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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有较多的任用机会,属于清朝科举制度中的特科。

  举人众多,而知县之职出缺不多,中进士又是难上加难,致使大部分举人二三十年之内都难以任职。

于是,大挑之法应运而生。

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亲王大臣在内阁举行。

参与大挑的举人,每二十人为一班,看其相貌决定任命与否。

先唱出的三人名列一等,任用为知县。

三人挑出之后,继唱出八人,这是不被录用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都出局。

其余九人不唱名,以教职任用。

  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按照“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诀,将脸型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国”、“田”等字形,中等为“风”、“申”等字形,下等为“由”、“甲”等字形。

按规定,上等的用为知县(正七品),中下等的用为府学学正(正八品)和县学教谕(正八品)。

如果知县无空缺,可以通融出任府经历(正八品),直隶州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盐库大使(从九品)。

如果学正、教谕无空缺,可通融选用训导(从八品)。

  显然,大挑所获官职都不算显赫。

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些清高而显要的职务非进士出身者不许选用,如詹事府、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不许非进士出身者任职。

这就大大限制了任官的旁门左道。

在升迁机会上来说,大挑出身的官员也处于不利地位。

进士出身的所有人初任官时即有资格出任正印官,其他出身的人只有部分人可以直接出任正印官,大挑的举人与廷试或朝考的优贡、拔贡、监生的考职等,只有名列前茅者才可直接出任正印官。

  阎敬铭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之后,先后两次参加朝廷举行的会试,但都没有考中进士。

不得已,为了走人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阎敬铭参加了某科的“大挑”。

  可惜的是,按照“大挑”的“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诀的相貌标准,阎敬铭的脸哪个字形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且两只眼睛一大一小、一高一低,身高也不满五尺(相当于165厘米),形容实在猥琐。

当阎敬铭一班二十人进入文渊阁后,刚刚行完礼,还未来得及自报履历,主持大挑的敦亲王看到阎敬铭的形象实在有损大清颜面,便厉声呵斥:

“阎敬铭先出去!

”就这样,连挑都不用挑了,阎敬铭第一次迈入仕途的大门就此关闭。

  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更加发奋地继续学习,专心报考下一科的会试。

  好在老天有眼,没有埋没阎敬铭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

后来历任湖北布政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主政湖北 为民做主

  阎敬铭考中进士后,于道光二十七年被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

在户部十余年间,阎敬铭精于部务,得到了管理户部的武英殿大学士文庆的赏识。

  当时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激烈交战时期,作为当时主战场的湖北,聚集了清廷数万官兵,这使得原来掌管湖北钱粮的官员穷于应付。

军需供应需要得力的人才,湖北按察使严树森便向湖北巡抚胡林翼推荐了阎敬铭。

胡林翼于咸丰九年向朝廷上疏清调阎敬铭来湖北任职。

清廷出于形势需要,委派阎敬铭去湖北担任粮台一职,阎于当年六月到武昌上任。

在任期间,阎敬铭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将军需管理得井井有条。

得到了胡林翼的赞赏,称其为“古今天下第一粮台”。

同时,湖广总督官文和胡林翼的继任严树森也很欣赏阎敬铭的才干,不断向朝廷为他请功。

清廷遂于同治元年八月任命阎敬铭为湖北布政使,管理湖北政务。

  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

尤其是他办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

  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实际上是官文的娈童,因为受到官文宠幸,在他身边担任副将之职,总管卫队。

这个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

  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

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

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

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

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

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

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

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

阎敬铭说:

“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

”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

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

“去把我的被子拿来!

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

”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三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

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

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

可是无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

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

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

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

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

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

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

  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

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

虽然官文有调虎离山的意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

  整顿财政 清查贪吏

  阎敬铭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在任期内,他利用审计手段。

清理整顿当时极为混乱的财政收支,严厉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政绩卓著,被时人交口称颂。

  阎敬铭早年曾在户部担任过户部主事,深知户部弊端,尤其天下财赋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

他决心革除积弊,实行改革。

上任第一天他就亲自看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

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道库里存银几何以及出纳情况和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

眼看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之账竟如此糊涂,为官员贪污提供了极大方便,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折说:

“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青吏,故吏权目张,而财政愈葬,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

”由于当时清政府库款困乏,也有整顿度支的迫切要求,所以同意了阎敬铭的奏请。

  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

所谓三库,是指户部管辖的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

其中绸缎、颜料两库为天下实物贡品收藏处,库内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得无法使用,加上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更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

银库的问题比想象的大得多,管理银库的差役、官员没有不贪污的,甚至连做苦力的库兵都利用搬银子的机会,把银子塞在肛门里面偷出来。

职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十个里面最多有一个是准的,真是弊端累累。

阎敬铭一反过去堂官所为,花了很大力量,亲自入库清点,认真查对出纳档案,并清查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

他的做法和态度震动了朝野。

通过查账查库,阎敬铭当场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奏参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担任司官的姚觐元、董俊汉、杨仅典和满族人启某。

姚、董等四人受到清廷“革职回籍”的严厉惩处。

清查三库,是清末一次很重要的查账理财活动。

通过这一次清查,朝廷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国库到底存银几何,对自己的财政有了详细彻底的了解。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都很少。

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一职。

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

于是他命令对山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极力宣称审计不可行,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百般阻挠。

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

“有敢阻挠者斩。

”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能够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

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朝廷规定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标准,核对审查山东省各州县的财务收支,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

随后,阎敬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

查抄了一百五十三人的家,斩杀差吏数人,辞退幕僚十余人。

他又对山东省的财政活动订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山东各级官府赋税的征收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逾期不报,即将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立刻革职。

自此,幕僚、差吏们不敢再复效前辙,侵冒贪污了。

几年之后,山东省银库存银由数千两增至五百万两。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

在清朝,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人私囊。

户部明知有弊而给予报销,就要私收贿赂,通同作弊。

云南的军费报销,早在阎敬铭入京执掌户部的半年前就已开始舞弊,云南巡抚派粮道崔尊意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来京打点门路。

他们先找军机处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通过周瑞卿找到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游说。

然而户部书办一口要13万两银子的巨额“打点费”,潘英章等人嫌太多,正在讨价还价的当儿,传来了阎敬铭即将进京接管户部的消息。

他们深知阎敬铭的为官为人,赶紧抢在前面,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

  像这样的行贿,在户部早已习以为常,百官们明知内情也不敢揭发,因为它往往牵连朝中大员,故而积弊愈深。

阎敬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

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

事关重大,朝廷不能不问,但谕旨只派刑部审查,并轻描淡写,对王文韶、景廉明显有保护的意思。

可是谕旨一发,案子想收也收不住了,御史洪良品把知道的底里一古脑儿揭了出来,要求对景廉、王文韶即行罢斥,听候查办。

随后邓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行审理云南军费报销案,对王文韶等人严历制裁。

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奏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

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之下,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

案子到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

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如受赃的户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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