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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用烟贩建立起的公司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在众多烟贩中,威廉·

渣甸是最为有名的一个。

1786年,威廉·

渣甸出生在苏格兰,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临床和产科学课程。

毕业后即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

威廉·

渣甸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拥有英国王室颁发的皇家特许状,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

这些贸易不仅包括当时欧洲人所追捧的瓷器、丝绸、茶叶,还包括鸦片输出与殖民掠夺。

当时清政府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鸦片贩卖量平均每年高达900吨。

鸦片带来的高额利润使随行在商船上的人都蠢蠢欲动。

根据英国法律,破坏这种专利权的人将被处以绞刑。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职员订有特别优待章程,允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

至于这两箱私货究竟是什么样的物品,并没有相应的规定。

渣甸迅速熟悉了这一规定,他的专职工作由救死扶伤转变为鸦片走私。

一箱鸦片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润,可以让威廉·

渣甸丢弃自己的良心?

据威廉·

渣甸的私人信件透露:

“在最好的年头,总利润往往高达一千银元一箱。

”这里的货币单位“元”指的是西班牙银元,一枚西班牙银元的重量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至七钱三分。

一千银元约合白银700多两。

而东印度公司制作一箱鸦片的实际成本只有237卢比,约合白银47.4两。

就算东印度公司以当时的最高价格2438卢比(约白银487两)一箱卖给烟贩,烟贩从中依旧能获利200多两白银。

这样高利润、无风险的买卖对于威廉·

渣甸来说,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销往中国的鸦片仓库

1817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财产的威廉·

渣甸离开了东印度公司,走上了贩卖鸦片的“散商”之路。

在1817到1832年创办怡和洋行前的这15年时间里,威廉·

渣甸贩卖鸦片的范围遍及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中国的广州乃至渤海湾,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他越发沉迷在鸦片带来的暴利之中,“胃口”也越来越大。

19世纪20年代末,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逐渐动摇,这让威廉·

渣甸看到了机会,他所期待的公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时机就要到了。

1832年7月1日,威廉·

渣甸与合作伙伴詹姆士·

马地臣在广州创办“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威廉·

渣甸正式完成了从“医生”到洋行“大班”的转变。

怡和洋行的“两张脸”

洋行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最先出现在我国广州地区。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商馆,这是中国最早的洋行。

之后,洋行陆续在广州设立起来。

其中,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的从事代办买卖的柯克斯理德行和1824年马尼亚克设立在广州的马尼亚克公司成为“怡和洋行”的前身。

1829~1830年间,马尼亚克公司对华独销鸦片5000多箱,价值450余万西班牙银元,占当时中国进口鸦片总额的1/3。

渣甸重组两家洋行的目的不言而喻。

然而,早在清朝雍正七年(1729),针对鸦片的进口远超医疗所需的情况,朝廷就颁布过禁烟法令。

在道光年间又多次修订禁烟法令,规定:

“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

”并对收受外国船只贿赂、帮助其寄存鸦片、甚至与其合伙开设窑口贩卖鸦片等官兵罪行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可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期始终禁止外来商船对华进行鸦片输入。

为了能够“合法”地在中国进行贸易,怡和洋行拥有了“两张脸”。

明面上,怡和洋行向中国输出布匹、木材、食品、纺织品、五金等物,从中国向国外输出的是以茶、丝、麻为主的各种土产品。

1834年,怡和洋行迅速占据了广州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

但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远远不能满足威廉·

渣甸的欲望,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才是他真正的“面目”。

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销售鸦片的行列后,怡和洋行迅速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

渣甸利用贩卖鸦片带来的大量利润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品运回英国高价售出,再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鸦片贸易之中。

明面上与暗地里的贸易相互配合,到1837年,怡和洋行已拥有资本261.3万西班牙银元。

为了能够“合法”进行鸦片贩卖,威廉·

渣甸还贿赂清廷各级官吏,使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使鸦片对华输出量大为增加。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统计:

“从1821年至1828年,平均每年进口鸦片9708箱;

从1829年至1835年,平均每年进口增加到18721箱;

从1836年至1839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万箱。

赶走“铁头老鼠”

渣甸狡诈多变,善于钻营,中国人厌恶地称他为“铁头老鼠”。

时至今日,在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香江话事》中,还杜撰了威廉·

渣甸“铁头老鼠”绰号的由来:

“渣甸在广州俱乐部被围观者用石头击中头部后,面不改色,只是以顽强的苏格兰人的达观耸肩蔑视伤口。

”实际上,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就称呼他为“铁头老鼠”。

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一份奏疏中揭露:

“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

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外商对中国大量输出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记载,一位英国人也说:

“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

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摧毁他们的灵魂。

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19世纪80年代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一进烟馆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从国家经济层面上讲,鸦片泛滥造成了清朝白银的大量外流。

据刘鉴唐先生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考察》中统计:

“1800年到1834年间,中国外流白银达六亿两。

”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的局面;

同时引发了清政府财政危机,出现了国库空虚的情况,为填补财政空虚,清政府加大力度盘剥百姓。

从社会层面上讲,鸦片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毁了百姓的身心健康,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争相吸食鸦片,甚至军队士兵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国家积贫积弱,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838年底,清代道光皇帝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家书“与弟元抡”中说:

“愚兄在出京城之前,就先派遣脚程快的人,日夜兼程赶赴广东,调查这个人,监视他的动静,愚兄人还在路上就已经得到报告,说是奸夷喳吨(威廉·

渣甸)本是英吉利国到香港来贸易的商人,盘踞在广东省洋人会馆内,已经有二十年了,绰号‘铁头老鼠’。

他与汉奸向来互相串通勾结,鸦片之所以泛滥,实在是要数这个洋鬼子为罪魁祸首。

由此可见,林则徐认为威廉·

渣甸是广州头号的鸦片贩子,想要尽快地将他捉拿归案。

但威廉·

渣甸却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际望风而逃。

这在“与弟元抡”中也有记载:

“等我抵达广东省城,这个洋鬼子已经闻风而逃。

原来就在去年腊月,这边已经到处传出消息,说是钦差一到,首先就要将喳吨问罪究办,这个洋鬼子于是就请求上边发放通行证允许他去到澳门,好搭船回国。

虽然没能将威廉·

渣甸查办,但是他逃跑回国,使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失去了重要的阻力。

林则徐对外称:

“铁头老鼠,狡猾的鸦片走私头目,畏惧天朝的愤怒,已经回到烟雾之地。

”林则徐共收缴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数量占第一位。

在林则徐的主持下,1839年6月3日至25日,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

“撬开中国牡蛎的壳”

在禁烟的同时,林则徐还致信英国女王,痛陈鸦片带给中国的危害与英商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卖,希望英国国会能予以制止。

但是,逃回英国的威廉·

渣甸却舍不得在中国获得的巨额利润。

他扬言:

“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

”他潜逃回英国后,更是积极地鼓吹对华战争,成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

早在1830年,威廉·

渣甸就联合在广州的商人上书英国国会,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1839年,威廉·

渣甸回国后向英国首相巴麦尊列举侵华的种种好处,力图说服英国国会发动战争。

英国首相巴麦尊一直奉行对外扩张策略,在他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侵略中国他更是蓄谋已久。

1833年,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两道训令是:

“开辟商埠,推销鸦片;

获得军事据点。

”此时,威廉·

渣甸的归国无疑给了他绝佳的机会,巴麦尊向威廉·

渣甸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的情况,二人一拍即合。

巴麦尊

在1839年10月26日和27日在给巴麦尊的两封私人信件中,威廉·

渣甸提出了利欲熏心的“渣甸计划”。

渣甸在信中详细记述了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作战所需军队和战舰补给以及战后英方应提出五口通商、战后赔款、订立条约等要求,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在威廉·

渣甸与巴麦尊等人的策划下,英国于1840年6月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

在鸦片荼毒下的中国没能抵挡英军的进攻,最终战争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

中国这颗牡蛎的壳,最终被英国以武力撬开,开始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1843年,威廉·

渣甸去世,但是怡和洋行的继任者们并没有停止贩卖鸦片的步伐。

直至1872年,怡和洋行才放弃对华鸦片贸易,走向“漂白”之路。

怡和洋行的建立伴随着罪恶的鸦片贸易,一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

回望这段历史,希望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历史曾带给我们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不让这段历史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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