁。

而对这一研究形势，如何从根本上做起，如何对《离骚》和整个《楚辞》作一个总体的风格定位，既是研究工作的需要，又是教学工作的需要。

诚然，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曾经用浪漫主义来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

然而，浪漫主义是一个涵义甚为宽泛的批评术语。

虽然浪漫主义也可以用来指文体风格，但是它主要指的还是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

用“浪漫主义”来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虽然简单方便，但是它并不切合研究对象本身。

这是因为《离骚》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术语则是一对西方的舶来品，它们很难恰如其分地概括《离骚》和《诗经》的风格，尤其是其文体风格。

更不用说，人们在五六十年代对这两个批评术语的使用，还带有较多的教条主义色彩，与西方文学批评界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

“风”指《国风》，代表《诗经》。

“骚”指《离骚》，代表《楚辞》。

[5]

从历代楚学界对《离骚》的研究中看，人们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之共同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

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文体风格。

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文体风格。

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文体风格。

那么，《离骚》这块镜子，反映了什么观念呢？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明白，其实这三家的看法都集中在“兼”这一关键词之上。

诚然，整个《楚辞》也好，《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也好，尽管它们具有典型的南方文化色彩，属于楚地的特殊产物，但是它们所“兼”的却是《国风》和《小雅》（亦即《诗经》）的精华。

也就是说，《楚辞》的主导精神与《诗经》是完全一致的，二者所体现的都是同一个中华魂，或曰早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兼”字表明了，《诗经》和《楚辞》的作者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成员。

所谓兼容，必定是双方的品格能够共存。

当人们以《离骚》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人们说《离骚》兼具《诗经》的特色。

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当人们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诗经》融入了《离骚》之中。

《诗经》产生于中原，却能够兼容。

《楚辞》产生于楚地，却具有兼味。

《离骚》既发扬了二者的优美，又不失其本身的崇高。

这就是《离骚》这一中国诗歌的奇葩数千年来欣欣然挺拔于世界诗歌百花园中的奥秘。

四、意旨

关于《离骚》的篇题之意旨，自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以来，众说纷纭。

从历代学者有点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楚语在战国时代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方言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楚国与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源以及长期密切交流，在楚国的书面语言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与中原雅言语系迥异的语法规范和词汇系统。

随着楚文化圈的扩大，楚语逐渐与中原地区的主流方言加深融合，并最终对汉代中原地区的主流方言产生影响。

[6]

具体到“离骚”一语，我们还要结合战国时期语言的发展状况来分析。

尽管其时语言中的词汇有很大发展，双音词的增多甚为明显。

但是此时同义或近义单音词的合成才是产生双音词（专有名词除外）的主要方式，从《左传》到《孟子》等传世文献中皆有明证，如“道路”、“商贾”、“寇雌”、“树艺”、“周旋”等[7]。

以此核之，又鉴于“离骚”不二见于同时代其他典籍，且另有“骚离”一语，我们认为“离骚”在战国时并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双音词，而是由“离”“骚”两个单音词组合成的篇名，如“哀郑”“抽思”之类。

对它的解释，既要考虑“离”“骚”两字的单独含义，又要联系具体语境。

即如“骚离”一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

楚辞洪兴祖补注》中已有辨析：

“骚离”与“距违”对文，则“骚”如《诗·

大雅·

常武》“绎骚”之“骚”，谓扰动耳。

伍举承言之曰:

“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篙焉而忘其安乐而有远心。

”是“骚”即“不安”，“骚离，，即动荡涣散。

[8]（P582）

钱先生对“骚”字的释义同样适于对“离骚”一语的解说。

对“离骚”中的“离”字，历史上不少学者倾向于王逸说。

清屈复《楚辞新注》：

“此篇有‘余既不难乎离别兮，，则‘离骚，者，离别之忧也。

”今人董运庭又加以说明：

“所谓‘离别之忧’，并不是说已经去国离乡，而是面临离别的前景发愁生忧，是写欲去不忍，欲去不能的内心苦闷与挣扎。

[9]（P140）可见，“离’，字应训为“别”，意为离去远逝。

至于“骚”字，司马迁、班固训为“忧”，实为统言之。

其中原由，颜师古、钱澄之相关训释中已有提及，《说文》“骚”字条下段玉裁注则直接析言之：

《屈原列传》曰：

“离骚者，犹离忧也。

”此于“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

“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故曰犹。

五、小结

从《离骚》美学特征上看，它具有高超的、独创性的艺术手段。

长诗《离骚》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完成其抒情主体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颗美的心灵的呢？

诗人把炽烈的感情与奇丽的超现实想像相结合，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相结合，熔宇宙大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一炉，结构出一个无比恢宏壮丽的抒情体系，这是诗人屈原在中国诗史上的奇异贡献，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伟大开拓。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创作，特别是长诗《离骚》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

就长诗《离骚》总的创作方法和宏观结构而言的。

而就其诸多的具体表现手法来看，长诗《离骚》也有着多方面的新颖创造。

如他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以香花美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节操的象征，令读者如睹其崇高圣洁之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

长诗《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不时借用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希望与失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

屈原的悲剧是政治悲剧，但他对君国的忠诚哀怨眷恋之情，用爱情来比喻，用爱情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