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宰相阎敬铭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有较多的任用机会，属于清朝科举制度中的特科。举人众多，而知县之职出缺不多，中进士又是难上加难，致使大部分举人二三十年之内都难以任职。于是，大挑之法应运而生。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亲王大臣在内阁举行。参与大挑的举人，每二十人为一班，看其相貌决定任命与否。先唱出的三人名列一等，任用为知县。三人挑出之后，继唱出八人，这是不被录用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都出局。其余九人不唱名，以教职任用。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按照“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诀，将脸型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国”、“田”等字形，中等为“风”、“申”

2、等字形，下等为“由”、“甲”等字形。按规定，上等的用为知县（正七品），中下等的用为府学学正（正八品）和县学教谕（正八品）。如果知县无空缺，可以通融出任府经历（正八品），直隶州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盐库大使（从九品）。如果学正、教谕无空缺，可通融选用训导（从八品）。显然，大挑所获官职都不算显赫。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些清高而显要的职务非进士出身者不许选用，如詹事府、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不许非进士出身者任职。这就大大限制了任官的旁门左道。在升迁机会上来说，大挑出身的官员也处于不利地位。进士出身的所有人初任官时即有资格出任正印官，其他出身的人只有部分人可以直接出任正印官，大挑

3、的举人与廷试或朝考的优贡、拔贡、监生的考职等，只有名列前茅者才可直接出任正印官。阎敬铭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之后，先后两次参加朝廷举行的会试，但都没有考中进士。不得已，为了走人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阎敬铭参加了某科的“大挑”。可惜的是，按照“大挑”的“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诀的相貌标准，阎敬铭的脸哪个字形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且两只眼睛一大一小、一高一低，身高也不满五尺（相当于165厘米），形容实在猥琐。当阎敬铭一班二十人进入文渊阁后，刚刚行完礼，还未来得及自报履历，主持大挑的敦亲王看到阎敬铭的形象实在有损大清颜面，便厉声呵斥：“阎敬铭先出去!”就这样，连挑都不用挑了，阎敬铭第一次

4、迈入仕途的大门就此关闭。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更加发奋地继续学习，专心报考下一科的会试。好在老天有眼，没有埋没阎敬铭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来历任湖北布政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成为晚清一代名臣。主政湖北为民做主 阎敬铭考中进士后，于道光二十七年被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在户部十余年间，阎敬铭精于部务，得到了管理户部的武英殿大学士文庆的赏识。当时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激烈交战时期，作为当时主战场的湖北，聚集了清廷数万官兵，这使得原来掌管湖北钱粮的官员穷于应付。军需供应需要得力的人才，湖北按察使严树森便

5、向湖北巡抚胡林翼推荐了阎敬铭。胡林翼于咸丰九年向朝廷上疏清调阎敬铭来湖北任职。清廷出于形势需要，委派阎敬铭去湖北担任粮台一职，阎于当年六月到武昌上任。在任期间，阎敬铭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将军需管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胡林翼的赞赏，称其为“古今天下第一粮台”。同时，湖广总督官文和胡林翼的继任严树森也很欣赏阎敬铭的才干，不断向朝廷为他请功。清廷遂于同治元年八月任命阎敬铭为湖北布政使，管理湖北政务。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办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实际上是官文的娈童，

6、因为受到官文宠幸，在他身边担任副将之职，总管卫队。这个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

7、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阎敬铭说：“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三个晚上。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可是无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官文无

8、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 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虽然官文有调虎离山的意

9、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整顿财政清查贪吏 阎敬铭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在任期内，他利用审计手段。清理整顿当时极为混乱的财政收支，严厉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政绩卓著，被时人交口称颂。阎敬铭早年曾在户部担任过户部主事，深知户部弊端，尤其天下财赋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他决心革除积弊，实行改革。上任第一天他就亲自看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道库里存银几何以及出纳情况和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眼看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之账竟如此糊涂，为官员贪污提供了极大方便，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折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青吏

10、，故吏权目张，而财政愈葬，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清政府库款困乏，也有整顿度支的迫切要求，所以同意了阎敬铭的奏请。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所谓三库，是指户部管辖的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为天下实物贡品收藏处，库内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得无法使用，加上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更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比想象的大得多，管理银库的差役、官员没有不贪污的，甚至连做苦力的库兵都利用搬银子的机会，把银子塞在肛门里面偷出来。职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十个里面最多

11、有一个是准的，真是弊端累累。阎敬铭一反过去堂官所为，花了很大力量，亲自入库清点，认真查对出纳档案，并清查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他的做法和态度震动了朝野。通过查账查库，阎敬铭当场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奏参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担任司官的姚觐元、董俊汉、杨仅典和满族人启某。姚、董等四人受到清廷“革职回籍”的严厉惩处。清查三库，是清末一次很重要的查账理财活动。通过这一次清查，朝廷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国库到底存银几何，对自己的财政有了详细彻底的了解。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都很少。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一职。

12、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于是他命令对山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极力宣称审计不可行，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百般阻挠。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有敢阻挠者斩。”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能够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朝廷规定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标准，核对审查山东省各州县的财务收支，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随后，阎敬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查抄了一百五十三人的家，斩杀差吏数人，辞退幕僚十余人。他又对山东省的财政活动订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山东各级官府赋税的征收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逾期不报，即将负有主要责

13、任的官员立刻革职。自此，幕僚、差吏们不敢再复效前辙，侵冒贪污了。几年之后，山东省银库存银由数千两增至五百万两。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在清朝，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人私囊。户部明知有弊而给予报销，就要私收贿赂，通同作弊。云南的军费报销，早在阎敬铭入京执掌户部的半年前就已开始舞弊，云南巡抚派粮道崔尊意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来京打点门路。他们先找军机处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通过周瑞卿找到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游说。然而户部书办一

14、口要13万两银子的巨额“打点费”，潘英章等人嫌太多，正在讨价还价的当儿，传来了阎敬铭即将进京接管户部的消息。他们深知阎敬铭的为官为人，赶紧抢在前面，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像这样的行贿，在户部早已习以为常，百官们明知内情也不敢揭发，因为它往往牵连朝中大员，故而积弊愈深。阎敬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事关重大，朝廷不能不问，但谕旨只派刑部审查，并轻描淡写，对王文韶、景廉明显有保护的意思。可是谕旨一发，案子想收也收不住了，御史洪良品把知道的底里一古脑儿揭了出来，要求对景廉、王文韶即行罢斥，听候查办。随后邓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行审理云南军费报销案，对王文韶等人严历制裁。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奏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之下，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子到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如受赃的户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