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哲学的历史意义西方哲学西风东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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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03）01-0005-07

贺麟先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58年，至今已经四十多年，期间也曾读过多遍，总觉得不大容易得到要领。

因为抓不住主要思想脉络，对于他何以有如此巨大影响，也心存疑问。

表面上看，《伦理学》的论述方式是非常古老的，它几乎完全模仿几何学的方法，先有一批“公则”，每一个“公则”下都有简短“证明”；

然后有许多“命题”，“命题”下不但有“证明”，“证明”下还有一些“附释”，形式上是很刻板的，现代的人读起来会有“枯燥”之感。

逐渐地，我从他那“枯燥”的“证明”过程中，体会出一些意思来了，觉得形式虽然“刻板”，但是内容还是很过得硬的。

只要你静下心来认真读，就会觉得他用“证明”的方法把哲学-形而上学的命题“推导”出来，显得是那样的坚定不移，要想反驳它，倒也是很不容易的。

哲学不能舍弃“论证-证明”，这本是古代希腊为欧洲哲学奠定的基础，基于一种确定性的寻求和追根寻源的精神，比起那种重“感悟”的方法来说，各有长处。

在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时，我们深深感到他那种把“证明-推理”方式运用到哲学问题上以求笛卡儿所谓的“清楚明了”的“知识”的努力，的确取得了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斯宾诺莎是把自托马斯以来对于“神-实体”的“证明-论证”的确向明晰化、坚实化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所以，不管你同意他的观点-结论与否，要想在他的“推理”过程中去“动摇”这个过程，却是不大容易的。

譬如他的基本命题“上帝-实体-自因”的“界说”，开宗明义的一句话，说明“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先设定“本质”“必然”“包含”“存在”，应该说，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ousia）”论，要“推进”了许多。

这不仅仅是思考的人多了，有了进步，而且也是拉丁文化的交融，使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有了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把“existentia”和“essentia”更明显地标志出来，在语词里找到了更恰当的表达形式；

当然，正像后来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也使得那原始的、本源性的同一性被分割开来了。

不过，在我们的思路历程上，这种“区分”，也是必要的，实际上斯宾诺莎这个“自因”的基本含义，也正是强调那个原始-本源性的“存在”Being，esse，而不同于一般经验的“存在”（existentia），“自因”乃是“本质”（essentia）和“存在”（esse）“必然”地“统一”在一起。

“存在-本源性存在-Being”，正是“自己-物自己”。

“自因”即“自己”。

关于“上帝-神”的“存在”也必须-需要有一个“证明”，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有点自相矛盾问题，因为按照“神-上帝”的“定义”，它既是“绝对”的“完满”——全知、全能、全善，而且为天地万物之“创造者”，则就像它的本质-定义必然包括“存在”一样，它的“存在”，也就必然包括了自身的“证明”——“神-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缺乏”，更不接受外在-他者的“命令-必须”。

实际上，“神-上帝”“存在”的“证明”乃是“哲学”在向“宗教-神学”“下命令-发指示”：

你需要并必须作出“证明”。

这时候，“哲学”是“法官”，“神-上帝”居然处于“被告”的地位!

然而，“宗教”居然“容忍”了“哲学”的“质询-盘问-审判”，它自信“神-上帝”“经得起”这个“考验-考问”。

果然，不仅哲学家，而且一些有哲学倾向的神学家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亦即把“神-上帝”放到了“理性”的“审判”台前“盘问”。

这个“上帝-神存在”的“证明”，到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似乎有了一个小结，“上帝-神”的“存在”，在理性上是“自明”的，“上帝-神”的“本质”必然包含“存在”，因为“上帝-神”是“创世者”，是“自因”，“上帝”为“惟一”的“实体”，因而，从“上帝-神”的“本质-定义”中，就能“推出”“神-上帝”的“存在”来。

这样，“上帝-神”的“存在”，在理性上没有疑问，不可动摇，是得到理性的支持的。

“神-上帝”的“存在性-实体性-实存性”受到理性法律的保护，在哲学中有了“合法性”。

“哲学”支持-保护“神学”。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斯宾诺莎的“理性神学”。

斯宾诺莎这个哲学路线，经过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理性神学”路线得到深入的贯彻和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斯宾诺莎哲学受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一致推崇的一个原因。

斯宾诺莎的“理性神学”，以“理性”的“推论”“证明”“上帝-神”“存在”的必然性，使基督教“信仰”受到“理性”的保护，在人类的“理性”中找到了根据，而不必归于盲目的情绪和神秘的“天启”，这样，基督精神就根植在人类理性之中，成了人人必须遵循的定律，像几何学一样，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承认。

从一方面来说，基督教得到了一层保护色彩，接受了过去认为是异类的希腊哲学精神；

另一方面，就哲学来说，哲学的“理路”也进入了“宗教”的领域，以理性的方式，以理性的推论“化解”宗教问题，显示着“理性”对于一切领域的可行性，同时也扩大、推广了自己的视野，而且通过这种扩展，使自己得到磨练，使自己的理路得到深入。

“理性神学”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斯宾诺莎既然将“神-上帝”理解为“本质”必然包含了“存在”的“自因—自由者”，他就把这个“神-上帝”和整个哲学从希腊以来的传统密切联系了起来，“神-上帝”成了希腊哲学追求理解的“始基-根-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神-上帝”就是“实体”。

这就意味着，宗教的“神-上帝”乃是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尽管是最为基本的概念；

宗教的问题，终于“化解”为哲学的问题。

就哲学的发展来说，哲学引进了宗教的问题，努力化解它，这项工作也并没有白做，对于哲学的传统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知道，哲学自从提出了“始基、根、原子、理念、实体”等理论以后，常常遇到一个理解上的问题，亦即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就成了“问题”。

“始基”是什么?

早期伊奥尼亚学派说，是“水”，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是“火”，然后有四个“根”，然后有“努斯”，然后有“原子”，然后有“理念”，然后有“实体”，好像是越来越“概括”，但也越来越“抽象”。

问苍茫大地，何处是“实体”?

“实体”连同它自身包括了的“存在”，都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概念化”，最后只能到“思想”里去找它了。

哲学问题的抽象化、理论化使它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

哲学本以为“形式化”、“概念化”能够挽救哲学，防止它等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然而这条“超越”的路线却把哲学引导到一条死胡同。

哲学要“回到”“现实”，要从“天上”回到“人间”（西塞罗语）。

然而，“人间”已被各种日益发展的经验科学“瓜分完毕”，哲学何处存身?

正当哲学在古代罗马时期一度“降格”于“实际事务”，身陷“折中主义”而不能自拔，更由“大智慧”而“蜕变”为“小计谋”之紧急关头，基督教的传播，有如雪上加霜，釜底抽薪，使哲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看看自己长期困惑的问题。

基督教居然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决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哲学看来，似乎因缺乏理性而非常独断，但却在现实生活中显示了有顽强的力量。

哲学发现，就“终极性-原始性”关怀来说，宗教与哲学似乎有着相通的问题，但是思路却完全不同。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古代希腊，它的思想模式是经验科学。

当时经验科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靠搜集、观察、研究“感觉材料”加以总结概括的广义的“物理学-自然学”；

另一方面就是“数学”和“逻辑”的“形式（推理）”科学，当然在实际上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哲学”要不同于它们，但是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超越”出来。

什么叫“超越”?

什么“需要”“超越”?

“超越”就是要“超越”“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需要”从它们那里“超越”出来。

从这个思路出发的最高水平，是达到“第一因”的观念。

“第一因”可以说是这条思路下的一项最为重要、最值得称道的伟大成果。

然而，“第一因”的原理，又是从何“推”出来的?

“第一因”的思路显然来自“经验”的“超越”。

我们知道，无论当代科学或哲学如何看待“因果”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对于“因果”的必然性在“现象-现实-经验世界”之有效性是相对地持肯定态度的，当然，并不否认“怀疑论”在这方面的警策作用；

特别是自然科学本身，一般并不对“因果必然性”持怀疑态度。

因果性-必然性被认为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途径。

在这种思想笼罩下，“哲学”要“不同”于一般经验科学，就必须从这个“因果”系列中“超越”出去，进入另一个境界-领域，这个领域，本身“不同于”“因果系列”，是这个无头无尾的因果系列的“第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这个“最后”和“第一”，因为否则我们的知识就会失去“确定性”，就会陷于“无定”（apeiron），而得不到“真知识-真理”。

在这里，我们暂先“搁置”其他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已有不少哲学家讨论过，我们的问题集中在这样一点上：

这个“第一-最后”的“原因”是从经验科学那里“推论”出来的，是经验（科学）的“概括-总结-抽象”或者叫“升华-超越”，都是一个意思，即它来自于“经验”。

用中国人的成语来说，“哲学”从“经验科学”里“脱颖而出”，至少在思想的途径上是如此，“哲学”成为“第一”，但就思想进程来说，它又是“最后”，是从“经验科学”那里“超越”出来的。

这个思路本身隐藏了许多问题。

在这